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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已无法设想营地当年的苦，光是限时使用智能手机已让他们难受不已。“我们这一代很多都是‘低头族’，”李声松说，每个人都要克服离开手机心里“发痒”这一关。
连队太过闭塞，典型的“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每个年代的人都需要适应隔绝所带来的孤独，孤独从没离开，只是不停地更换表现形式。杨祥国记得，没来多久自己就能够仅凭味道和脚步，判断身后走来的是谁。所有人都能背诵电视新闻前播放的广告词，实在“找不到事耍了”。
当年，为了照顾新兵，连队不安排他们外出背物资，但大家总是抢着去，可以趁机见见外人。
“很多人（整个服役期间）没见过连队以外的人。”杨祥国解释，那种心情是，“希望见到陌生人，又怕见到陌生人。”
谷毅认为，部队越偏僻，人的语言能力越弱。见到外人都想“多看两眼”，但未必会打招呼。多年前，他去过一个连队，那里的人提醒他晚上用棉衣蒙住头。他奇怪但照做了。睡梦中，有老鼠跳上了床。他问为什么不赶跑老鼠，回答是，“习惯了，反正大家都在一起”。
在鸿雁传书的年代，杨祥国记得，一人收信全班都很高兴，收信人常被要求当众念信。无聊时，有人念给狗听。
这些人对动物有战友般的感情。连队养了十几条狗，它们一代一代在此繁衍。一只名叫旺财的狗垂垂老矣之际跑了出去，不知死在什么地方，让人伤感不已。
那些隔绝程度更高的高山哨所里，总是存在更加不可思议的孤独和眷恋。多年以前，一位军人生了重病，临终心愿是再回一次他放过哨的地方。人们抱他爬上了那个“伸手把天抓”的哨所，当时他的体重只剩30多公斤。
曾经在一个云雾缭绕的哨所，谷毅掀开被褥看到，人民币一张一张铺在床板上，都是领到的津贴。纸币暂时失去了用武之地。
此类环境下，再内向的人也必须强迫自己与人说话。白玛坚增说，有些人刚到时跟人相处不来，两三年后完全变了个人。而唐银相信，多数人都会成为开朗型，因为大家总是想法让不爱说话的人开口，加入到“吹牛”聊天之中。
一个笑话用不了多久就会再使用一遍，“一个话题上个月‘吹’了，隔两三个月又‘吹’出来了。”
每个人休假时都感到，自己落后于语言的更新了。朋友重聚，“他们说什么都特别快，反应也特别快，我要想一下他是什么意思。”刘东洋说。李声松与大学同学聊天，这些人随时蹦一个新词、一个新“梗”出来，比如“打call”，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外面流行的一个“梗”，总是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发酵，才会在这里生效。
“一直在边防连队当兵的人，都很单纯很纯洁。我们这边的人看起来很傻，眼神不一样。”白玛坚增说，他在军校里遇上其他地区的军人，自我感觉比人家能老上十岁。
他还记得，曾有一位女干部来到连队，一下车给了在场者每人一个拥抱，大家都很感动——平时见到异性的概率很低，偶尔有军嫂来探亲，大家都想看一眼，“纯粹的向往，没有什么邪念”。
医院派来的体检团队，女医生和女护士永远最受欢迎。胆子大些的排队量完血压后就混到队尾再量一次，可以多些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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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2日，西藏自治区，山南军分区边防某营，一名战士收到家里寄来的快递。
每周两次开着皮卡车到来的邮政送货员最清楚一点：互联网及快递业的繁荣，密切了这里与外界的联系。车上的包裹总在增加。
那些发自老家、经过两家以上快递企业转手才最终到来的雪饼、薯片、辣条、奶茶和乳酸菌饮料，证明收件人仍是妈妈眼中的孩子。
那辆旧皮卡帮一位在新疆做生意的父亲送来干果，替广东乡下的一位母亲捎来自制的红薯干。四川一家人寄来的是家乡特产的挂面和“八宝油糕”，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西藏一位母亲给儿子寄来了压缩干粮。通常来说，能收到什么取决于“跟爸妈报需求”，零食几乎一开箱就会被人哄笑着“宣示主权”。
一年里的多数时候，邮政送货员是能够进入营区仅有的外人。在深山里这个“铁打的营盘”，这是铁一般不变的事实之一。
这就是陇，一个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但同时顽固不变的地方。“流水的兵”不断更替，伙食从三菜一汤变成六菜一汤，新鲜蔬菜的供应更加充足，但罐头仍牢牢占据一席之地。库房里码放着包括回锅肉罐头和三味辣椒豆瓣在内的上百种罐头，麻辣茄子和炒素三丝罐头一直是公认最难吃的。
同样是伙食，种类变了，但口味没有变过。从食谱来看，这里的人呼吸着西藏的稀薄氧气，但活在四川辣椒的气味里。兵源地以四川、重庆、云南、贵州为主，四川话是通行方言，以至于受访时，余刚首先询问能否以四川话作答，他担心在普通话里会言不达意。当年他参军前，母亲对他提的另一条要求就是，即使在部队留不下也不要带一口“南腔北调”回家，她当然不会想到，儿子要去的地方完全杜绝了南腔北调的可能性。
瞬息万变的外界面前，陇保持了一种脱节的状态，这是它最大的不变量。它连看上去都像是那类“山中一日，世上千年”神奇传说的发生地：日复一日，太阳透过雪山银顶，发出眩目的金光；白云或快或慢翻页，像山中飞出的经书；乌鸦一身漆黑，在常青的树木中间跳跃。河流喧哗着头也不回地奔过。
脱节使它具备了一些只有在一个大国的末梢才能看到的状态。大门外的杂货摊在这里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顾客与摊贩之间也并非单纯的买卖关系。士兵们放心地把银行卡及密码交给摊贩，请对方帮忙去城里取钱，而现金通常除了杂货摊也别无去处。这里同时出售“北京牌”方便面和西双版纳的甘蔗肉，名目繁多的零食和饮料永远卖得最快。
除了做生意，摊贩还会帮人向家里寄回在部队得的奖状。一位江西籍士兵的母亲去世，连队拜托一位摊贩紧急把他送到了机场。
通过他们，打牙祭的士兵还可以从城里代购“德克士”快餐店的炸鸡。经过七八个小时的颠簸，炸鸡早就冷透，并且饱受摧残，但买家拎着袋子兴高采烈，仿佛拎回了整个热腾腾的城市生活。
与袋子里的温度一样，城市化的效应从远处传来，逐级衰减，在末梢的位置能够抓住的只是片段。
穿梭在城乡之间送来的快递袋里，一些东西像是走错了地方：卫生巾，可以垫到鞋里，让巡逻的双脚舒适一些；面膜，多半是探亲之前，这些年轻人为了让父母见到自己少一些沧桑，修复皮肤的徒劳尝试。
西藏军区干事晏良记得另一个令他印象深刻的尝试：他的一个战友临时抱佛脚，从拉萨回家之前，走进了一家美容院。
这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家美容院，能够去除地球“第三极”留给这些人“高原红”的烙印。天长日久，他们的身体会发生一些缓慢的变化。伤口总是好得很慢，别处一个星期结痂的伤口，这里需要两个星期。刘东洋猜测，在高海拔地区，人体机能出现了下降。
肉眼看不见的一些变化，医学影像能够拍到：肺动脉的增宽和右心室的增大。谷毅早年回到平原地区读军校，差点因为心率过缓而被拒绝。
一个不易察觉的变化，他们倒是最先感知到了：地球正在变暖。青藏高原是气象学家眼中的气候“放大器”，而这些人的身体最早对放大器发生感应。
老兵们都认为以前比现在冷。每时每刻，在看不到的地方，冰川在消融，雪线在上升。他们生冻疮的概率在降低，部分得益于条件的改善，但他们相信与气候有关。
官方数据证实“西藏增温强烈”。1961年至2013年，西藏的年均气温每10年升高0.31℃，增温幅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过去30年来，青藏高原的冰川面积年均减少约131平方公里。
余刚有一整套应对冻疮的可怕经验：长时间用温水浸泡，泡软后撕掉冻疮，涂上“高原护肤霜”，不停揉搓，再贴上创可贴。晾干皮肤，再浸入温水，撕掉创可贴，用夹子扯掉坏肉，再涂护肤霜。
冻疮曾经极具创意地每年拜访他的手脚和耳朵：手背开裂，指缝也开裂；横着开裂，也竖着开裂；直线开裂，也呈三角形开裂。有一年他去广西出差，当地武装部干部仅仅根据他的耳朵就推断，“你是西藏的吗？”
“西藏”意味着特殊的艰苦程度。国家针对“艰苦边远地区”部队服役者的优待政策里，地区分为几类，分配到驻五、六类艰苦边远地区或者特、一类岛屿“或者西藏部队”的，高定两个职务工资档次。
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在征兵办法里承诺，对“到西藏等高原艰苦地区”服役的义务兵优待金，按照标准的两倍发放。
晏良见过很多的西藏边防兵，容易识别的特征是他们通常皮肤更黑。由于缺乏维生素，长期生活在边防的人指甲是平的，有点像麻将牌的“白板”。耳朵冻烂的很可能刚从哨所下来。另一个特征是脱发，缺氧和压力的双重后果。
不满40岁的余刚摘下军帽，展示他的生平憾事之一：发际线后退了不少。山南军分区一个叫无名湖的哨所，一位2017年底退伍的士兵脱发严重，家人安排他相亲，他戴了假发，聊到高兴处，不小心把假发扯了下来。
“四个字：青春易老。”晏良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