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7月31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举行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

此前一周的7月24日，当高市早苗内阁正式决定设立“国家情报局”时，就有舆论指出，这绝非单纯的行政调整，而是战后情报体制的根本性转变，折射出日本右翼势力正系统性重构服务于军事扩张的国家机器。尽管当局以“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高大上理由为旗号，但由于这一动向使日本舆论联想到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的“特高课”，连日来东京街头抗议声浪不断。然而，高市早苗内阁置若罔闻，一意孤行推动“国家情报局”的设立。

选择在7月31日这一天让军国主义幽灵“特高课”秽土转生，日本右翼势力打的是什么主意，全世界都一清二楚。

1928年，田中义一内阁将“特别高等警察”正式制度化，在日本全国警察署设立“特高课”，赋予其逮捕、审讯、监控乃至刑讯逼供的广泛权力。在日本法西斯横行的黑暗年代，“特高课”以《治安维持法》为利刃，对反战人士、劳工领袖、共产党员乃至普通民众实施残酷镇压。1933年，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被捕当日即被拷打致死，年仅29岁；“泷川事件”“天皇机关说事件”中，自由派学者接连被逐出讲坛；“横滨事件”中，数十名编辑、记者仅因一张聚会照片就被罗织“共产党再建预备罪”，被捕后多人惨死狱中。据战后统计，日本因《治安维持法》被逮捕者达数万人，送检起诉者逾万人，被传唤、拘押、监视者不计其数。

日本法西斯战败后，盟军占领当局将“特高课”列为首批解散对象。然而，因为种种原因，盟军对于日本右翼分子的清算并不彻底，这就给了魔鬼秽土转生的余地。冷战时期，日本战后情报体系初现雏形。1952年，内阁总理大臣官房调查室正式设立，该机构由吉田茂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谋构建而成，当时日方就抱有建立“日本版中情局”的野心。之后，警察、外务、防卫等各省厅分别发展出独立的情报网络，形成了高度碎片化、各自为政的情报体系格局。2013年，日本仿照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架构，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及其事务机构——国家安全保障局，进一步将外交与安全事务的决策权向首相官邸集中。

如今，高市早苗内阁以“防范外国间谍渗透”为由，强行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就是要补齐这幅拼图中至关重要的一块。一个以首相为主席，对各部门情报工作拥有综合协调权，而且相关法案未明确情报活动运作细则的机关，与当年的“特高课”何其相似。

据日媒披露，日本强化国家情报能力的新机制，通过跨省厅数据整合，将普通民众的日常交往、政治表达乃至反战活动全部纳入监控范围，构建起全天候的社会监视网络。与欧美普遍建立的议会情报监督体系不同，日本政府拒绝设立任何独立第三方监察机构，将情报权力的收放悉数交由行政部门自行裁量。对此，《朝日新闻》一针见血地指出：高市首相并未明确否定“普通公民仅因参加反对游行就被列为调查对象”。日本共产党参议员大门实纪史披露的事实更具讽刺意味：大垣警察署非法搜集反对者信息、自卫队情报保全队监控仙台市民，两案均已被法院判决违法，但日本政府非但毫无反省，反而要通过立法将这类行为“合法化”。当年“特高课”的所作所为，也是“合法”的，但是，披上了法的外衣，恶就不是恶了吗？

设立“国家情报局”绝非孤立举措。近年来，从解禁集体自卫权到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从派遣大规模战斗人员参加联合军演到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日本正一步步撕碎“和平宪法”，露出面具下的獠牙。而“国家情报局”的设立，正是为这一系列军事扩张行动提供情报支撑与国内管控保障的关键一环。在日本国会附近发起抗议集会的小川，将这一逻辑表述得相当清晰：高市早苗内阁正全力将军工产业培育成经济支柱，“国家情报局”及今后可能推出的“外国代理人法”“对外情报局”等，都是“再军事化”路线上的棋子。日本政府一边放任物价飞涨、民生艰难，一边疯狂扩军备战，“这和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所作所为没有区别”。

历史上，“特高课”等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本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却一意孤行选在7月31日当天设立“国家情报局”，暴露出日本政府根本无意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变本加厉，无视中国、朝鲜、韩国以及东南亚各受害国人民的感情，在尚未愈合的历史创伤上又撒了把盐，可谓居心叵测、毫无廉耻。国际社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阻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滋生蔓延，共同守护来之不易的战后和平秩序。

文字：李玥瑶

漫画构思：杜汶纹 赵镭饷

漫画作者：陈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