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军营过的第一个“八一”建军节
■屈全绳
一晃57年过去了，我在军营过第一个“八一”建军节的景象依然长在脑子里，忘不掉，抹不去。
那是1962年的建军节，我入伍还不到两个月，不知道建军节如何过法，相信团里一定会把节日内容安排得丰富多彩。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节日。
我们团的前身359旅718团，是南泥湾大生产的主力团，又是被誉为第二次长征的“南下北返”模范团，还是徒步进军新疆的先遣团。最近被各大媒体宣传的老英雄张富清，就是我们老团队的6连战士。能在这样战功卓著、名声显赫的部队服役，自然感到无上荣耀。只是第一个建军节不像我原来想象的那样热闹，是在庄严肃穆、没有一点节日气氛中度过的。当天有三件事情记忆犹新。
第一，军号齐鸣。
我们团当时编制3个步兵营，一个炮兵营，5个直属连，一个卫生队。团部、营部和连部都有司号员，团部通信股司号长平时训练考核全团司号员，每年对司号员吐故纳新，逢年过节进行军号表演。那天看到20多名号手（三营当时在喀喇昆仑山执行战备任务）齐刷刷地登上检阅台，人手一把军号，号上系着红绸子，新兵们兴奋得热烈鼓掌，以为号手要演奏交响乐曲。
英气十足的司号长站在号手方队前面正中央，右手握着军号，左手向上一举，二十几把军号同时吹响，声如黄钟大吕，阵势十分壮观。号兵先后吹了十几个号目，值星通信参谋让各连选拔一名新兵识别号目。我所在的4连选了一名来自宝鸡的孙姓新兵，大部分号目都能识别出来，为连队赢得了荣誉，其他连队识别号目的新兵大部分不及格。事后才知道，我们连的王副指导员是宝鸡人，又是司号员出身，他早就给识別号目的新兵开了“小灶”。
军号齐鸣结束，团参谋长用三句话小结：一是军号最能鼓舞部队冲锋陷阵。二是军号现在还没有代替的通信工具。三是干部战士都要学会按号声行动。说得干净利落，没有一句废话。
从此，我开始学习识别号目，到现在还能分清楚五六种号目的指令。
第二，授枪仪式。
授枪，是部队最神圣的仪式，也是让新兵最激动的时刻。不妨想想看，穿着崭新的军装，扛着刺刀闪亮的半自动步枪，朝照相机前一站，英姿勃发的战士形像跃然纸上，全家人看到照片该是多么高兴啊！特别是那些有女朋友的新兵，授枪前洗了澡，理了发，刮了胡子，用木板把衣服压得平平展展，再缀上领章、帽徵，人显得格外精神。可是我却高兴不起来，也没有特别庄重的仪式感。因为给我授予的武器是60迫击炮——火炮体系中最小的炮种，一只手也可以拎起来。
授枪仪式以连为单位进行。我所在的4连4排，由两门60炮和两具40火箭筒组成，分称炮兵班和火箭筒班。八一节上午军号表演结束，得知下午不给我们4排新兵授枪，但要参加授枪仪式，大家心里都不痛快。连长张志德听说我大发牢骚，要求调到步兵班参加授枪仪式，专门找我个别谈话。他说，斯大林讲过，炮兵是战争胜利之神；还有谁讲过，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我顶了连长一句：侵华日军中将司令阿部规秀也是被我军炮毙的，但那是82迫击炮，不是60炮。张连长听完没好气地说：你们班班长、副班长配了冲锋枪，另有两支公用半自动步枪，下午参加授枪仪式，哪个新兵出列受领由班长、副班长指定，不能由着你的性子来。
说来也巧，我的同桌同学刘水恭也分配到炮兵班，在另一门60炮当炮手。班长陈振帮得知这一层关系后，索性让我俩参加受枪仪式。
我受领的这支半自动步枪，枪身漆已磨损，不知道在多少人手中立过汗马功劳。接过这支旧枪我并没有多少激动，更不敢违犯军纪携枪出去照相。那时候枪弹不分家，枪柜不加锁，除了持枪站岗，我手里的半自动没有别的用场，反倒增加了一项保管枪弹、擦拭枪弹的任务。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支步枪也与我过不去，让我在第一次实弹射击中出了大丑，成为4排唯一一名不及格的新兵射手。
我当然不服气，我怎么会服气呢？“左眼闭，右眼睁，对着缺口瞄准星”的口诀我背得滚瓜烂熟，我向班长请教射击技能的次数最多，我比别人预习的时间都长，我怎么能不如别人呢？我怀疑枪有毛病，要求班长帮我验枪，验完枪再打一次体验射击。
我的要求被张连长知道了，第二天他同班长把我带到靶场，仔细检查我的射击动作，发现我的问题出在扣扳机上。扣板机不是前后直线扣动，而是向右偏移，虽然只有几个微米的偏差，但应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这句老话，子弹飞出枪膛，自然不会在靶纸上钻窟窿。
在张连长亲自指导下，我又预习了两个小时。休息20分钟后，连长让随同军械员再给我5发子弹，在原来的预习位置上重打一次。射击结束，靶子上显示的成绩是42环。张连长笑着说：“瘸子总嫌坡陡，瞎子总嫌路绕。”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第三，写慰问信。
“八一”当天晚上，我被郑指导员叫到连部说：三营已经到达指定位置，团里要求营区每个连给三营写一封慰问信。你是团支部副书记，又是军人委员会的副主任，你代表我们连给三营写一封信，不要长，要热情；不要咬文嚼字，要上口顺溜。
受领任务后，文书把我领进连队俱乐部，又给我准备了两支断电备用的蜡烛，我开始闭门造车。当时我们新兵已经进行过几次战备教育，知道三营的作战地域是海拔四五千米的边境地区，作战任务是拔掉印军在我境内非法设立的哨所。战斗规模虽然不会太大，但遇到的困难和挑战难以想象。可是，我没有高原缺氧和实际作战的亲身体验，对慰问信到底写什么吃不准，直到熄灯号响过也没写出一个字。
子夜12点，郑指导员查哨回来，见俱乐部还亮着灯，进来问我“写好了没有”？我说：“没有。”郑指导员说，别想复杂了，一是向他们表示亲切慰问；二是祝他们大获全胜；三是希望他们早日凯旋。最后还要表示，我们四连随时做好上山支援他们的准备。
郑指导员说完转身离开，我在他明确的四层意思内又添油加水地补充了一些具体内容，骨感的慰问信一下变得丰满起来。临结束时，想到郑指导员“要上口顺溜”的要求，我又在末尾加了四句话：
印度老兵胡子长，
两个回合就缴枪。
三营班师凯旋日，
四连为君烹牛羊。
入伍后的第一个“八一”建军节就这样度过了。
1963年春节前，三营胜利完成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任务凯㫌。战后一批作战骨干被调整到兄弟部队，缺编人员由一、二营和炮兵营抽调兵员补充。一天上午，郑指导员找我谈话，说我被调到三营，下午去三营营部报到。
我打好背包，糊里糊涂地到三营营部报到。三营副教导员安志兴告诉我，听说四连那封慰问信是你写的，写得不错嘛！靳教导员点名调你到营部当通信员，一会儿他还要找你谈话，他喜欢你把一二三四排在每句诗的前头。我听完先是愣了一会儿，后来恍然大悟地解释，第一句是“印度老兵胡子长”，不是“一”呀！副教导员笑了：“印”和“一”发音差不多，读“一”也说得过去！
靳教导员即后来的南疆军区政委靳玉轩将军——我军旅生涯的真正领路人！不幸的是将军刚过花甲之年便一病不起，我只能通过《将军遗愿》那篇文章缅怀他的品格和风采。
（作者为原成都军区副政委，本文作于2019年7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