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呈现以社交媒体为中心、聚焦民众利益、迷惑性强、跨时空传播、境外势力干预等特征。这源于民众的恐慌、盲从、满足、发泄等心理，须从事实公开、源头整治、辟谣止谣、提高识别能力等环节着手引导治理。

关键词：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治理

网络谣言往往伴随公共卫生事件大量滋生传播，对政府管理、事件管控及民众心态等带来负面影响。本文从各类辟谣平台随机选取2020年2月份的335条疫情谣言，统计分析以揭示其传播特征、民众心理等，对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谣言治理进行探讨。

一、谣言传播特征

（一）社交媒体成为谣言传播的主阵地

统计数据显示，绝大部分网络谣言来自于微信、微博、贴吧等社交平台，占83.9％，通过微信传播的占76.1％。一些在网站、传统媒体和境外媒体传播的谣言原本影响力不大，但流传到社交媒体后迅速引起关注转发，舆论效应急剧放大，形成交叉传播态势。分析认为，这源于社交媒体普及率较高，在各类人群中广泛使用，为信息流通提供了便利；其次，微信等社交平台是熟人社会，基于人际传播的信息可信度更高，更容易扩散。

（二）谣言与民众利益高度相关

谣言内容集中于公共卫生事件发展、管控措施、个人防护等民众关心的话题，分别占34％、32.2％、24.5％。事件发展最受关注，主要涉及患者动向、确诊信息等；管控措施中，主要涉及交通管制、社区管制等；个人防护中，主要涉及防治措施、防护用品等。这表明，民众关心的话题往往是谣言滋生发酵的沃土，谣言传播速度、规模和内容对民众的影响成正比，对民众的影响越大、距离越近，谣言传播得越快，呈现出相关性、地域性的特征。比如，关于某地实施交通管制、某地有疑似感染者的谣言大量传播，均源于与当地民众利益高度相关。

（三）同类谣言跨时空交叉传播

部分谣言在内容、形式上具有高度相似性，比例达25.4％。在某地微信群滋生的谣言，经官方辟谣后，又在另一个地区盛传，呈现此起彼伏的状态。比如，关于各地进行全面消杀的谣言，先后在贵阳、长春、徐州、温州、济南、广州、盐城等地的微信群传播，内容雷同，仅是消杀地点各异。部分谣言在以前的公共卫生事件中被辟谣过，在此次事件中再次翻炒。比如，类似“喝高度酒杀死病毒”“抽烟可以消灭病毒”等谣言曾出现在2003年的非典疫情中。可见，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同样的谣言可能反复发酵、异地传播，不会因一次或局地的辟谣而终止。

（四）部分谣言伪装缜密迷惑性强

一些谣言深度伪装，夹带诸多权威、内幕、官方性符号，让人难以辨识，主要有3种形式：第一种伪装成专家学者，借其身份权威提升信息可信度。比如，一段采访中国疾控中心专家的视频被恶意剪辑拼接后，变成一个夸大此次事件严重程度的谣言视频，在网络大量传播。第二种伪装成内幕信源，以微信、短信聊天截图或者声称某机构内部人士告知等形式传播。比如，“自来水多加氯气需静置两小时再用”的谣言，就伪装成了水务集团内部人士。第三种伪装成官方文件，以“紧急通知”“会议精神”“政府通告”等形式传播，让网民真假难辨。比如，关于“六个一律”的交通管制谣言，开头为“紧急通知：市紧急会议精神要求……”，落款为交管部门，有的还盖有伪造公章，具有较强的欺骗性。

（五）国际反华势力趁机搅浑舆论场

在国内忙于应对此次公共卫生事件之际，国际反华势力动作频频，释放虚假信息搅浑舆论场。最明显的是，西方媒体通过强贴新闻标签、恶意污名化中国、蓄意关联议题、违悖人文伦理、无视新闻职业道德等，进行妖魔化报道。如，一些国际反华媒体大肆炮制“病毒孵化器论”“中国道歉论”“病毒阴谋论”等，制造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国际反华势力两面着手，暗地里通过社交媒体散布谣言制造混乱，公开则通过国际媒体传播不实言论搅浑国际舆论场，其制造社会恐慌、搅乱事件管控工作、诋毁中国政府的政治意图非常明显。

二、谣言传播心理

（一）恐慌：寻求解释，消除不确定性

恐慌心理是人们对所处环境丧失信任时的一种反应，表现为焦虑、恐惧。为纾解这种不适情绪，人们通常寻求信息解释，来消除不确定性。学者奥尔波特认为，谣言传播跟事件的重要性和模糊性成正比，而此次公共卫生事件的这两个特点都较为突出，在权威信息无法满足民众需求之际，就给谣言提供滋生传播空间。从统计数据看，有24.8％的谣言产生于恐慌心理，大多是谣传某地有人感染、病亡、有疫情重灾区旅居史等内容。比如，有不少网民获知周边有人感冒、发烧，就猜测其被感染，在微信群编造谣言提醒亲戚朋友。

（二）盲从：轻信传言，跟风传播

微信群是一个群体社会，在面临重大突发事件时，群成员间会相互刺激和暗示，最终在群体情绪的感染下达成观点、情感一致，少数持异见者也会基于群体压力选择沉默或改变原有想法。此次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不少人抱着“宁可信其有”的心态在微信群转发信息，同样的信息被多人转发后形成一种情绪感染，群成员基于信任关系或群体压力很少查证，大多选择跟风转发或默认，进一步加速谣言扩散。这样的谣言比例达到32.8％。比如，关于“给自来水加注氯气消毒”的传言经官方辟谣后，换一个城市继续传播，正是民众的盲从心理所致。

（三）满足：制造轰动，引起关注

使用和满足理论显示，人们总是积极地使用媒介，来满足自己的需求。社交媒体用户传播信息可以达到引起关注、提升话语权、自我娱乐等目的。这次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不少人正是出于娱乐心态、彰显存在感的初衷刻意散播夸大、扭曲甚至虚构的信息，以满足虚荣、游戏心理。比如，2月1日，一名网友在微信朋友圈晒出一打口罩，自称从“舅舅政府单位拿的”，同时定位“揭阳棉湖镇人民政府”。经查实，该口罩是其舅舅的朋友所赠，并非政府物资。揭西县公安局的通报显示，该网友发表此言论是为了“自我炫耀，引起网民和社会关注”。类似的案例较多，在统计的谣言中占34.9％。

（四）发泄：攻击报复，制造恐慌

公共危机期间，一些不法分子心存侥幸，趁机浑水摸鱼发泄私愤，有的通过社交平台造谣生事。这类谣言在统计的数据中占6.9％，数量不多，但破坏性大，呈现攻击性、煽动性强，目标指向明确、用语较为激烈等特征，内容大多是关于确诊情况、患者动向等事关民众切身利益的信息。比如，1月31日，胡姓网民在进入苏州市某小区时，谎称发烧，拒不配合小区保安测体温。其用手机将此经过拍摄成视频上传到微信群，意在引起小区业主恐慌，发泄心中不满。

三、谣言治理启示

（一）及时公开，压缩谣言发酵空间

公共卫生事件早期，由于信息统计和发布机制还未完善，关于各地感染人数的谣言甚嚣尘上。随着国务院、各省市的新闻发布会开始正常运作，以及各类主流媒体实时跟进报道。此类谣言逐渐淡出人们视野。可见，谣言大多源于真相的缺席，及时的信息公开是制止谣言传播的利器。在公共卫生事件中，要建立多层级、高频次的立体化、多元化信息发布机制，利用发布会、主流媒体、门户网站、社交媒体、社区喇叭等进行实时的信息发布和辟谣，让真相及时传递出来，抢占舆论空间，消除民众的质疑。

（二）各个击破，消除谣言传播源头

总结此次事件的谣言源头，共有3种类型：第一种明知违法，却抱着侥幸心理造谣传谣、制造恐慌，对此要一查到底、依法惩戒，形成震慑；第二种不知违法，误传误论误信谣言的，要加强教育引导，提升其媒介素养；第三种借公共卫生事件达成激化矛盾、诋毁中国政府等政治目的的，要坚决打击，及时澄清引导，利用技术手段防堵谣言传播，惩戒从境外搬运不实信息到境内网络的传播者。在公共卫生事件中，要摸清谣言传播主体和意图，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对传播源头进行治理，才能有效制止谣言发酵传播。

（三）重点发声，扩大辟谣舆论效果

权威信息有助于击破谣言、消除恐慌，这类信息主要来自于权威信源，包括知名学者、专家、艺人、官员等。这类人群拥有庞大的粉丝群，深得信任，其传递的信息更容易被接受、影响范围也较广。在公共卫生事件的辟谣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医疗、科技、传媒等领域的意见领袖的两级传播作用，利用其权威、名气扩大传播范围和影响力，产生的舆论效果将更加明显。

（四）广泛教育，强化防谣识谣能力

谣言传播多是基于民众的公共卫生知识缺乏、媒体使用素养不高的现实，为此要从两方面着力展开教育：第一，大力科普。在学历教育、媒体宣传报道中增加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案例，让民众掌握个人防护知识、公共卫生事件管控常识，提升其谣言识别能力；第二，提升媒介素养。利用传统媒体、社交媒体等展开公共卫生事件谣言的普法教育，披露谣言传播的套路、影响和法律后果，让民众认清利害关系，引导其科学、规范地使用网络。

（作者单位：海峡之声广播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