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苏北农村，堂屋也茅草、厨房也茅草，便是生我养我的居所。父亲是私塾先生的得意门生，母亲出身书香门第。在茅草屋内，父母经常一边做着家务活，一边给我们儿女说道理。
父亲喜欢以演义的方式话历史，常常津津乐道地讲述着辛亥革命功而未成是怎么回事，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传到中国来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走上历史舞台的，新中国是怎样建立起来的等等。往往一双草鞋打好了，一段史事也讲完了。母亲喜欢用对比的方式说日子，讲过去军阀混战、外寇侵略时老百姓连年躲兵、有家难回，现在新中国团结统一、老百姓安居乐业；过去富的富、穷的穷、越过越穷，现在耕者有田、有房、有衣、有粮；过去以子为贵、生女遭罪、女人从来无地位，现在男女都一样，同工同酬半边天。常常一件针线做好了，一段日子也说得差不多了。
父亲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通观天下，真正为百姓谋幸福的是什么人呢？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最得人心！” 母亲说：“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的队伍就是咱老百姓的救星。”
小时候，陆陆续续耳闻父母所言，还懵懵懂懂，长大了才逐渐明白。
父母是“支前队员”，父亲是“地下党员”、母亲是“妇救会员”。青壮年时期，他俩跟着党、跟着新四军，闹革命、搞支前，打土豪、分田地。
一天，父母专门领我前往村附近的“五条岭”，祭奠长眠在此的2000多名革命先烈。
日本鬼子被赶出中国后，国民党反动派妄想独霸胜利果实，频频挑起内战。那年冬，一场大规模阻击战斗在盐南打响。
父亲参加支前工作，他卸下家中的门板，冲往枪林弹雨，抬下一具具死难同胞尸体，救下一个个受伤的同胞，自己也受了伤。母亲参加救护队，协助包扎、浆洗、烧煮，没日没夜。
当年，许多热血青年加入了革命队伍，而父亲因为受伤，母亲照顾父亲留了下来。没想到，这一留成了父母的终生遗憾。
那年，母亲随父亲一起前往外县堂叔所在地养伤。
随着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盐城彻底解放了。党组织由地下工作转为公开活动。由于没有人证明父亲的党员身份，从此党组织开展活动，再也没有通知父亲。
后来上级有了政策，说只要找到3名证人证明解放前的秘密党员身份，就有相关待遇。对此，父亲乐观淡然地说：“当年入党也好，支前也好，就没有想过以后享受多大的待遇。现在翻身了，日子比过去好，就更没有这样的想法。”母亲很支持父亲。
新中国成立后，父母一如既往地做着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村里开展扫盲工作，父亲这个私塾生，积极担起扫盲辅导员。公社实施治水工程，父亲当上工程员，算起土立方。生产队开始摸索改旱田为水田，大面积种植水稻，父亲又担起管水、育秧的责任。一天下午，东南风越刮越大，他担心风车被刮折了，就想用扣绳拴住。没想到自己整个身体，被快速转动的风车甩到半空中，重重地摔在地上，当时昏了过去。父亲因早年在盐城保卫战支前中受过伤，现在伤得更重了。队干部提出要给他评残、补助，而他推辞说：“种庄稼的人，与老天抗争，从土里刨食，哪有不跌打损伤的。”母亲继续在妇女生产组发挥领头带班作用，总是备受信任。大伙称赞父母：“不是党员的党员，不是干部的干部。”
父母对我的影响无时不在，尤其是在我入伍之后，父亲去世时的遗嘱，坚定了我在部队干下去的决心。
我入伍3个月，父亲被查出食道癌晚期，紧接着报垂危了。他天天念叨“三儿，三儿”，母亲就说：“让三儿回来望望你吧。”父亲偏偏又摇头。
临终时，父亲无力地躺在床上，当着母亲和众位亲友的面，一再叮咛：“三儿刚到部队，我过世了别告诉他，不能让他分心走神耽误工作！”一屋的人听到这样的嘱咐，全都流泪了。
母亲只好先点头答应，其他人也都跟着应承：“我们不告诉三儿”，父亲这才闭上眼睛。娘当场哭晕过去。
遵照父亲的遗嘱，母亲瞒丧近八年，整日以泪洗面。
其实，邻侄避过我母亲，偷偷给我写了信。当得知父亲去世的那一刻，我觉得天快要塌了，明白应马上回去尽孝。然而，反复咀嚼父亲临终前留下的遗嘱和母亲瞒丧的痛楚，我犹豫了。于是，我忍住悲痛，把心思集中到俩老的希望上，全身心投入到部队的工作中。入伍第一年，荣立三等功、被评为学习雷锋积极分子；第二年，被发展为预备党员；第三年，转为正式党员，由战士提升为干部。
入伍第八年，母亲让我回家探亲。刚见面，母亲就一把搂住我，泪水汩汩往下淌。我来到父亲的坟前，跪下呼喊：“三儿回来看您啦！”便泣不成声。
后来，我每次回老家都要到父母的坟前，跪一跪、叙一叙，将喜悦烦恼向父母倾诉，仿佛父母还活着，听我絮叨，给我叮咛。在建党百年之际，我要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孩子会永远记住你们的嘱托，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