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复杂性科学看指挥控制领域变革趋势
■胡晓峰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战争形态的演变，传统科学体系下的认识论越来越难以满足战争实践发展的需要，复杂性科学为认识战争、指导战争实践提供了新的可能。在指挥控制领域，复杂性可以作为一种武器，使对手决策变得更加复杂，而自己则可以轻松应对。实现这一效果的关键在于，打破原有传统决策的方式，重塑对手的决策流程。
认识战争复杂性原理
讨论“复杂性怎样成为武器”，我们首先需要认识一下，战争的复杂性由何而来，以及复杂系统的性质和特点。
传统思维方法认为，世界是确定性的、人是理性的，人类可以采用“分解+认识+综合”等方法，实现对世界的全面认识、对万事万物的性质和运行规律的精准把握。但世界上还存在很多复杂系统，这些系统存在着整体性质，像人体、社会、经济、战争等，都属于这一类。复杂系统结构可变，具有适应性、不确定性、涌现性、非线性等特点，而且结果不重复，也难以预测。社会、经济、城市包括智能系统，这些与人有关的系统都有这些特点，其实它们都是典型的复杂系统。
战争就是典型的复杂系统。人们常说的“战争中的偶然性”“战争结果的不可重复性”“战争中的迷雾”“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等等，其实都是在描述战争复杂性的特征。
战争或社会复杂性产生的根源，在于人的“认知”。人不是杂乱无章、没有思想的粒子，也不是只有简单生命逻辑的低等生物，因而采用简单的物理统计方法就会产生很大的偏差。而且，人的行为也不会只是“纯理性”在起作用，性格、情绪、态度等感性因素都有可能会影响人类行为的改变。
认识到战争是复杂系统，是一个巨大进步。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理解战争复杂性现象，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而不是简单地采用还原论方法，或者简单地移植物理学方法来研究战争。
如何制造复杂性
让复杂性成为武器，最早是美军“决策中心战”的设想。其主张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支撑下，通过对作战平台的升级改造以及分布式部署实现多样化战术，在保障自身战术选择优势的同时，向对手施加高复杂度，以干扰其指挥决策能力，在新维度上占据压倒性优势。
未来战争，由于作战体系越来越庞大，各级决策中人与机器混杂交织，尤其是智能化作战平台的广泛运用，导致战场管理问题空前突出。如若对手信息系统上存在缺陷，可能将受制于自己体系的复杂性。美军认为，复杂性作为武器，就是要使对手单向感到复杂，而自己则可以轻松应对。其关键在于打破原有传统决策的方式，重塑对手的决策流程。
传统决策只是决策参量的改变，而非决策流程的改变，所以决策复杂度恒定。如若仍按固有因素和流程决策，调整的只是变量的大小，并未改变原先的因果关系。例如，己方通过采用伪装、加固等手段，增强基地的生存能力，迫使对手改变原有决策。但这样做并不增加敌方的决策复杂度，因为因果关系并没有改变。如果引入复杂性方法，则可以重塑对手的决策流程，逼迫对手引入新参量，导致决策复杂性增加。比如，使己方伪装效果超过对手现有的侦察能力，迫使其不得不寻找新的侦察定位方法，从而促使其改变决策流程，使决策变得更加复杂。那么，如何去制造复杂性呢？一般认为，主要有下面四种方法。
限制情报能力。通过制造不确定性以增强复杂性，降低对手的态势感知能力，使得对手只能在有限信息的支撑下实施行动。具体的方法包括：给予不完整的信息或虚假信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隐真示假；制造深度不确定性，也就是制造“黑天鹅”事件，让对手处于“未知的未知”状态。比如，电子对抗战法使对手无法理解系统原理，从而导致无法理解态势。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过去的“不明空情”，虽然可以从雷达信号上看到，但不知道为何会产生出这种信号，使对手始终处于迷茫状态。
削弱反应能力。通过利用适应性特点来制造复杂性，削弱对手的行动响应能力。也可以理解为，更快地变换环境制造复杂性，迫使对手降低适应能力，并阻碍其及时反馈。作战对抗可以看作是敌我双方谁能更快地适应对手、战场和环境的变化，适应能力取决于指控系统结构、流程和决策方式，以及部队的反应速度。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往往就会陷入被动。采用灵活的指挥方式，做好充分预案，具有分布式决策机制等，都可以增强部队的适应性。传统意义上的集中控制方式将难以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而类似于网约车那样的资源分布、服务分布的派单式指挥控制模式，或许才能更好地适应多变的战场环境，并能做出更快的反应。
制造交界混乱。通过跨越边界制造混乱、创造复杂性，形成新的涌现性效果。军兵种之间、不同保障系统之间等，都可以看作是边界。未来作战中跨军种、跨体系的指挥边界往往成为体系脆弱点，形成更复杂的网络级联效应。因而如何在跨组织边界制造复杂性，将成为未来作战的关键。比如在不同作战域、不同部队、不同系统之间制造各种混乱，在确保己方体系运行有序的同时，使对手体系相互缠绕低效，从而导致其体系分割或坍塌。
促进临界点转换。将对手逼到临界点并制造复杂性，造成非线性的转换。复杂系统中的微小变化，都可能经过逐级放大传导，涌现出严重影响战局的效果，而这个现象经常出现在临界点处。最常见的做法是“超负荷”“促崩溃”两种。所谓超负荷，就是促使对手经常处于超负荷状态，导致其性能大幅度降低。比如，指挥信息系统平时可能表现很优秀，但在战时一旦处于高过载情况下，表现却会大幅度下滑，经常处于低效能状态。所谓促崩溃，就是促使敌方系统在临界处崩溃。比如指挥员在战时高压力下崩溃作出错误判断，哪怕其可能只是处于微小劣势之下。在这种情况下，指挥员意志的坚定程度，往往决定了最终的结果。
“以复杂对抗复杂”
战争中几乎所有的变化，都可以看成是认知的升级和复杂化。克劳塞维茨就认为，“不确定性”和“恐惧”是研究战争的两个关键，这两者的共性其实就是认知。
“决策中心战”的关键就在于加快认知，以适应复杂性。应对复杂性武器需要“以复杂对抗复杂”，从基础工作做起。首先，需要理解战争复杂性原理，主动制造复杂来把握战场主动权。对自己来说，需要管理自身的复杂性；对对手来说，需要向对手施加更多的复杂性。其次，需要了解战争机理发生的改变，这就需要瞄准“指挥与控制”这个重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复杂战场的感知、控制和管理，以及对智能认知的理解、建模和模拟。
众所周知，指挥控制具有两面性。它“理性”的一面，就是指挥决策的规范化，体现在指挥机制、作战流程、条令条例、计划规划等内容上。也就是“知道怎么做时”可以用高效的科学方法做出来，比如运筹规划。“感性”的一面则体现在指挥决策的创造性内容，也就是指挥艺术上。指挥艺术取决于指挥人员的灵感直觉、知识经验，甚至性格。也就是在“不知道怎么做时”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试错选择。事实上，前者只是智能结果，后者才决定智能的产生。所以，从理性角度来看，传统系统希望未来发生的一切都是事先知道的；而从感性角度来看，智能系统却希望未来能够涌现出惊喜，也就是创新。所以可以认为，指挥是艺术，控制是科学；指挥是“智能”，而控制是“技能”，这也就是“谋略”和“技术”的区别。而如何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是未来在指挥控制领域变革的趋势与方向。
第一个趋势：控制管理下移，并将智能决策不断机器化。未来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条件下，无人系统独立运行、军队组织自适应编组以及基于大数据、云计算和网络信息系统的自主作战方式等，对指挥控制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适应这种变化，需要赋予作战单元更多自主权，缩短指挥链条；引入智能化辅助决策与分析工具，以人在“回路上”或“回路外”等方式，切实加速决策过程，提高决策效率等。
第二个趋势：指挥决策上移，并在智能辅助下更加复杂化。从谋略角度讲，一是要以认知对抗为中心，充分理解“复杂系统越认识越复杂”“昨天规律与今天不同”“未来不可预测”等复杂系统问题，找到应对之道；二是以复杂对抗复杂。“战略的简洁性”并不能取代“战场和战术控制的复杂性”，不能鸵鸟式的“以不变应万变”。三是创造复杂的非对称性，需要作战人员借助“指挥艺术+决策智能工具”。决策的艺术性越强，复杂度越高，对抗人工智能需要依靠人工智能，但不能只靠人工智能。
第三个趋势：围绕智能机器，构建作战网和指控网体系。一是需要重新定义平台类型，不再简单区分飞机、潜艇等不同空间类型的作战平台。二是需要改变传统作战力量使用模式，采取“订单式”作战模式，围绕作战资源和服务，通过云平台提供战场链接、指挥、管理和调度。三是提高复杂系统适应能力，指挥控制与作战体系能够承担高过载情况，不能遇到简单情况表现“优秀”，但在复杂情况下却严重下滑，导致复杂性灾变。
第四个趋势：人机混合的指挥控制将成为主流。未来的指挥控制，在大数据、作战云、机器辅助和共用作战图的支持下，人工智能将和人一起形成作战生态系统。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的决策运用，不是要取代“人”，而是要用好“人”，人机协同，实现更好的效果。具体来说，一是基于混合智能，将人的创造性与机器的“不知疲倦”结合起来，既发挥各自的长处，又规避决策智能技术长时期难以突破的窘境。二是解决人机混合的难题。认知空间的不一致、协同体系的难形成、人对机器的不信任等，都需要加以解决，这或许是未来指控系统设计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