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记者·战地报道(中)
二、立足战场,放眼全局,“跳出战场”写稿子
我刚当战地记者时,可以说还找不到北。稿子往往写的都是一些战斗过程,缺少思想,有血肉而缺少骨头,因此见报率不高,更上不了重要版面。1979年,在前线采访的有一个新华社的老记者,叫李耐因,每写一篇都上《人民日报》。而他工作似乎很潇洒,很轻松,下去转一圈回来,叼着一根烟,稿子就写出来了。我用心研究他和其他老记者的稿件,发现了一点门道,就是他们写的是战场,但跳出战场,其实是面对后方讲话的。比如李耐因的一篇通讯叫《共产党员跟我上》,写的党员带头冲锋陷阵的事迹,但有普遍指导意义。时任解放军报社记者处副处长孙浩刚带着一位年轻记者,写出了一篇影响很大的通讯《当战争袭来的时候》,写的是在突然降临的战争面前,我们的官兵和家人为了国家利益而甘愿付出牺牲事迹。这就涉及一个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我军几十年没有打仗了,十年“文革”又刚刚结束,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还能经受住战争考验吗?这篇通讯较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所以能引起读者共鸣。我当记者是仓促上阵,没有经过系统的新闻业务训练,得靠自己在实践中来感悟。后来我把自己的新闻论文、体会集定名为《自悟一得》,原因就在这里。
悟到这个道理,边境作战就结束了。虽然没有立即派上用场,但为以后的战地报道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明白了采写的方向,这一点非常重要。后来我又多次上云南前线,不敢说如鱼得水,但基本做到了写一篇就能登一篇,几乎没有放空的时候。
前线的战斗不断,官兵的感人事迹何止千万?必须选择记者认为应该报道的信息和事迹来写。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一个记者的业务水平首先体现在对报道内容的选择上,其次才是文字功夫。有时候,遇到重要信息必须迅速报道出去,就顾不得文字修饰,只要准确就够了。比如,1985年我有次去前线,在昆明刚下飞机到昆明军区招待所,拿起军用电话就打到一军(当时为保密,称陆军第十四军甲)前指,他们告诉我一场战斗刚刚打响,并大致介绍了有关情况。我觉得这条信息很重要,便立即用电话向军报记者处值班室口述了一条新闻,大意为某月某日某时,对方向我某某方向发动进攻,我边防部队发起反击。这条新闻次日见报,比对方的报道早了一天,被外电转发。新闻有一个规律叫先入为主。当时对方把我们的边境作战说成“侵略”,如果我们的消息发晚了,往往会造成被动。我们抢先发布消息,讲明我们是被迫还击,在舆论战上就主动了。这条不起眼的消息被原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郑况作为例子编入《军事新闻概论》教科书之中。这条新闻谈不上写作技巧,所以引起关注,就因为在战争全局上对舆论宣传有用,也说明记者应该有全局观念。
记者的全局观念不止表现在对重要消息的及时报道上,因为重要消息一般由新华社代表国家来发,作为军报记者,最主要的是要在新闻作品中面向全局,对后方广大读者来讲故事。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后方读者关心什么。他们关心的你不写,写他们不关心的,自然就不可能有影响。1985年至1986年,我的战场报道在军报上了9个头条,每一个都是针对后方关心的问题来写的。
比如,当时前线有不少干部子弟,后方有人觉得他们大多是去镀金的,并不到一线冲锋陷阵,肯定有照顾。某团五连副连长杨少华是第二十军军长的儿子,他在战地上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汇报自己的思想,中心意思是在遇到困难和有抱怨时,“请想想前线的同志们”。其父将此信推荐给军报,军报以《请想想前线的同志们》为题,摘录发表,引起较大反响,但也有人质疑:因为他是军长之子,一参战就宣扬,说不定在战斗中表现不咋的。而其实他当时守卫在前线最危险的李海欣高地,一个九死一生的地方。因在战斗中上去没法采访,他一下阵地,我就赶去采写出《我愿在战火中雕塑成器》的访问记,客观地记叙了他的战斗经历和思想变化,没有一点拔高和溢美,在军报头条(1985年2月28日一版)发表后,让读者看到了一个干部子弟的真实形象。与他一起战斗的战士鲁灿新后来荣获战斗英雄称号,事迹比他要突出。为什么把鲁灿新留到后面写而先写他,就因为后方关注他。
但是,后方关注的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一种社会趋势。比如,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富裕家庭出身的官兵变多了,与过去官兵多是穷苦出身的情况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后方有人就担心现在这些兵到底还能不能打仗?我于是进行专题采访,写了通讯《民富兵强—记老山前线某团专业户子弟》(载军报1985年3月10日一版),写了一群英勇杀敌、战场立功的富裕户子弟。这篇稿子一发去,值班副总编就决定上头条,并给我打电话说:“像这样的稿子不怕多,放开写,把头条给你留着。”接着我又写出了通讯《理想在战火中闪光》(载1985年3月26日一版),三个小标题分别是“巴黎别墅与老山战壕”“生的希望和死的危险”“奉献到死与死的奉献”,写了新时代的战士在战场上的各种考验面前坚持理想不动摇的故事。“巴黎别墅与某山战壕”写的是一个叫郑英的战士,姑母在法国,外婆在香港。姑母因为没有孩子,一直动员他去巴黎继承财产,“别墅、产业,什么都归你”。就在部队接到参战命令前不久,姑母还亲自来军营,希望他退伍跟她走。他谢绝了姑母的好意,不久部队参战,他来到老山战壕。在老山,他表现英勇,光荣入党。有人为他惋惜,他说:“埃菲尔铁塔没有老山高。”本篇所写的人物中包括四位烈士,他们都不够战斗英雄的标准,但是他们留下的带血的入党申请书和要求入党的临终遗言,是坚定理想信念的榜样和生动教材,所以能登头条。
再如,当时所谓“学生官”(即从地方招考的军校毕业生)还不占主导地位,对他们究竟能不能打仗,不少人持怀疑态度。我的通讯《小将出马》(载军报1985年3月17日一版)就是为回答这个问题而写的。因为针对性明确,所以“一碰就响”,上了头条。
从2月28日到3月26日,我连上了4个头版头条,其实并非文章写得好,更不够范文的标准,但因为写的都是后方关心的问题,宣传需要,所以受欢迎。
前面说到,我在硬骨头六连写了3篇报道。除了《英雄连队出奇兵》是用日记体写他们与敌人斗智的外,另两篇都是写官兵的精神世界的,针对的是丧失理想,不讲气节,物欲横流的倾向。《快活神刘亮华》是十六勇士中唯一的非党员,为什么15个党员你不写,单独写一个非党员?因为连队挑选突击队员时,规定非党员不得报名,而他非要参加不可,说要争取在这次战斗中火线入党。这个人平时有点吊儿郎当,嘻嘻哈哈,但这次特别认真,被他缠得没法,党支部批准了他参加突击队。在战斗中,他英勇机智,打死了5个敌人,第一个冲上主峰。虽然没有立即入党,但荣立了二等功。十六勇士中立一等功的好几个,相比之下,他这个二等功不算啥。但他代表了战士不惜牺牲也要入党的精神面貌,比一般写先进事迹更有意义。
三、战地记者要有独立思考,不能人家说啥你就写啥
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有反面教材的。某部因不在主要方向,仗打得不多,见兄弟单位出了不少英雄集体和战斗英雄,沉不住气,便动开了歪点子,编造出一个连队的“激烈战斗”,称消灭了300多名敌人,“培育”出几个“战斗功臣”,编得有鼻子有眼的。有人便根据汇报写出了报道,这个连队还被昆明军区授予了荣誉称号。我也曾被请到这个连队采访。听汇报后,我执意要到现场去看。在阵地上看了一遍,我提出一个问题:“阵地前的地幅很小,即使敌人用集团冲锋的方式进攻,也只能展开一个排,而这不符合对方的战术特点,他们擅长的战术是小群偷袭,要在这么小的地幅内消灭300多名敌人,不容易。”他们看出了我的犹豫,说:“事实千真万确。是首长挨个签字保证了的。”(后来我才知道,军里对战果有怀疑,要求他们党委常委必须人人签字,只有参谋长一人没有签)但是,我还是委婉地拒绝了写这个连队的要求,他们对我很不满意,话说得很难听。事情似乎就这么过去了,不料在部队撤回后,这个连队有两个班长给总政写信,揭穿了伪造战斗的真相。结果撤销了荣誉称号和所有奖励,参与造假的人包括签了字的首长都受到严厉处分。我就想,如果我当时不去阵地看,他们说啥我就写啥,我也成了写假报道的记者,好不容易闯出来的一点名气也就毁掉了。想想一些虚假报道的出现,除了有个别记者搞“客里空”之外,大多是不长脑子,不深入采访而人云亦云造成的。据我的经验,真正的英模人物往往不善言谈,讲故事非常客观,不会添油加醋,而口若悬河、你要啥他有啥的人往往有诈。
像这种恶劣的个案是非常罕见的,但即使你听到的都是实话,也不能人家说啥你就写啥,那是写不出有影响的好报道来的,更不可能成为名记者的。战地报道与平时报道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一篇报道只有能拨动读者的心弦,才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而要能拨动读者的心弦,记者不仅要了解读者需要什么,而且要有独立思考,敢于去碰一些似乎司空见惯但没有人捅的问题。这就需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来点独立思考。
我在轮战部队原济南军区某团采访时,本来是想写一篇团政治机关在战时如何发挥作用的稿子。他们给我讲了许多生动的故事,但对组织股干事孙才两次下去代理指导员的事迹没有作为重点介绍。为啥呢?他在战前就已被编外,负责编写团史,准备让他转业,参战时临时放到组织股,带有打杂的性质。我当时就想,打仗让人家上一线,这能叫打杂吗?而作为团一级的政治机关,就应该哪里最危险就派人到哪里去。这个人其实是体现了我军政治机关的优良传统,比在指挥所写材料更重要。于是,我决定深挖孙才的事迹,经采访战士,发现他是一个身先士卒与战士结下了血肉联系的优秀政工干部,写出了通讯《老山有个孙干事》。这篇通讯成为战地报道的名篇,产生了较大影响,获全国好新闻奖。多少年后,时任军政委的姜福堂还说:“这是写我们军最好的一篇报道。”如果当时我仅凭听汇报就写稿,就不可能有这篇报道。顺便说一下,这篇报道也“救”了孙才,本来是准备要他转业的,此稿一登,军里给他记了一等功,继续留队并提升了职务。
记者的独立思考还体现在报道的主题上。同样一个人,同样的事迹,不同的记者写出来的报道影响是大不一样的。长篇通讯《英雄原本是仆人》写的是某团三营副教导员兼七连指导员钱富生的,其战场事迹非常感人。但是如何让他的事迹引起读者共鸣?我颇费了一番脑筋,最后把主题定在“仆人”两个字上。为啥?当时后方部队正搞年轻化,有的一提两三级,弄得一些人官瘾大发;还有一些人当官以后,官架子就摆开了,似乎渐渐忘了共产党员是干什么的,忘记了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公仆的宗旨。于是按这个思路来组织材料,写出了一个战场公仆的形象。如第一个小标题 :“别说让我当指导员,如果需要,下去代个排长也行”,写的是他本已当过副营长,改任团农场副营职助理员,部队接到参战命令后,他积极要求参战,但他的年龄偏大,30好几了,团里为他的职务犯了愁,找不到一个副营岗位,不得已让他以副教导员兼任七连指导员,他说了上述这番话。七连是团里的主攻连,他上战场后,始终像个兄长一样爱护战士,排雷他在最前面,进攻他带主攻排。在他组织指挥的一次偷袭战斗中,由于他的细心和巧妙的筹划,成功夺取了敌人一个阵地,全歼一个排,全连竟然无一牺牲。这个“仆人”的形象感动了读者,时任总政主任的余秋里对他大加赞扬,说:“政工干部就应该像他这样。”战后他被授予“英雄指导员”的荣誉称号。显然,如果不用“仆人”这个主题,或许读者就会像听一般的战斗故事,听过了就过去了。
战场上的故事林林总总,如汗牛充栋,记者只有像毛主席所说的下“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功夫,才会写出有影响有指导意义的报道来。前面讲到写《快活神刘亮华》,一个平时有点吊儿郎当的战士立了二等功,我在采访中发现像刘亮华一样的战士还不少,他们是战场上冒出来的“黑马”。于是想,一个师、一个团究竟有多少这样的“黑马”?进一步采访调查,对参战前各团所列的所谓“重点人”,即领导不放心的战士,一个个对照名单看战场表现,发现居然有80%以上的人立了功。这就很值得深思了,说明了我们平时的好战士标准与打仗的要求相距甚远,有的地方甚至是倒过来了。比如,平时喜欢老实听话的,但有些老实听话的人上了战场却变得畏首畏尾了,相反有些所谓“刺头”却英勇顽强,屡建奇功。此类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战场是平时工作的试金石,试出不行就得改。于是我写了一个中篇报告文学《黑马》,引起关于如何评价好战士的讨论。
诸如《黑马》之类的问题还有不少,比如对干部的评价,平时和战时就隔着山。有个典型的例子,硬骨头六连连长朱喜才在战前因严格训练,有人告状说他“打战士”。怎么回事呢?在障碍训练过高墙时,有的战士一跑到高墙面前就畏缩了,他拿着一条树枝,站在高墙下,在高喊一声“上”的同时顺手就抽一下,这样谁也不敢畏缩了。上级认为这是“打战士”,是军阀作风,违背了人民军队的宗旨,将其撤职,换了一个参谋来当连长。可接到参战命令后,全连集体给团党委写信,说跟着这个新连长打仗我们不放心,要求让老连长回来。团党委接受了这个请求,朱喜才带着六连在战场上大显神通,战功显著,连队又被军委命名为“英雄硬六连”。我在《英雄连队出奇兵》中写了他用兵的智慧,但有一点没有写也不能写,就是在一次进攻战斗中,他指着一挺机枪对战士说:“你们看到这挺机枪了吗?战斗开始后,谁往后退,我认识你,机枪不认识你!”这当然不是人民军队的作风,但战士不仅没有人告他,反而很拥护他,说上战场就应该这样。战争实践证明,凡是仗打得好的指挥员,可以说都是有棱有角有个性甚至是毛病比较突出的,相反那种表面上一点毛病也没有的好干部往往打仗不行。我们老说用打仗的标准用干部,要做到是很不容易的,记者当然管不了那许多,但必须有思考,用报道来引导大家改变观念。我在前线,见有个平时人见人爱的处长,带侦察队出去好长时间,没有弄到一点有用的情报。军长下令说:“弄不到情报,你就别回来!”可他还是两手空空地回来了。我作为反面例子用在报告文学《一军之长》中,他看到后扬言要到军事法院告我。军长知道后说:“他不告准备要他体面转业,要告,就给他降职后再走。”
(未完待续。上期刊载于本刊第10期)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原副总编辑、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