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来了，鲍罗廷恰巧不在。
广州的苏联顾问全部被软禁，再用“整理党务案”把鲍罗廷架空。什么叫做“整理党务案”？就是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权力核心的全部清退，尤其是把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影响，全部清除。“整理党务案”完成，中国共产党人被迫退出国民党中央，被迫退出蒋介石掌握的最核心的军队黄埔党军第一军。在第一军内，要么是共产党你就退出，要么是国民党你才能够保留。国民党中央也是这样。
架空鲍罗廷，清除共产党，两个任务完成。
第三个就是汪精卫了。
汪精卫后来回忆：“3月20日之事，事前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丝毫不知道。我那时是政治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3月20日，广州戒严，军事委员会并不知道。我是军事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
他斥责蒋介石的行动是“造反”。
但斥责完之后，他也只有闭门谢客，悄然隐藏起来。
军权全部在蒋介石手中掌握着，汪精卫虽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但手里没兵，也没有办法。
4月初，汪精卫便以就医为名，由广州去了香港，再由香港去了马赛，躲了起来。
蒋介石当时指责汪精卫与中共串通要把他劫持到海外，所以他发动了“中山舰事件”。汪精卫倒不用蒋介石劫持他，自己就悄悄地跑掉了。自此，再没有人能够阻挡蒋介石攫取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了。
革命斗争中并不排除充分利用矛盾、施展纵横捭阖之术，但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依靠和壮大自己力量的基础上，鲍罗廷恰恰丢掉了这一点。
“中山舰事件”再次成为鲍罗廷与蒋介石的权力交易。通过这次交易，表面上鲍、蒋二人之间的信任达到了别人无法代替的程度，但鲍早没了昔日权势，成了一个摆设。蒋在北伐前夕谈到后方留守时，提到两个人可以托付，除了张静江，就是鲍罗廷，称鲍罗廷是“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但这位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已经开始预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了。
1926年8月9日在广州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鲍罗廷说出了他规划的“让蒋自然灭亡”的策略：鲍罗廷想借用北伐，用保定系来压制黄埔系。
当时除第一军军官主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之外，其他各军的军官主要是保定军校毕业生，而蒋与“保定派”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鲍罗廷甚至预言只要进行北伐，保定系在中国保定军校毕业的这批人，会在北伐胜利推进的过程中，把黄埔系，就是年轻的、刚从黄埔军校毕业的人压制住。保定系压制黄埔系就是压制蒋介石，“加速他在政治上的灭亡”。
结果哪个派系也抑制不住蒋介石。保定系不行，湖南讲武堂、云南讲武堂更不行。这时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已经不信任这位权术大师了。
近代中国是个大舞台，这个舞台演绎了多少兴衰、美丑、胜败。原先默默无闻者，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大放异彩；大放异彩者，最终又在这个舞台上黯然失色。发现、提携蒋介石的鲍罗廷就在1926年到1927年一年的跌宕演变中，由蒋介石所谓“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变成了一个要立即捉来枪毙的“煽动赤色革命、企图颠覆政权的阴谋家”。
政治人物往往瞬息之间出现沧海桑田的演变，完成让人瞠目结舌的思维转换。
鲍罗廷不像蒋介石想象的那样复杂，蒋介石也不像鲍罗廷想象的那样简单。这个前日本士官生内心深处还是钦佩那些直面反对他的人，却深恶痛绝那些他以为要利用他的人。
当年反对鲍罗廷独用蒋介石的加伦将军回国后，1938年10月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捕。蒋介石接到驻苏大使杨杰的报告，还想保加伦一命，要孙科以特使身份赴苏转告斯大林，请派加伦至中国做蒋的私人顾问。但苏联的肃反运动行动太快了，加伦从被捕到被枪决仅有1个月时间。斯大林告诉孙科的，已是加伦的死讯。
想保加伦性命的蒋介石，却一直想要鲍罗廷的性命。
加拉罕当年给孙中山的礼物，是鲍罗廷。蒋介石最后给鲍罗廷的礼物，是通缉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