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劳当归于“公劳”

■徐建甫

功劳，指的是对事业的贡献。如何正确看待自己的功劳，是检验党员干部党性、人品、官德的试金石。

陈云同志说过，共产党人“是为人民当差的”，并认为任何功劳“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他还说，“个人的作用是有的，不过自己不要估计太大了。任何人离开了人民，离开了党，一件事也做不出来，应该这样估计”。这番话，道出了共产党人应有的政绩观——功劳当归于“公劳”。

能不能正确看待功劳，不仅是看待事物的方法问题，而且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根本态度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老一辈革命家在职务、名誉、待遇上从来都是主动谦让、不争不抢，建功不居、让誉于众，“不汲汲于荣名，不戚戚于卑位”，为我们树立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光辉榜样。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授予方志敏同志红旗勋章一枚。因战事紧张，联络不便，时隔16个月后，他才收到这一殊荣。授勋仪式上，他佩戴着红旗勋章，深感荣耀却不自矜有功，将一切成绩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他致答词说：“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授给我的勋章，不仅是奖励我个人，而且是奖励全省工农群众与红色战士的光荣斗争。”

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后，彭德怀同志率军击败了敌人骑兵，取得重大胜利。毛泽东同志欣然赠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听后，却执意将“彭大将军”改为“英勇红军”，把功劳荣誉归功于广大官兵。抗美援朝期间，朝鲜政府授予彭德怀“一级国旗勋章”，他连连推辞：“我有什么功劳值得授勋的，我不过在后方做了些具体工作，这个勋章应该授给那些战斗英雄，我哪能比得上他们的功劳大！”

“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面对功劳不自傲，关键要摆正位置，端正心态，认清自我。解放战争期间，晋冀鲁豫野战军召开庆功大会，各界代表给刘伯承同志赠送了一块绣有“常胜将军”四个大字的横匾。他当即表示：“我不敢当……我只是人民的勤务员。是党的功，人民的功，我不敢‘贪天之功’，没有人民给吃、给穿，军队就不能打仗。”解放初期，他曾拒绝“革命军事家”的评价，认为打胜仗“是靠了许多革命军人英勇奋斗才取得胜利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军人”。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功劳大，容易使人滋生居功自傲情绪，及时反躬自省、查找不足，可以使自己摆正与党和群众的关系，认识到“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从而更加谦虚谨慎，防止栽跟头。

罗瑞卿同志作为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工作期间取得很大成绩。但每次总结工作时，他总是把成绩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归功于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归功于全体公安干警的努力，坚称“这些成绩，在座同志都有份”。同时，对于工作中的缺点不足，他总是深入查找、主动检讨。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发言，讲述肃反工作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其中，自我批评部分占了很大篇幅。发言前，有的同志建议压缩一些，他却说“检查缺点错误，一个字也不能少”。

视功劳为“公劳”，是一种清醒。邓小平同志曾告诫：“一个人只有不因为自己的功劳和职位而骄傲，不用来作为‘特殊化’的资本，反而更加谦虚和谨慎，更加提高自己的以身作则的责任心，他的功劳和职位，才是值得尊敬的。”当一名外国记者问他：“在你漫长的革命经历中，你多次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和方向。如果今后你不在了，你希望人民如何来怀念你？”他淡然地回答：“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党的这些政策也是由集体制定的。”有惊天伟业之实，无居功自傲之意，始终不渝地把自己置于组织之中、人民之中。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品格！

现实工作中，个别党员干部小有成绩便忘了初心，看到功劳就往自己头上记，见着荣誉就往自己怀里揽，对自己的功绩看得过重，对自己的本事看得过大，渐渐自我膨胀，最终身陷囹圄。党员干部不被名利的“魔绳”缠绕，就要牢记陈毅同志的诗句：“第一想到不忘本，来自人民莫作恶。第二想到党培养，无党岂能有所作……九牛一毫莫自夸，骄傲自满必翻车。”

“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无论是干事创业，还是科研攻关，抑或练兵备战，我们都要以老一辈革命家为榜样，以忠诚之心对待组织，以平常之心对待名利，以奉献之心对待事业，以俭朴之心对待生活，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