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国西乡山区有一个四面环山，西津河纵贯全境的小盆地。一条古色古香的徽式街道临河而建，绵延二三里长。碧波、白墙、黛瓦，很有些徽风徽韵。因为街道只有半边，所以在当地颇有些特殊，提到半边街，附近的人都知道是指东岸小镇。街上有位姓刘名大猷、字海涛的先生，是当地有名的开明乡绅。一九二五年二月初十，正是初春时节，刘海涛先生的第三个孩子降生了，伴随着一声嘹亮的啼哭声，佣人向守候在房门外的刘先生报喜：“是个漂亮的女公子”。父亲根据族谱的字辈为她取名光国，字暋。
一、 山河破碎家国恨，求学求真向光明
刘家是个大家族，祖上崇尚读书经商。在湖北老家，祖父是个有功名的读书人，听说皖南人少田多，一担箩筐从“湖北下江南”，落户宁国东岸酒家村。经过几代人的惨淡经营，在东岸有商店，宁国、宣城也经营着木材、茶叶、桐油等生意。家境变好了，但乐善好施的家风一直未变。从祖父时起，每年家中都要养几十只乳鸽，但这些鸽子自家人从来没享用过，而是无偿为邻里乡亲生病时滋补身体备用的。哪家有人生重病，晚上就抓一只给病人送去。刘家的‘刘恒鑫’店铺因童叟无欺、诚信为本是当地的金字招牌，生意红火。而贫苦百姓赊账的也不少，有的还是祖父手上欠下的，几十年的欠条不知有多少。民国二十三年，东岸发生百年不遇的旱灾，老百姓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父亲决定全部免去这些欠款，并要母亲带着九岁的小光国随朝奉（店员）逐村逐家将欠条字据送给当事人，并当众烧毁。由于母亲是小脚，不便远行，还专门雇了一顶轿子。在赤坑坞送欠条时，她们看见一个妇女带俩女儿在草堆旁晒太阳，大冬天衣不蔽体，不敢见人。回家后母亲立即找了一些衣服，专门派人给那母女仨送去。耳濡目染，养成了小光国同情弱小、关心他人疾苦和为穷人做实事的良好品德。
乡绅刘海波是位开明的父亲，小光国很早就被送到学校读书，东岸小学虽小，却有几位见过世面，颇有进步思想的先生。其中一位汪若海老师，是大别山岳西县人，一九二七年前后，曾任中共岳西苏维埃区政府文教委员。革命暴动失败后，转移到宣宁一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他经常给小同学们讲时局，宣传进步思想和抗日主张。汪老师为学校取名“作新”小学，成立了学生自治会，特别鼓励女同学长大后要为妇女解放事业而奋斗。“作新”小学先后设在东岸街上的刘光国伯父刘海峰家和黄家、洪家祠堂里。每逢“五一”国际劳动节，汪老师就安排学生以抵制东洋货为主题画漫画、写作文，并组织学生到祠堂门外的街上演讲、张贴标语。这在小光国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对她革命理想和信念、以及性格的形成起到了重大影响。汪若海老师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夏日的夜晚，小光国常和一些小伙伴燃起火把，卷起裤脚，下河摸蟹找虾。有时遇到大螃蟹，也很害怕，于是就想起了汪老师“视蟹如日寇”，顿时勇气大发，果断下手捉拿了。清时时节，她还喜欢和同学们到野外踏青，名曰“短足游”，在山上采“娃娃拳”（蕨菜）时，便和同学们背诵汪老师教的“上山思齐夷，深知忘国耻，度命采蕨芽”诗句。暑假期间，小光国和伙伴们在小溪中造假山，但常被山洪冲废，可她们并不气馁，冲一次再造一次，因为汪老师曾告诉他们“失败是成功之母”，要怀抱理想，不惧失败。 父亲曾在宣城做木材生意，刘光国常随父亲来往宣宁等地。抗战爆发后，日机多次对宣宁一带进行狂轰滥炸。宣宁道上，许多平民百姓被炸得的尸骨不全，哀鸿遍野。看到这一幕幕惨景，更激起了少年刘光国对日寇的满腔仇恨。她暗暗在心中告诫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建设好国家，使国人不再受外敌欺侮。在作新小学时，刘光国已是一名能干的小姑娘了，她自强自立，有抱负，有主张，深受老师和同学们信赖，俨然成为学生中的小领袖了，于是她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会长，还兼任了学校图书馆副馆长。
日军占领宣城后，皖南宁国、旌德、泾县、绩溪等地成为抗日小后方。宣城中学等校也迁到偏僻的旌德江村，成立了联中，来自五湖四海的教师和学生聚集在这里，是当时青年学子们向往的地方。一九三七年，在宣城中学就读的刘光国随校迁往江村联中读初中。在抗日救亡的大潮中，刘光国深受进步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在刻苦学习之余，也投身于这一挽救民族危亡的洪流中。她踊跃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当时“联中晨报”就曾刊载她一篇“谈谈日本人的死”的文章，充分表达了她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和对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念。 联中毕业后，刘光国考入设在绩溪县的安徽省徽州农业职业学校茶叶专科，当时该校董事长为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由于她在政治上的进步表现，受到了当时在校读书的地下党人和进步青年的关注，校园里，经常有一些进步同学主动向她传送一些进步书刊。当时有一位叫王文田的男同学，是中共地下党员，经常将丁玲、鲁迅、闻一多的书和高尔基的《母亲》《童年》借给刘光国。这些书籍是当时国民政府明令禁止的，王文田离开时总是低声叮嘱一声“收好”。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引起了当局的恐慌，国民党军警到学校逮捕王文田等人，王文田等在有正义感的校长及教师保护下，或提前潜逃，或越狱逃生。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刘光国成长为一名向往革命的进步青年，初步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 从徽州农校毕业后，刘光国于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在宁国县建设科农业改进所任见习员。衙门压抑的氛围，加上抗战时局变化不定，她很快便辞去工职。赋闲在家时，她与两位杭州女同学白天读书议论时事，晚上教街坊邻里小孩和附近村上牧童识字、唱歌。期间，旌德江村联中进步同学谢德行等人常来信探讨国事，除了谈抗战形势，他们还在信中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宣传共产党的进步思想。
一九四三年，吕辉受中共皖南山地中心县委指派，带领游击队在板桥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反动派对板桥实行严密封锁政策，各地商行都有特务严密监视，禁止物资流入根据地，使得根据地物资匮乏，生活十分困难。一九四六年初，娘家住板桥的女同学仰惠卿找到刘光国说：“家里兄弟姐妹多，想买一些布匹、食盐、药品，用量较多，我怕别人说闲话，请你帮忙买一些，好吗？”知道仰惠卿的两个哥哥是游击队里的人，刘光国明白这是游击队急需的东西，便爽快的答应了，找亲戚黄小翠帮仰惠卿完成了任务。不久，仰惠卿又找到刘光国，要她想办法了解方塘乡碉堡里国民党行动队的兵力、武器配备情况。这可是一个难办的事，于是刘光国找到酒家村一个叫罗作相的邻居，要他以卖小猪为借口混到碉堡旁摸清情况。后来，游击队向东岸等地发展，多次派冯和忠、喻家顺、穆大发等骨干到东岸活动，大多是刘光国利用族人、亲戚、同学等关系，在东岸外围的酒家村、兴隆街、大小云岭沟秘密安排落脚处，为游击队的活动提供帮助。 经过一段时间接触，游击队领导吕辉感到刘光国值得信赖，决定与刘光国见一面，并通过她找到东岸一些有影响的开明绅士宣传我党的主张，于是游击队派人通知刘光国到山伯坑有任务。山伯坑是方塘与东岸之间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零散住居着十来户人家。村里有个叫刘光银的农民，是刘光国的族兄，他家就是游击队秘密联络点。皖南山区的冬天来得早，去的也特别晚。那天，天上大雪纷飞，地上积雪漫过膝盖。经过整整一个上午，刘光国才艰难地走完十几里山路到达山伯坑。在刘光银家，刘光国第一次见到了传奇英雄吕辉。吕辉虽是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但当时年仅二十三岁，他中等偏高身材，眉清目秀，一笑还露出俩可爱的小虎牙。刘光国眼里，他既有读书人的文气与英气，又有一般年轻人少有的成熟与稳重。简单的问候了刘光国后，吕辉开门见山的说：“我想见见东岸商会的负责人，你能帮忙联系一下吗”？根据吕辉的要求，刘光国写了一封信，叫来自己的哥哥和东岸商会会长曹明辉。吕辉向他们宣传了我党的政策和主张，并要求他们多与共产党游击队合作，支持游击队的斗争。两人表示一定按吕辉首长的要求做。 刘光国频繁的参与游击队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宁国县党部的注意。县党部书记宋楚吾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说，宁国西乡有嫌疑份子，命令县国民兵团中队长唐述玉人到东岸抓捕刘光国、仰惠卿。唐述玉带人到东岸后，东岸乡自卫队副队长洪立新是刘光国同学，立即将消息告诉刘光国，建议她避一下。得知消息，刘光国、仰惠卿商量后，决定转移到板桥，找吕辉游击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