陈毅带回中央九月来信
陈毅性格豪爽、光明磊落，被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后大感意外，认为同志间开展批评是正常现象，完全没有想过自己要去取而代之；同时感到自己挑不起这副担子，赶忙给中央打报告，“望中央速派人来”。根据中央来信希望“派一得力同志”去中央汇报工作，前委决定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并出席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
陈毅到上海后，先是用一星期的时间写出了《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等五篇书面材料，随后于8月29日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汇报。陈毅详细回顾了红四军的建立和发展过程，陈述了红四军党内矛盾的演变，并一再表明他当不了红四军的前委书记，说到毛泽东“在政治上强”。政治局决定成立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起草中央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
周恩来作为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一直密切关注朱毛红军的行动和发展。通过陈毅的汇报和介绍，他对朱毛红军的状况特别是当前的争论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他高度评价红四军创造的做法和经验，对毛泽东敢于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不同意见的做法表示赞赏。他指出，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李立三也参与了部分讨论，指出红四军存在的流寇思想和极端民主化倾向。在此基础上，陈毅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后由陈毅带回，史称九月来信。信中对红四军工作任务作出了一系列明确的指示，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日夜兼程回到红四军，于10月22日在前委会上作传达，随即请毛泽东回来复职。11月，毛泽东收到了中央的九月来信和陈毅写给他的信。朱德、陈毅派部队来迎接毛泽东，这时毛泽东的病也基本好了，于是坐担架回来了。陈毅、朱德都作了自我检讨，毛泽东也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红四军三位主要领导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
一次“永放光芒”的会议
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给中央回了一封信。信中说“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在红四军召开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被提上议事日程。
为了开好这次大会，毛泽东同朱德、陈毅在军内外开展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同时领导红四军进行了10天左右的政治和军事整训。通过与基层代表的广泛讨论交流，毛泽东掌握了大量一手材料以及活生生的例子，如某大队“来了一个最喜打人的大队长，群众送给他的名字叫做铁匠”，士兵充满了怨恨空气，等等。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亲自起草了长达3万字的8个决议案。
1929年12月28日、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大会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前委。
古田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涵盖诸多方面，归结起来，主要回答了两大问题：一是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把以农民为党员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二是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
在党的建设方面，指出“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肃清党内存在着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决议指出必须加强组织建设，重申“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为保证党员的质量，决议提出了以后发展党员的条件，包括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忠实、没有发洋财的观念等。
在军队建设方面，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贯彻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完全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为新型人民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
时光荏苒，85年后，经习近平主席亲自提议，2014年10月30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寻根溯源，赓续血脉，研究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军队的重大问题，被称为“新古田会议”。古田，再一次成为开启强军新征程的历史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