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10日，西藏自治区，山南军分区边防某营官兵，一名战士跑步训练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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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换个心情，可以看到这一路的不少景致其实是“诗情画意”的。他们在轰鸣的水声中穿过竹林，绕过瀑布，跨过乱石，从五六人才能合抱的参天大树下经过。会与猴子、黄羊、野猪、松鼠和小熊猫打照面，会见到质地密实、刀枪难入的稀有树种红豆杉。头顶有看不到影子但歌喉动听的鸟儿，也有美貌惊人但叫不出名的鸟儿。
但是，那种对风光的好奇早在第一次巡逻中就消磨殆尽了，每个人提起这些路，都会使用一些描述炼狱的词语。因为等在前面的，也许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这是国家无战事但边关有牺牲的年代。六连有据可查被追认为烈士的就有14位，因公牺牲者远多于此。在杨祥国出生那天，1984年的一天，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张贵荣到此踏勘道路时心脏病发作，痛苦地拽着马尾死去。
所有烈士中，最年轻的看着像个孩子。2005年，19岁的古怒在巡逻途中摔下了悬崖，他的目的地是“阿相比拉”——当地语言所说的“魔鬼都不愿去的地方”。
古怒是杨祥国的同乡，比杨还要瘦小。杨祥国是他的班长，余刚是他的排长，但他们都因事缺席了那次巡逻。余刚正在昆明参加军校的考试，“我们有一个人没了”，他接到电话。他第一反应不是古怒，是“最不听话”、令他最不放心的一个兵。
是过桥时出了事。那里是一处湿气很重的陡壁，木桥和山石上生着青苔，下面看不见底。为防万一，过桥要一个一个来。古怒位于队尾，因此他可以看到聚精会神过桥的战友次仁珠杰所看不到的：山体滑坡的泥石流正从右侧滚来。
泥石流并不稀奇。“走着走着，碗大的、锅大的石头就下来了。”余刚说，“最好站在原地，看着石头往哪个方向（滚）。”
但这次来不及了，古怒冲过去推开了次仁珠杰，自己却被石头砸了下去。
他摔出不太远，人们找到他时，他仍有意识，但颅内出血，伤得很重。他死于归途。
他本来已进入回家倒计时，再过5个月他就会退役。那次巡逻出发前，他站在宿舍的楼梯转角处，对人说他再去最后一次巡逻。他还提议，这次回来，大家要开个小火锅，“烫个菜”。
最后的痛苦挣扎中，古怒力气很大，抬他的两个人也差点出事。那天带队的连队指导员殷永飞事后告诉余刚，如果这二人也摔下去，“老子不管了，也飞下去了”。
余刚至今耿耿于怀，他习惯在队末收尾，如果那次他在，走在后面的就不会是古怒。
这是余刚第二次见到牺牲。在古怒出事的同一个位置，1998年，另一名士兵罗国稳摔了下去。余刚当时是新兵。他记得，人们系着绳索下去寻找罗国稳，绳子放了七八十米，才发现他落在一棵树上，树尖刺破了他的心脏。
二人遇难之地，后来叫“舍身崖”。
舍己救人的古怒被追记了一等功，他穿过的军服进了团史馆。人们为他穿上新衣，把他葬在营区一公里外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永远眺望他的连和他的路。
而那位司令员的纪念碑，则树在通往连队的公路一侧，碑上顶着红星，裹着哈达。余刚路过时习惯下车敬上三支香烟，祈求昨天的司令庇佑今天的部属。
“有些人会到祖坟上许愿保佑升官发财，我从来没有许过这个愿。”余刚说，他一直都在祈祷兄弟们“健康平安稳定”。
有时，余刚会在古怒墓前对新兵感慨：“看看我们古怒，永远在这个地方了。”
除了余刚和杨祥国，与古怒有过交集的战友都已离开了这个连队，但这个小个子仍常被提起。新兵来时要认识他，老兵走时要向他告别。17岁的新兵匡扬武记得，他们报到的第二天，就被带去给古怒扫墓。
为表心诚，扫墓时每人自掏腰包买点祭品。年轻人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创意，水果、饼干、鸡翅、薯片、花生、不同品牌的可乐，酸奶要插上吸管。无论是否抽烟，人人敬三支烟，香烟插在旧弹壳里固定。
余刚还会拍下照片，发给古怒的家人。驻军始终与重庆这家人保持着联系。杨祥国与4位退伍老兵多年来有个约定，只要他休假回重庆，就同去古家看望。
古怒的母亲最初连续三年来扫墓，2015年又来过一次，向众人分发了她亲手做的鞋垫。儿子出事十年了，她仍坚持到遇难处祭奠，拉着团政委杨守宝的手，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等到回归平静，人们听到她说：“我养了个好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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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怒葬礼几个月后，他的指导员殷永飞被哨兵发现半夜晕倒在水沟里。他清醒后告诉别人，自己起夜时听到古怒在喊他，感觉四周密密麻麻都是人，但每张脸都是古怒的脸。
失去古怒是殷永飞“终生的遗憾”。余刚不确定他今天是否走出了阴影。据他所知，殷永飞给古家寄过冬虫夏草等药材。殷后来调离了连队，然后又在2017年彻底告别了军营。临走之前，他又一次去了古怒的墓地，嘱咐余刚不要再像他一样“把兵带没了”，嘱咐人们多去看看古怒。
实际上，那场事故给整个连队都投下过阴影。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杨祥国说，不知是谁发现了巧合：从1984年算起，每七年牺牲一人，“七年之痒”。
余刚也承认，大家经过古怒出事地时会紧张。有一次，距离那里大约500米的位置，一个士兵踩滑，摔出十多米。余刚远远看到他一动不动，第一反应是“完了，又一个”。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去，看到那人眼睛很亮，但说不出话，直至获救仍不知发生了什么。那一年，他感到“压力空前大”，每次巡逻选人，挑了又挑，慎之又慎。
在刘东洋记忆里，到了2012年，大家普遍有点担心，他不认为这是迷信，毕竟那种巧合让人“难免心里嘀咕”。那年年底，最后一次巡逻结束时，他松了一口气。
当2012年的日历终于翻到尽头，所有人松了一口气。一个关于时间的“魔咒”被时间打破了，它是无稽之谈，却带来过真实的阴影。
但即便如此，人们报名巡逻时仍争先恐后。平时表现突出的才会被选中，不止一人落选后越级找营长诉苦，“为什么又不让我去？”
余刚试着找出一些安慰性的借口，比如“你个子太小了”。
“难道我个子太小了是我的错吗？”
还有一位叫胡玺乾的士兵，被调到了县城，总觉得哪儿不舒服，找到机会向团长申请，又调了回来。
余刚始终“搞不清楚”，为什么对一件事的恐惧与无畏，可以在人的身上并存。但他相信，“你作为边防一员，你一次巡逻没去过，你由衷没那个自豪感。”
“遇到巡逻，马上斗志就来了，火苗就燃起来了。平时你没看他怎么样。”连队现任指导员母科说，这是体现一个军人价值的时候，留守者心里会窝火。
母科生于1988年，入大学时就是国防生计划挑选的后备军官。在他看来，中国军队是“for honor（荣誉导向）”，而雇佣军制度是“for money（金钱导向）”。
死神其实一直离得不远。余刚就曾在悬崖上救过人，最终两人抓住绳子悬在半空，死里逃生。
如果摔下去——“那么今天在这里跟你说话的就是别人了。”
在后来者眼中富于传奇色彩的杨祥国，曾47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3次救过人，也被人救过。他摔下被树接住过，下面只看得到细细的水线。战友张威被他救过多次。有一次张威丢了墨镜——这可能导致雪盲症进而遇险，杨祥国与他轮流戴一副墨镜，手拉着手行军。
“巡逻路上你把手伸出去，就相当于把生命托付出去了。”杨祥国说，跟这些人平时连电话都不常打，但彼此是在心里抹不去的。大家曾生死相连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