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湘乡曾氏文献》载，晚清名臣曾国藩每餐以豆腐、腌菜、泡菜佐食，只在客人来的时候稍加荤菜，也主要是为客人准备。他到山西查“赈银案”，好友款待他，他却命人拿出来自己从京城带去的、由夫人亲自制作的腌菜。微不足道的“一盘腌菜”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曾国藩的境界、人格。难怪青年毛泽东会对他这位老乡极为推崇：“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左传》有言：“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意思是说，节俭是德行之首，奢侈是恶行之最。司马光说：“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他留给儿子的《训俭示康》一文千古传诵。曾国藩认为：“爵禄可以荣其身，而不可以荣其心，文章可以文其身，而不可以文其行。”当时曾家老屋已历百余年，其弟曾国荃另建一栋新屋，曾国藩大为光火，说：搬进容易搬出难，此生决不住新屋。他所说的“搬进容易搬出难”，其实就是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曾国藩一生都在用腌菜提醒自己不忘本、勤修身，可以说践行了诸葛亮在《诫子书》中的开篇语：“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清朝初期，八旗子弟驰骋疆场、横行万里；入关后，跑马圈地、豪门盛宴，沉迷于声色犬马，为败亡埋下伏笔。曾国藩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十分强调“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他的腌菜基本都是菜根，在他的中军大账里，湘军将领们都以随他一起吃白粥腌菜为荣，从中走出了多位总督、巡抚，时人称为“白粥督抚”。然而，曾国藩的湘军依旧是“兵为将有”的封建家长制武装，士卒以当兵吃饷为初衷，将领也以当大官挣大钱为目的，陪着曾国藩吃白粥腌菜，往往沦为阿腴奉迎的形式。

尽管曾国藩反复教育子女、部属“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知足则乐，务贪必忧”，而且与清廷正规军“绿营”相比，湘军士兵的饷银高出两倍有余，营官的待遇更是“绿营”官佐无法比拟的，但是湘军将领还是利用办团练的机会，截获地方应向朝廷缴纳的税款和津贴，卖官鬻爵以饱私囊。曾国藩不收受部属礼物，也不允许部属贪腐，曾将贪污军饷的湘军副将杨复成、彭得胜正法，其幕僚赵烈文说“大清二百年无此总督衙门”，但仍旧遏止不住官员克扣士兵俸禄、士兵为了敛财而大肆掠夺的事件发生。以积累财富为参军目的的湘军，在抗击太平天国的后期屡屡有士兵哗变，军纪更加涣散，战斗力更加低下，也就不难解释了。

由此可见，出以公心，一生为民，才是德之实、能之本、廉之源；有此深沉、坚定的信仰，俭方能养德、养能、养廉，而不会流于形式。美国记者斯诺访问红军根据地时发现，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打补丁的衣服；彭德怀的背心是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林伯渠的眼镜脚架断了，用绳子系在耳朵上；红军大学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当桌椅……斯诺感到了一种无往不胜的伟大力量：“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历史一再证明，养俭朴之气，践奋斗之行，不管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永远都是我们创业成事的基石、永葆活力的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在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上，还有很多“雪山草地”需要跋涉，还有众多“娄山关”“腊子口”有待攻克，每名党员干部都应夯实理想信念根基，修崇俭之德，思侈靡之灾，自觉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