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周大鸣在华中科技大学做了题为“道路与聚落——路学视角下的城乡结构变迁”的演讲，他认为，中国突飞猛进的“交通革命”使得中国社会的时空距离被大大压缩，城乡之间的中间层级也随之消减，大区域、扁平化的“并联式”城乡格局将代替传统的“串联式”格局，成为当代中国城乡社会结构变迁的一种典型模式。
以下为周大鸣教授发言内容：
2017年12月9日，贵州遵义一山间乡道，从高空鸟瞰形同书法家用笔在山间写下的草书。（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今天我讲《道路与聚落：“路学”视域下的城乡结构变迁》。道路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道路，但很少有人会去思考，更不会想着去从道路的视角做研究。一直以来，道路作为一种纯工程、纯设计的东西，没有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被研究，文献检索也查不到社会学、人类学或者其他的学科对道路的研究。这个对我们日常生活、工作有着重大影响的事情，竟然没有太多人去关注，所以这些年我们开始做关于道路的研究。
道路和聚落是什么含义？第一个，道路是“过去供人马车通行所设计的路，两地之间的通道”，它是一种实体；第二个是一个比喻，用来比喻事物的发展，或为人处世所遵循的途径。聚落是人类个体居住地的总称，是人类居住和生活的场所。就像我们现在要建“村村通”公路，道路总是要沟通各个聚落的。“路通财通”“要想富，先修路”，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把道路看成一个纯粹的交通载体，而把它作为一个致富的工具。
当然，路对于城市的发展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它们的修建可能会改变经济的格局，引起人流、物流等流动。举一个例子，我的家乡湘潭，在河运时代是湖南省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在明清两代也是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因为那时用木船做交通，湘潭适合做码头，而长沙不适合做码头，所以河运时代的长沙只是政治中心，而不是商业中心。后来普通铁路修建，兴起了株洲。当时张之洞在武汉冶炼厂需要煤矿，在江西的萍乡发现了煤矿，从萍乡到武汉就需要一条铁路，先把煤矿从萍乡运到株洲，再从株洲下湘江运到武汉。后来粤汉铁路（现为京广线南段）的修建，也是修到株洲，因为铁路的修建，株洲很快超过湘潭。再后来，到了高铁时代，交通枢纽建在长沙，使长沙成为了湖南省无法取代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我想表达的是，交通的变化对城市的变化影响很大，比如湖南和江西。粤汉铁路最开始的设计经过江西，但在晚清，湖南人在朝廷做官的比较多，所以很多官员向朝廷建议这条铁路应该经过湖南。谭嗣同给光绪皇帝写了好几份折子说，铁路经过湖南有怎样的好处。可见，一条道路的修建其背后明显有政治、权力的博弈。随着粤汉铁路的修建，周边城市也逐渐兴起，但江西却被边缘化了——过去江西是很重要的通道，但有了铁路后，铁路成了一个大动脉，像毛泽东的一首词“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这讲的是长江和京广线，从中可以看到铁路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