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政治观视野里的文化自信
■ 公方彬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最接近世界中心”的阶段，且有继续上升势头，这几乎没有哪种外部力量能够遏制和改变。但有一个自身因素或问题需要关注，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延缓乃至消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这就是文化自信及其内含的创新能力。当前，大国崛起已经由“铁血道路”转向文明创造力。换言之，一个国家只有立身人类文明的制高点，起到引领文明的作用，才能真正实现崛起。所以，中国必须在继续强化硬实力的同时，努力提升软实力，即建设文化大国强国。
哪些因素影响文化自信
中共中央把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并列，充分反映出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同时折射出文化建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地位。文化自信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不断克服矛盾问题，不断推进的结果，因而，需要弄清哪些因素在影响着文化自信。
第一，政治自信影响和决定着文化自信。在中国，看问题的原点、视角和逻辑必须立足于政治。一定意义上，读不懂政治便读不懂中国，就如同读不懂宗教就很难读懂西方一样。政治自信包含着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当我们拥有强烈的政治自信，就会为文化创新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就会以更大的宽容包容接纳知识分子的创新成果。相反，如果我们政治不自信，防范便成为第一要务，进而设置一个个禁区，所谓敏感期、敏感点、敏感词汇。当知识分子行走在雷区密布的空间，便不可能放飞思想，创造更多更大的思想文化成果。
第二，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作用影响着文化自信。这一点对于弱小的国家民族不突出，对于强大的国家和民族，尤其对于确立了伟大奋斗目标的中国，必然突显而出。中国是文明古国，并且是各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切断的国家，这为文化自信做了很好的奠基，但这种文化自信并非天然地存在于文明进程中的每个阶段。比如，在各大文明独立发展时，就不存在因比较而产生的自信。当航海事业促进了世界的大交流之后，文化进入可比较阶段。我们一直落后于西方，无法产生文化自信。随着经济全球化，高科技使世界深度融通，这时的民族文化成果有多大的世界影响力，同时创造了哪些世界级别的新文化成果，皆影响着文化自信。
第三，文化成长性与创新能力影响着文化自信。民族文化自信离不开整个民族发展中产生的文化成果，但更主要的或更根本的还是看成长性与创新能力。只有存量，没有增量，只有古人创造的文化成果，而没有当代人创造的文化成果，不可能形成强大的文化自信。世界上大概没有超越伊斯兰世界的文化自信，但与西方文化交流交融后，伊斯兰文化的短板突显出来，并且极度错位，由此生成当下的文明冲突、宗教冲突。再比如，我们很多人认为日本存在“失去的20年”，但日本人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并不这么看，原因是日本科技创造力独步世界，2001年至今，日本拿到了17个自然科学诺贝尔奖，紧随美国之后。
第四，文化品质与民族奋斗目标的匹配度影响着文化自信。国家因大小强弱而形成世界排序，也由此区分出领导性国家和追随性国家，如果一个国家原本就不具备领导能力也不想领导世界，其未必有强烈的文化创新冲动，甚至可能采取“拿来主义”。对于大国强国来讲，显然不能这样，因为大国强国承担着更大的责任，特别是对于追求领导世界的国家和民族，文化品质的重要性一定要突出。如果国家的文化品质与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一致，具有广泛的借鉴价值和可复制性，那么文化的首创者便产生道德感、价值感，进而是自豪感和自信心。如果文化品质落后和腐朽，即使阶段性上貌似影响世界，仍然因其软肋而无法持久，故无法形成真正的文化自信。
第五，民族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能力和被接受度影响着文化自信。“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但能否真正为世界所接受，最终要看效果和结果。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不再关着国门看世界，普通人也能够走向世界，再加上信息高速公路把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人们对这个世界和自己的位置与状态十分清楚。中国的经济实力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每个走出国门的人都有所感知，但文化对世界有多大影响力，是否与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地位相吻合，这些都会反映到文化自信的程度上。
第六，传统文化萃取与民众认知认同影响着文化自信。西方学者亨廷顿认为，“每一种文明都将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在书写自家的历史时，都仿佛在编写人类核心剧本”。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自信有时也源自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度。历史久远的民族必然会生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这种文化又会塑造出一种民族文化性格，单个人或政治集团都不可能完全切断自己与民族文化的脐带，但对传统文化的情感与认同差异很大，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经历了“文革”、传统文化受到过极大摧残的国家，要重树民众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自信，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如何从传统文化中萃取营养，并与时代对接，这方面的工作成效影响着文化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