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模型驱动制信息权发生嬗变
■张智伟
引 言
当前，大模型在技术和产业形态方面加速发展，被日益广泛地应用于生产生活和科学研究领域，正成为具有变革效应的新型基础设施。随之而来的是，作为人类社会和军事战场基础环境的信息域将无可避免地发生演变，使得智能化战争中夺取制信息权的手段、能力、机理等发生新的变化。分析大模型发展对信息域及制信息权的影响，是构建先进作战理论体系、掌握智能化战争制胜机理的一个关键视角。
大模型辅助人类适应信息环境变化，夺取制信息权手段更加多样
大模型学习模仿人类思考推理方式，逐步掌握关于物理世界的常识，其认知范畴从信息空间向物理世界跃迁拓展。面对时刻动态演进且充满或然性的信息环境，战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加剧，大模型从多个能力维度辅助人类适应信息环境变化，为夺取制信息权创造新的手段条件。
大模型辅助提升人对信息环境的感知力，以广域、纵深、敏捷之力适应复杂信息态势。大模型在应对信息复杂性方面有着独特优势：在信息管理广度上，大模型辅助人类跨领域分析整合信息、拓展认知边界；在信息管理深度上，大模型能够增强大数据搜索、监测分析等工具，可以步步深入、定制化探查细节情况；在反应速度上，大模型应用于智能转译、信息摘要、事件梳理等场景，跨模态、跨语言作业，能够大幅压缩响应时间。
大模型协同增强人对信息环境的塑造力，充分赋能作战指挥艺术的创新运用。大模型既有对信息环境的认知力，也具备生成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的能力。大模型可以产出高质量乃至超预期的信息产品，在生成效率和对议题的覆盖面上有超过人类的趋势。大模型能以较低成本满足大部分场景下对信息内容生产的基本需求，允许作战指挥人员和参谋人员摆脱局限，有更大自由和空间充分创新行动计划、筹划整体战略。
大模型泛在强化人对信息环境的影响力，驱动信息域人民战争形态发展演进。在微观主体层次，民众把大模型应用作为解难答疑、生成内容的常态工具，民众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提升，单一个体可以调用智能机器参与信息域作战；基于宏观生态视角，智能机器可以赋能民众创造更高难度、丰富形式的内容，大模型泛在支撑将成为今后信息域人民战争的显著特征，由此出现新的作战样式。例如，借助大模型编程、推理等功用，民众得以发起更具杀伤力的信息域奇袭行动，围绕信息合成与鉴伪的真假攻防等也更显活跃。
应注意的是，大模型增强驾驭或然性能力的同时，也增加了信息环境的复杂度。一方运用大模型感知、塑造信息环境，但也加大了对方和第三方的信息“迷雾”，民众的普遍参与更是强化了不确定性。因此，大模型辅助人类适应信息环境变化是一个相对的、辩证的过程。
大模型推动提升智能机器自主水平，夺取制信息权能力更加强大
战争演进历程伴随着作战网络中人机比例、人机关系的变化，智能武器、自主作战成为智能化战争的突出特征。大模型凭借其自然交互、迁移学习等能力，全面提升智能机器思考、互动水平，智能机器将有较大自主性，走向前台与人共同构成信息域作战主体。智能机器分担过往仅由人类主体实现的功能，完成人力所不及的任务，与人深度交互。智能机器自主水平和能力的提升，将有助于开辟制信息权支撑战场制胜的新路径。
智能机器参与作战指挥，拓展制信息权支撑战场制胜的新要域。在网络信息体系中，基于大模型的智能机器可扮演多重角色，既是作战筹划力量，深入专业领域运筹谋划，进行思维活动；又是指挥控制力量，嵌入系统界面充当自然灵活的交互通道，处理收发横向纵向的信息流，进行协调活动。智能机器参与筹划和指挥控制，将推动信息域竞争焦点从制信息权向基于制信息权的制智权转变。其机理在于：人机长期合作筹划相得益彰，使决策速度和质效持续提升；智能机器加强对战场感知体系的数据运用和需求对接，助推战场物联网有效运行并迈向智能物联，激发并协同战场分散存在的感知计算能力。战场智力对抗由此升维，人机融合的智力空间成为影响战场胜负的关键要域。
智能机器遂行攻防任务，生成制信息权支撑作战行动的新能力。在进行信息作战时，智能机器逐渐成长为重要作战力量，扩大了支撑兵力突击、火力打击的手段范围。在情报保障领域，得益于大模型的学习推理能力，智能机器能够突破时空限制，根据对手作战决策和作战行动的历史数据，模拟仿真其决策风格、行事方式，比较精准地判明其行动意图、推演未来走向。在精确打击预警、军事欺骗和信息威慑等任务中，过往主要由人依托各类通信渠道发出信号，但智能机器凭借大模型的生成力和交互力，可创建数字分身等开展定向预警、威慑等活动，以多元形式发挥更大效力。
智能机器连通战场内外，形成制信息权支撑战争动员的新枢纽。随着大模型加快智能机器在社会各行业的垂直部署，智能机器通过掌握的行业知识，能辅助人适应社会发展对实施战争动员提出的专业要求，谋划社会潜力高效对接战争需求。同时，民众日益习惯与智能机器“对话”，智能机器成为连接、沟通的枢纽，面向全民派发任务、汇总情报。在近几场局部冲突中，外军就曾利用对话机器人与民众交互，众筹战场情报。相比专业人员，智能机器具有全时全域在线连接的优势，有利于动态聚合战争潜力，并将其转化为作战能力。
需要警惕的是，人类在发挥智能机器自主作用的同时，也不能低估智能机器的误导与欺骗能力。智能机器是技术的产物，天然地有“专业”形象、容易令人轻信；智能机器即时反馈且能顺应用户倾向供给信息和观点，具有诱惑力甚至让人依赖；智能机器也会表现“真诚”并伪造细节，使人真假难辨。人类主体特别是指挥员，需要避免被智能机器影响自身注意力和判断力。
大模型影响改变制胜因素释能方式，夺取制信息权机理更加丰富
由于大模型的发展，作战决策、力量、行动等制胜因素的特征及其作用于信息域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这将进一步导致制信息权夺控机理的演进。
人类思维借力机器思维支撑决策。战略及谋略是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实际相协调的产物，实现主客观一致是谋划战略、设计谋略的本质要求。对比人类思维，机器思维有鲜明理性特征，利于研究客观形势，如智能机器擅长分析大规模数据，可不受情绪、精力干扰长期饱和运转，还能捕捉被人忽视的线索；智能机器善于逆向推理，可着眼目标推导初始条件、手段。但是，智能机器的思维模式属于“快思考”系统，是直觉式反应，而人类会进行“慢思考”、深度思考。因此，人也应避免思维的“机器化”，要保持人类思维的优势，结合机器思维，从而更好追求主客观协调，提升战略和谋略的质量。
普通民众群体智慧涌现发挥威力。智能机器的应用并没有减弱人的重要性，人机广泛合作恰恰使人类夺取制信息权的能力再度增强。一方面，机器的“智慧”潜能离不开民众的群智挖掘来涌现。个体对智能机器的使用偏好、注意力指向千差万别，促使机器生成不一样的知识和“智慧”。另一方面，民众借助智能机器，可感知和改造的信息网络向全球范畴拓展。智能机器融合多语种语料，并在理解语言符号系统时一定程度上了解了相应群体文化特征，助力民众个体打破地域限制获取和传播信息。此外，智能机器也提供了连接动员民众的新中介。因此，人这一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得到了智能增强。
人机混合极限消耗对抗综合致效。人机混合对信息域作战的影响是多重的：减少时间约束，加速由感知到决策再到行动的循环；拓展空间边界，不仅能够有效驾驭宏大信息域空间，还可深入特定个体所处的碎片化信息域空间，促进信息流融入战场末端节点；削弱手段制约，支持高精度、高密度、高速度的行动策略；突破谋略上限，升维智力对抗。因此，人机混合不断减弱信息域战场时空、手段、指挥等要素受到的束缚，使抵近极限的消耗和对抗成为可能，制信息权的得失越来越系于人对智能机器效能边界的探索以及对人机优势的最大化组合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