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江村变迁是我国乡村发展的缩影
今天的江村，与《江村经济》所描绘的情景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比江村80年来的变迁，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统一于乡村发展历史进程中。
江村本名开弦弓村，紧邻太湖，一条自西向东流淌的小清河穿村而过，形状像一张拉开弦的弓，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鱼米之乡。1936年，费老到该村开展了两个月的乡村调查，写出了著名的《江村经济》，记录下了80多年前中国乡村的历史图景，后来人们都以江村称呼开弦弓村。费老的调查方法是典型性全景性的，对一个村庄进行解剖麻雀式的调研，涉及消费、生产、分配、贸易、土地、生活、婚姻、习俗等方方面面，以此一窥当时中国乡村的村落布局、经济发展、社会关系等全貌。调查采取的分析方法则是社会性历史性的，从村民之间的经济关系入手，分析经济制度、土地制度乃至婚姻制度等经济社会关系，契合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费老那时仅是一个27岁的青年，就脚踏实地开展实证调查，其精神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
在江村，我参观了江村历史文化陈列馆和费孝通纪念馆，召开了座谈会，走街串巷访谈农户。今天的江村，与《江村经济》所描绘的情景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生活小康，家家住上楼房、通上自来水、装上抽水马桶、使上热水器、用上液化气，宽带、数字电视全覆盖，村道全部水泥硬化，90%的家庭购买了小汽车，村里充满生机活力，全然不是费老笔下木讷的村民形象。可以说，江村村民虽然还住在农村，保留着一些传统，但过的是城里人的生活。对比江村80年来的变迁，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统一于乡村发展历史进程中。
第一，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但家庭经营传统仍然在延续。80年前，江村80%农户养蚕，主要是男耕女织，男的种植稻桑，女的养蚕缫丝。在蚕丝专家费达生等的帮助下，村里成立生丝合作社，办起了生丝厂。新中国成立后，村办生丝厂合并归属人民公社，成为社办企业。改革开放后，丝织厂等村办企业兴起，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经营不善破产。进入新世纪，村里个体、私营工商业蓬勃发展，基本形成了以丝织、针织为主体的家庭工业，全村70%以上的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2017年，全村农民人均收入32432元，村集体收入265万元。江村男耕女织、农工相辅的传统农耕生产格局已经被打破，基本实现了由农业村向工商业村的跨越，但传统仍在继承和延续。从过去的养蚕缫丝到现在的针织衫、窗帘布等纺织品生产，产业优化升级，链条纵向延伸，但江村以纺织业为主业的传统没有变。村民蒋伟芳一家三代从事纺织行业，爷爷奶奶民国时期在费达生创办的生丝厂做工，父亲母亲在公社办的丝织厂上班，蒋伟芳现在是村里最大私营纺织厂的生产厂长，他们一家是江村上百年纺织传统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从家家户户男耕女织到遍地开花的家庭作坊、“夫妻店”，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生产组织形式没有变。目前，村里有近60户从事针织衫生产的家庭作坊，有的代工，有的自产自销。村民姚玉坤利用自家农房办起了针织衫加工作坊，他自己负责生产管理，儿子和女儿女婿搞电商销售，去年10月到现在就卖了20万件。电商发展使家庭作坊有了更多生存空间。
第二，土地制度发生深刻变革，但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仍然是时代命题。清末和民国时期实行封建土地私有制，江村的土地被分为田底、田面两层，约有三分之二的土地被地主占有，90%的家庭只能去承租土地或者成为佃户。1951年，江村进行了土地改革。人民公社时期，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改革开放后，江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承包户通过村民小组将土地逐步流转给30多个农户发展水产养殖业。从私有私营到公有公营再到公有私营，江村的土地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但农民重土惜地的观念没有改变，无论是费老描述的“地是活的家产，钱是会用光的，可地是用不完的”，还是现在村民认为的“家里可以没门，手里不能没田”，都是这一观念的生动体现。也正因此，80年来，围绕处理好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实践和探索始终没有停止。我在江村历史文化陈列馆看到，清代同治、光绪时期的清田方单和民国时期的执业田单上，就已明确界定土地的四至，面积精确到分厘。土改结束后按户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面积精确到厘毫。今天开展的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也是利用现代测绘技术给农民确实权颁铁证，在此基础上推动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与清末和民国时期田底（所有权）、田面（经营权）两权分离相比，现在的“三权”分置不仅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提高了效率，更防止了土地兼并，保障了公平。村民陈月生说，自己常年在外做木匠，家里5亩承包地以每亩1000元的价格全流转出去了。座谈会上，大家表示拥护中央的30年延包政策，希望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这样农户能获得稳定收益，养殖户也能安心搞生产。
开弦弓村位于太湖南岸，村舍依水而建、云绕水依。图为《江村经济》一书中的小清河。（资料图片）
第三，人口数量和结构发生较大调整，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仍然维持着传统的“差序格局”。1935年，江村有359户1458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起伏，村内人口经历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转变。目前，江村有420户1680人（不包括后来合并的村），较80年前分别增长了17%和15.2%；60岁以上人口占比32.4%，增长了近26个百分点。80年前，村里只有10家外来户，主要从事理发、银匠等特殊职业；现在，来江村的外地人主要是打工就业，最高曾达1000多人。尽管人口数量和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社会人际关系仍然像费老所描述的那样，维持着以亲缘、血缘和地缘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每一户都可通过亲属、血缘关系的扩展，在村内延伸出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我在村民周小芳家看到一张五世同堂的照片，她的外婆、母亲、女儿和外孙女生活在本村的不同家庭，这种以亲缘和血缘关系为脉络联结起来的关系网络，在江村很普遍。江村至今仍保留着妇女开茶会的习俗，关系较好的邻里之间轮流举办茶会，吃茶话事、交流见闻，建立起一个个相对稳定的社交圈子。外来人则始终游离于外，现在的打工者与当年的手艺人一样，仍不能落户江村，与本地人的关系仍然泾渭分明。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外来户不能获得耕地和宅基地。
第四，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传统家庭观念仍然根深蒂固。80年前，费老描述下的江村，人畜混住，人们每天为温饱奔波操劳，生活没有保障，甚至有溺女婴或流产来控制人口的传统。今天的江村俨然已经是一个城镇小社区，村民白天去工厂上班，晚上回到村里生活居住，男女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可以说，江村的生活方式已经与城里人没有多大不同，但婚姻、财产等家庭观念与传统仍没有断代。两头挂花幡、招女婿等传统婚姻习俗延续至今。由于现在大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这类婚姻模式越来越普遍。全村现有139个家庭采取两头挂花幡的婚姻模式，招女婿190人。我走访的两户人家都是独女户，结婚后新婚夫妻在男女双方家里都有住房，来回走动。在家庭财产处置方面，家长仍是绝对的权威，子女只有结婚后与父母分家，才能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同样在自家的作坊里工作，村民姚玉坤给女儿女婿按月发工资，儿子因未婚而没有核算工资。也正因此，江村的家庭结构大体保持稳定，1935年江村户均4人，2016年户均3.98人，都是小规模家庭。
第五，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发生根本转变，但自治和德治仍是重要基础。早在1929年，江村实行地方自治，由当地有名望的乡绅担任村长。1935年，江村实行乡镇保甲长纵横连保连坐。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保甲制，建立行政村。人民公社时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改革开放后，由生产大队改为行政村，实行村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80年来，江村治理体制机制不断变化和调整，但自治和德治在稳定乡村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88岁的周梅生讲，邻里有矛盾纠纷，解放前靠宗族势力，现在是找村委会，只有大的经济民事纠纷，才走司法渠道。走访的几个村民小组，涉及承包地调整、集体收益分配等重大事项，村民都会集体讨论、民主决策，很少有纠纷和矛盾。江村的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等有资望的群体，通过村务监督委员会、村民民主理财小组等各类议事监督机构，广泛参与到村庄治理中来。村民周新根曾任生产队会计和乡镇企业领导，在村里很有威信，退休后被村民选为小组长。在江村，尊老爱幼、勤劳致富等传统美德得到大力弘扬，传统礼治、德治秩序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为健全和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