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治“五多”:别雷声大,雨点小

来源:解放军报作者:丁海明 张良责任编辑:张硕
2015-11-24 03:03

纠治“五多”:别雷声大,雨点小

——陆军第54集团军治理“五多”调研手记

■本报记者 丁海明 张 良

“五多”之扰,由来已久。从年初开始,军委总部就整治“五多”问题出台了不少意见要求和刚性措施。年终编筐收口之际,我们就“五多”问题“回头看”,既看到了部队各级整治“五多”顽疾的狠劲实劲,也看到了部队各级把自己“摆”进去、以基层为镜进行的深刻反思。 

透过现象看本源,我们发现,每个“五多”的背后,都闪烁着“四风”的影子;每个“五多”的出现,都晃动着政绩观的偏与正……

由此,纠治“五多”问题,实质是转变治军方式的过程,是依法治军道路上必须翻越的一道作风山梁。

关于“五多”,方方面面已说得很多。“五多”的成因,也早清楚地摊在了各级党委的桌面上——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政绩观偏移……“五多”的解药,同样摊开在大家眼皮子底下——转变领导作风,改进治军方式……

应该说,“五多”的成因没找偏,“五多”的解药也对症,但为何“五多”依然生命力顽强?陆军第54集团军某炮兵团不久前组织机关与基层换位体验,到“五多”末端体验“五多”、破解“五多”,记者到这个团采访调研,记录下他们体验中的体会。

宣传股干事李文鑫刚刚在四营二连文书岗位上体验了一天。他交给记者一份他当文书这一天的值班日记,轻叹了一口气说:“当文书真累!”记者粗粗掠了一遍他的值班日记,看到他这一天接到的机关文件通知有9项,电话通知有3项,去文印室打印文件两次。二连文书、中士孟宪礼介绍说,这只是文书再寻常不过的一天。

不识庐山真容,只缘身在其中。过去两年作为一名机关干部,李文鑫知道“五多”,也在思考“五多”,但到底哪些算“五多”,该怎样减少“五多”,都不如此次在最末端看得真切,认识得深刻——

有时要求过于“急”。每个机关干事办公桌上都备着一部电话,一伸手抓起来就能打。这边刚组织了一次精神传达,要求立即上报思想反映的电话已经打到了基层……如今想来往往没必要那么急,或者说那么急了解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深层次的情况;

有时标准过于“高”。上级的要求,转到基层时层层加码,看似“高标准”,其实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高标准”;

有时考虑“好看”多。电视电话会议,为了照顾场面,有时凑了场面……

李文鑫这些感触真实而深切,但不算新鲜。因为在关于“五多”的反复调研中,这些问题早已被发掘了出来。

“这些问题都不是新问题,并且早就像‘过街老鼠’一样,被我们喊打了多年。但为何这么多年仍然没有销声匿迹?”一起参加座谈的该团政委梁中辉接过了话茬,“对于‘五多’问题,我们是不是雷声大,雨点小!看看这一两年来发生的令人信服的变化,公款吃喝治住了,公车私用治住了,曾经的‘铁帽子王’治住了……真要下决心治理,哪有治不了的‘顽疾’?”

这是不是“五多”打而不死的七寸?我们围绕“雷声”和“雨点”的问题在陆军第54集团军展开采访,军师团各级机关干部一致认为,这委实是“五多”久病不愈的一个“病灶”——

上上下下喊打这么多年,“五多”早已臭不可闻,但仅仅否定“五多”制服不了“五多”,真到末端去查一查,“五多”有多“多”?一些“五多”不仅没有受到批评、处理,反而堂而皇之地躺在各级的总结报告里,作为政绩接受表扬,所以有人对“五多”嘴上“怨多”、手里“造多”,有些喊着“五多”的人,可能正是制造“五多”的人……

李文鑫告诉记者,他从文书的角度观察,这天下发的9项文件通知中,“召开周交班会”“规范紧急出动流程”两项可以不下发,因其本就是常态性的工作,有惯例和固定时间,不需要额外再下发通知。但因为缺乏“五多”评定和惩治机制,这些多此一举的文件下发也就下发了,没有谁会因此而受到批评或责罚。甚至可以说,有些“多”明里是“错”的,但“多”的制造者却因为在这“多一事”中体现了责任心,在暗里是“对”的。

记者采访得知,通过此次组织机关基层“换位”,纠治“五多”从“喊打”到“真打”,确实让制造“五多”的人受惩戒成了该团党委机关的一个共识。他们出台了一些“真打”的举措:定期评定机关组织的活动是基于总结还是基于效果;请基层官兵反映、评价机关工作,作为评定“五多”的参考;文电、通知等被认定为“五多”之列,负责人做出检查……

短暂的“换位”换不来每时每刻的换位思考,从“喊打”到“真打”也不会一下子打掉所有滋生“五多”的惯性思维,纠治“五多”,我们还有哪些观念要扭转,哪些认识要澄清?

该团上级师机关组织科科长汪灿辉说,纠治“五多”给我们的最直接启示是:凡事要自己照镜子。作为师一级机关,对总部、集团军而言,我们是基层;对基层而言,我们是机关。我们不能在面对上面时反映“五多”,却在面对基层时忘记自问一句“多不多”;作为同级科室,我们不能一眼看出别人的“多”,看自己时却又觉得“少”,每个部门、每个参谋干事都觉得自己“少”,“五多”当然铺天盖地。

“五多”到底该怎么评判?除了那些显而易见不是基于效果的活动和做法,有一条置之何时何地都适用的标尺吗?集团军宣传处处长梁申虎认为,多和少本就是一对哲学概念,多和少之间没有一条绝对的界限,我们不能盲目喊多,也不能机械减少,就像官兵福利一样,随意发放违规,不问青红皂白全部砍掉也不对,关键要科学分析,准确定性定量。

换位思考不应是单向的,基层也应站在机关的视角上思考“五多”。去年初从侦察股股长提升为二营营长的付红凯看法颇为公允:无论“五多”怎么减,机关与基层“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状态不会变。机关应当尽量把“千条线”理顺一些,合并一些,但基层归拢好、统筹好这“千条线”的职能不容推却,我们总得学会泡茶与烧水的辩证与统筹。不然打起仗来,千个战机、万条指令,还不得慌了手脚……

有些思索长远见效,有些认识立竿见影。李文鑫说,体验归来,他拿起桌上那部电话不再像过去一样随意,他会停顿一下,思考一下这个电话是不是必须打?有多大实际效果?是不是可以改进一下方式……

世界上的事情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我们欣喜于他们纠治“五多”的努力,更期待更多的共识与良药,更多的自省与行动,我们相信,只要真下决心治理,没有治理不了的“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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