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3日，韩国被强征劳工受害者家属、太平洋战争受害者赔偿推进协议会、民族问题研究所等市民团体代表在首尔举行的记者会后高呼抗议口号。李镇旭摄（影像中国）
2026年5月26日，菲律宾民众手持日军侵略受害亲属照片参加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的抗议集会。罗莱克斯·德拉佩尼亚摄（影像中国）
2026年8月15日，日本民众在东京淡路公园内举行抗议集会。新华社记者 贾浩成摄
2026年8月9日，日本民众在长崎和平公园附近举行反战游行。新华社记者 岳晨星摄
2026年5月3日，日本东京民众在2026年宪法纪念集会期间高举写有“反对战争”“停止修宪扩军”的标语牌进行抗议。菲利普·方摄（影像中国）
2026年5月2日，民众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缅怀遇难者、寄托哀思。杨素平摄（影像中国）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1945年9月2日，在中国等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这是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然而，战后日本并未彻底反思其战争罪责，日本右翼势力也未被彻底清算，反而改头换面重返政治舞台。从粉饰否定侵略历史、推行历史修正主义，到强推修宪、“再军事化”动作频频，当今日本右翼行径空前猖獗，是战后日本右翼在组织结构和行动方式上进行战术性变革的结果。
复辟——
战后初期右翼的传承与变革
战后初期，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在日本推行“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否认天皇神性的《人间宣言》让日本右翼势力失去精神支柱，丧失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优势地位。大批右翼头目、战犯被剥夺公职接受审判，尚存的350余个右翼团体大多遭到解散，但天皇制的延续和对旧日本官僚体系的整体继承，为右翼在战后死灰复燃保留了精神土壤和制度根基。
随着冷战爆发，美国开始大幅调整对日政策，从遏制转向扶持，默许日本实施一系列反民主化举措。大批旧军政势力得以迅速重回政坛，岸信介、重光葵等战犯逃脱惩罚，堂而皇之重回日本政治核心，随后接连推动出台相关法案，把甲级战犯定义为“因公殉职者”，还发放高额抚恤金。战犯从此不再被视为罪犯，而是“为国捐躯”的战士。
与庙堂之上战犯复出相呼应的是，日本右翼组织呈现死灰复燃态势，“大东塾”“防共挺身队”“全日本爱国者团体会议”“日本学生会议”等各类右翼团体接连成立。它们依旧沿袭战前作风，依靠街头暴力、恐吓袭击扩展影响力，但战后日本民众已然日渐适应和平生活，这些右翼团体很快就引发了社会反感。此时，以“生长之家”为首的宗教保守势力登场，并逐渐成为引领战后日本右翼变革的先锋。
“生长之家”的创始人谷口雅春战时极力鼓吹天皇至上，狂热支持日本对外侵略；战败后拒不反思战争，妄图恢复天皇亲政的旧体制。他意识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复辟不能依靠街头激进手段，因而发起以“天皇信仰、废除占领宪法、反共反战后体制”为核心诉求的“国民总自觉运动”，借宗教网络、舆论宣传、市民集会发动全国的信徒与民众，借此向政界施加影响，开启了战后日本右翼运动的转型。
有日本学者指出，曾经的日本法西斯运动只是少数激进分子的活动，谷口雅春则主张“吸纳民心，占领社会舆论制高点”。后来日本右翼团体的代表人物，如椛岛有三等人，皆是其忠实信徒，深受其影响。同时，日本战后始终没有开展彻底的战争责任清算，未能在全社会层面引发对侵略战争的深层反思。安倍晋三、高市早苗等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保守政客，在执政时期全力推动日本社会右倾保守化的根源亦在于此。
转型——
新右翼的兴起与行动转向
进入20世纪60年代，持续的经济发展让日本战后压抑的民族主义情绪迅速高涨。美化侵略、为战争翻案之风开始频繁上演。1963年，池田勇人内阁正式决定在每年8月15日举办追悼活动，向二战中的300余万死者“献上追悼之诚意”。次年，他又恢复曾被废除的军人授勋制度，向1万余名战死军人颁发“叙勋令”，以“彰显其生前之功绩”。
1964年，日本侵略战争“全面翻案第一书”——《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出版，其作者是老牌日本右翼文人林房雄。作为侵华日军的从军作家，他公然颠倒黑白，将日本侵略战争美化为“自存自卫”的“亚洲民族解放战争”，并将东京审判扭曲为“战胜者对战败者的复仇”。如此堂而皇之为军国主义招魂的说法，却被日本右翼奉为圭臬，成为其重要理论根基。
在此背景下，高唱“民族精神复兴”的民族派新右翼群体乘势而起。民族派新右翼转向民族主义、反政府及反战后体制，极力抨击日本对美国的屈从。1970年，在椛岛有三的呼吁下，作为全国学协领导机构的“日本青年协议会”成立，其成员多为“生长之家”信徒。“日本青年协议会”意识到，日本战后体制已成定局，要实现其政治理想，必须从暴力反体制转向体制内渗透。
“日本青年协议会”率先提出“解释性修宪”路线，不再简单否定战后“和平宪法”，而是通过法律解读、议案修改、社会舆论引导逐步瓦解战后宪法。1977年至1979年的元号法制化运动，为这条“温和”渗透路线完成试水。“日本青年协议会”摒弃传统右翼的暴力路线，依托遍布全国的基层议员网络，自下而上推动国会立法，短短两年便促成《元号法》落地，给日本保守界以极大震动，各类右翼组织因此开始进一步向其靠拢。
被誉为“战后日本右翼研究第一人”的堀幸雄指出，20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右翼势力的主力已然不再是“暴力团”，而是随处可见职员般“身着西装的右翼”，“他们在大众之中，以组织大众运动的方式成为当今右倾化、反动化的尖兵”。
定型——
制度嵌入型右翼的生成及其影响
进入20世纪80年代，右翼势力在日本政坛强势抬头。1982年，二战时曾在日本海军服役的中曾根康弘出任日本首相。他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强调清算占领政策、修正战后体制，其本人更是开启了日本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恶例。
篡改教科书的问题也在该时期频发，历史修正主义愈发泛滥，田中正明是这股逆流中的典型人物。他曾是南京大屠杀主犯兼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的秘书，一直试图为松井石根翻案。1984年，田中正明发表《“南京大屠杀”之虚构》，通过篡改松井石根的日记等手法，系统否认侵略暴行。
“日本青年协议会”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推动修宪和篡改教科书的幕后主导力量，并借此确立其在日本右翼势力中的领导地位。1997年5月，战后日本右翼历史性地实现组织大联合，成立了日本最大的保守右翼组织“日本会议”，其组织运营的核心中枢正是“日本青年协议会”。“日本会议”集合了宗教、政治、经济、司法、知识等社会各界及地方代表，成为“全国极右组织的中心”和“唯一一个综合性的极右组织”。
“日本会议”宣称的官方定位是“全国范围内的草根阶层国民运动团体”，自我标榜为代表国民大众的群众性组织。其政治目标包括修宪、向海外派遣自卫队、重建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国体等。借助国民运动模式，“日本会议”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反政府的民间右翼组织，而是变身为一支深度嵌入战后日本体制的政治力量，妄图利用民主体制实现反民主目标。
“日本会议”的各项目标追求都强调“从地方到中央”的战略，因而极其重视对地方力量的培育扶持。为了从地方议会向中央决策层施加压力，“日本会议”几乎在所有都道府县地方议会设立有“日本会议地方议员联盟”。此外，在“日本会议”组织内部还针对重要议题、群体单独设立次级运动组织。“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皇室传统守护国民会”“大家参拜靖国神社国民会”是其中的代表性分支。
时至今日，“日本会议”已然发展为实质性推动日本社会全面保守右倾化的关键力量。支持“日本会议”的常设超党派议员联盟“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与其关联组织“神道政治联盟”吸纳了国会的绝大部分成员。以安倍晋三、高市早苗为首，日本自民党内诸多重量级成员皆与“日本会议”渊源颇深，在内阁及政府中占据诸多要职。
危害——
对战后国际秩序构成的实质性挑衅与冲击
日本著名思想家丸山真男早在1951年就曾预言，战后日本“法西斯主义乃至超民族主义的实质性复活”以“现有统治机构‘合法地’原样转向法西斯主义模式更容易且盖然性更高”。这一判断在战后日本右翼的演变历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历经70余年迭代演进，日本右翼已经走出一套制度化、常态化、舆论化的军国主义复辟路径——制度嵌入型右翼。这意味着战后日本右翼的夺权模式与近代血盟团事件那样的暴力恐怖袭击不同，更可能是通过自身深度嵌入日本体制的方式实现和平夺权。以“日本会议”为核心的日本右翼势力，持续深化全国国民运动，完成对政界、经济界、学界、舆论界、地方社会的全面渗透，正是这种新型夺权模式的典型。
以“国家正常化”和“积极和平主义”为旗帜，试图突破战后体制、扩张军备的“新型军国主义”是制度嵌入型右翼势力向日本武装力量蔓延的产物。“新型军国主义”在合法外衣之下，通过修改“安保三文件”、解禁“集体自卫权”和扩充防卫预算，推动军事战略从“专守防卫”向“主动威慑”激进化转向，利用“民主政治”和“国际规则”的制度框架强军扩武，对来之不易的战后国际秩序构成实质性挑衅与冲击。
战后日本右翼的演变之路折射出日本体制缺陷及其潜藏危机，根源是日本对战争责任缺乏足够的反思和清算。这导致国民大众的思想观念呈现高度历史承继性，让右翼势力通过国民运动迷惑大众成为可能。尤其是在泡沫经济破灭时代中成长起来的日本年轻一代，更容易受到右翼舆论宣传的煽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无意识形态的保守化”。“新型军国主义”的抬头及其蔓延正是由此而来。
历史不容篡改，教训不可遗忘。“新型军国主义”是整个战后日本右翼适应战后体制进行战术变革的缩影。它沿承了近代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本质，但将其包装得更具隐蔽性、迷惑性，因而有着更大的潜在危害性。日本右翼持续进行军备扩张、频频为历史翻案的危险动向，是关乎地区和平、人类公理的重大安全隐患。伪装褪去、潮流汹涌，一旦“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不仅会破坏地区稳定，更会将日本民众推向战争深渊，违背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
（作者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武汉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