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细细品读这本“教科书”，不难发现，在影响甚至是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诸多因素中，有许多更深刻的细节引人深思。
淮海战役总前委合影，左起：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资料图）
中野华野迅速会师，得以进行联合作战，是这场决战胜利的前提条件。这种大规模的联合作战在以前很少见。为了统一指挥两大野战军，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人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统筹淮海地区作战、支前等一切事宜。
有了联合作战的指挥部，不代表一定能把这场规模空前的战役打好。国民党军队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典型，由桂系将领白崇禧的华中“剿总”和蒋介石嫡系将领刘峙控制的徐州“剿总”矛盾重重，且各军将领都有着自己的小九九，没有拼死一搏的决心和勇气。国民党军之间的配合支援不力是一个让蒋介石十分头疼的“痼疾”，淮海战役中自然也存在这个问题。
当得知第7兵团被围困，蒋介石当即调兵遣将，反应不可谓不快。诸路援军中，力量最强的第2、第13兵团，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沿陇海铁路并肩东援。出乎意料的是，黄百韬昼思夜想的这根“救命稻草”，却在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的阻击下“步步惊心”。至第7兵团被全歼整整10天的时间里，这支“强大”的援军前进不到20千米。另三路援军，也同样被联合作战的中原野战军死死拦住，黄百韬最终也没能等到援军。淮海战役后期，国民党军的两大精锐力量被分割包围在相距不过60千米的地区内，从始至终未能打破刘伯承元帅形容的“吃一个（第12兵团），挟一个（杜聿明集团），看一个（第6、第8兵团）”局面，直接影响到淮海战役的最终胜负。
反观人民解放军的联合作战，则远非国民党军可比。在战役的不同阶段，中野华野互唱“主角”，无论是攻坚还是阻援，都能不惜代价地达成预定战略构想。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正是负责阻击前来增援的第2、第13兵团。在阻击战最艰难的时刻，部队伤亡惨重，但没有上级首长的命令，他们一步都没有退出战场；中野76团3连在战斗中边打边重新编组，最后只剩下指导员和9班长等17名负伤同志，仍然编成两个突击班，攻下敌军最后一个地堡群；中野6纵“襄阳营”1连3排战后只剩下3名战士……这样的案例，在淮海战役中比比皆是。
而当国民党军全线告急时，电台里却到处都是类似这样的电报：“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不过，被国民党军将领寄予厚望的所谓“兄弟”，不是怯战不前，就是存心自保，后期国民党军的局势诚可谓一盘散沙、举步维艰。
不仅如此，与共产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且毛泽东多次在电文中明确授予总前委“先斩后奏”权力相对应的是，时任华中“剿匪”总司令的白崇禧不仅拒绝统一指挥国民党军在中原地区的部队，抽身事外在武汉静观国共在淮海地区决战，甚至暗暗制约蒋介石从华中调兵增援淮海战场，以求借淮海战役之败逼迫蒋介石下野。如此争权夺利，岂有不败之理。
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的何基沣与张克侠(右)（资料图）
国民党的失利，问题也不仅出在领军将领身上，兵无战意也多次影响了战局的走势。淮海战役期间，国民党军4个半师、28500余人战场倒戈，其对战局产生的深远影响，远远不仅是双方兵力的“加减”。
其中，第3“绥靖”区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的起义，让出了长约百里的防线，使华东野战军悄无声息地切断陇海路，堵死了黄百韬西逃之路。据粟裕大将回忆，如果再晚上5个小时，黄百韬可能就堵不住了。1948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电报中指出：“北线何、张起义是第一个大胜利。”
如果说“杂牌军”的起义，虽让蒋介石痛心，但多少还有一丝侥幸，那么第85军第110师师长、中共地下党员廖运周的起义，则无异于一道晴天霹雳，粉碎了蒋介石最后的幻想。战役的第二阶段，当黄维决定孤注一掷，以4个建制完整的主力师拼死一搏时，作为先头师的第110师却给了他致命的反戈一击，彻底埋葬了他的突围企图。
两次战场起义，除了对战局产生的直接影响，还使被围困国民党军的残余将领之间互相提防，时刻担心被身边的战友“出卖”，让国民党军将士愈发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士气一落千丈，极大促进了淮海战役的及早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