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有哪些重点工作应着力开展？
第一，确立“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为文化创新提供科学指导。文化繁荣离不开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如果囿于传统理论不敢创新和突破，甚至僵化地对待党在革命阶段创造的理论，以至于把思想理论突破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把坚持马克思主义视为套用既有的理论框架、概念范畴乃至话语系统，否则就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只能造就大批的解读和诠释者，而不会造就大思想家和文化大师，因而中华文化也就不可能引领世界。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承担着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大目标需要大思想理论的支撑，正是因此而一再提倡思想理论创新，并且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这集中反映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中，可以说，“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改革发展”的思想路线和“新常态”“四个全面”的执政方略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思想理论体系。只要我们把“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注入文化创新，建设文化大国、文化强国就拥有了科学指导，也就能够成为现实。
第二，廓清文化内涵，找到文化创新的逻辑起点。什么是文化？“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这就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并不等同于政治，尽管文化不可能脱离政治，政治成果也会化作文化成果。这里强调的是正确处理政治上的一元性与文化上的多元性的关系。世界三大思想繁荣期与文化繁荣期都非政治统一时期，甚至社会动荡期仍然能够产生思想文化大师。尽管我们不会通过分化政治来探求文化路径，但其间有值得我们深思的规律和逻辑。我们应当通过对这些规律和逻辑的分析，找到现有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下的文化创新路径。比如，廓清政治与文化的关系，让文化工作者有清晰遵循，既避免步入误区，又放飞思想。这其中要重点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的“交流互鉴”思想，避免僵化地推行“抵御西方文化侵蚀”。
第三，以政治自信提升宽容包容度，提升政府主导文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社会主义中国的制度优势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制度优势实质上是政治优势。所谓政治统领一切，政治标定和评价一切。既然是优势也就不存在放弃。再者，政治安全和制度稳定也有利于文化繁荣。这里问题并不在于改变政治制度，而是强调以更大的政治自信处理文化创新中的问题。规律表明，有多大的自信就有多大的包容度，因此生成多大的创新空间。我们要认识到，当今世界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颠覆中国，国内也没有一种政治力量可以替代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后取得的发展成就，也是世界有目共睹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应当有足够的政治自信去发展文化，而非过多地设置禁区，以至于让人产生不自信的感觉或印象。同样需要强调的是，政治自信还会影响到方方面面的自信，为什么日本人在中医领域产生专利，好莱坞拍出《功夫熊猫》，都让一些人产生“国粹外流”的误判。其实也是由不自信而来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扭曲。
第四，以文化启蒙推动和提升文化品质。文化启蒙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在于塑造大国胸怀或大国国民。中国创新文化崛起必须高起点、大境界、宽视野，这有赖于现代文化的启蒙。如果不理解现代文化，特别是不了解引领世界前行的大国文化的品质和要求，自然不知该弘扬哪些传统文化，以何种境界创造何种品质的文化，因而便出现这样的差别：美国好莱坞突出的电影主题是领导世界与外星人、自然灾害做斗争，以拯救人类；我们的电影主题突出的是宫廷争斗、谍战剧和抗战神剧。在这样的差别基础上谈超越美国文化，显然缺乏说服力。所以，切实弄清文化内含的科学精神、人生意义、大国崛起的本质，对于我们提升文化品质，支撑中国崛起至关重要。
第五，设计和优化国家级文化项目，成就时代性、指标性文化成果。大时代需要大思想和大文化来彰显，同时，大思想大文化成果又能激励和引领社会。大思想成果与大文化成果的产生方式有所不同，大思想成果不会产生于集团作业，只能是大思想家的劳动结晶，但大文化成果却可以来自于集团作战，因而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比如，萃取民族传统文化就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不可能由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完成，只能进行大联合、大协作。同样，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推向世界，更需要国家力量，属于政府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能不能设计并完成好国家重大文化工程，直接决定了文化大国强国的建设进程和成效。
第六，以有力措施培养造就一批富于号召力的思想和文化大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既需要大文化成果来表现，同时也需要有标志性的人物来彰显，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出访西方国家，言及所到国家的思想和文化大师，常常如数家珍，这说明了标志性人物的意义。我们在建设文化大国强国的过程中，应当把培养和造就思想文化领域的标志性人物作为着力点和突破口。试想，我们国家进入了大时代，却产生不出思想和文化大家，如何证明自己的文化创造力？如何能产生更强的世界号召力？怎样才能造就思想和文化大家？最重要的是创造更加宽容宽松的环境。对那些立足点和政治思想都信得过的专家学者，党和政府应当给予特殊关照，这或许是当下最为可行的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