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引发了网络涉军舆情的突发频发。本文从传播效果理论出发，根据涉军舆情事件的类别特征，提炼分析出常态、突发和涉外等三类网络涉军舆情的不同效果形成模式，并提出相关应对之策，以期对网络涉军舆情应对引导有所启发借鉴。

关键词：互联网；涉军舆情；传播效果

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发展，涉军信息传播的主体、渠道、内容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涉军舆情从你说我听、众口一词变为七嘴八舌、众声喧哗，网络涉军舆情的效果形成模式也从单一变得复杂。本文从传播效果理论出发，根据涉军舆情事件的类别特征，提炼分析出常态、突发和涉外等三类网络涉军舆情的不同效果形成模式，并提出相关应对之策，以期对网络涉军舆情应对引导有所启发借鉴。

一、常态网络涉军舆情：针对以受众为中心的“需求-满足”模式，对受众关心国防事业的合理需求实施有效疏导

全媒体时代，受众的主动性不仅表现在受众可以自由选择媒介，更表现在媒介精心迎合受众需求。在常态网络涉军舆情信息传播过程中，由于舆情来源在爆发初期敏感度较低，受到行政干预较少，基本上处于信息自由流通的市场化环境，由此形成了受众主导的“需求-满足”模式。

在这一模式中，以传统媒体或个人为主的传播者是舆情的初始来源，他们或是完成例行工作或是分享个人经历，对可能的舆情风险处于无意识状态；以商业化媒体、网络媒体为主的媒介是舆情的引爆者，它们为了提升自身影响力，有意对网络舆情推波助澜，经常将舆情初始来源中的部分细节进行渲染夸大以博取网民眼球，又通过媒体平台的影响将此类信息广泛传播；受众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舆情的传播主体，他们往往根据自身观点倾向来解读媒体信息；作为调控者的政府部门由于此类事件敏感度较低一般不直接进行行政干预，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舆论引导的真空。

从近年来常态网络涉军舆情的爆发原因来看，网络媒体的炒作手法主要是将军队正面报道进行负面炒作。在我军新闻报道工作中，“抓问题”是一种常见的报道手法，通过问题切入，引出解决方案，进而展现相关部队的经验做法。在传统主流媒体上，这类报道原本是弘扬正面典型，但有的网络媒体却常常利用“标题党”的做法夸大问题进行负面炒作。比如，某军队报纸刊发的《职能要坚守出路在改革—驻南昌铁路局军代处协调推进管内军供站创新管理纪实》一文，原本是常规的工作报道，但却被有的网站抓住文中所言部分单位存在的问题，纷纷以“部队被供应廉价不合格快餐盒演习碎裂无法就餐”为名予以转载，网民的评论态度则集中于对国防安全受到威胁的担忧和愤慨、对社会腐败现象的不满以及对国家和军队体制的负面评价。从舆情效果来看，网民对工作经验类的正面报道并没有产生太多情感共鸣，这种长期的负面网络心理需求是舆情的根源所在，而媒体商业利益是舆情的现实动力，正是媒介与受众之间达成的“需求-满足”模式导致相关舆情屡见不鲜、源源不绝。

因此，针对常态网络涉军舆情当中以受众为中心的“需求-满足”模式，需要坚定走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康庄大道，从长远角度出发，对受众关心国防事业的合理需求实施有效疏导。

从根本上看，网络舆论场中存在着“需求催生供应”的市场规律。网民长期的负面网络心理需求是常态网络涉军舆情屡见不鲜的根本原因。为此，有必要了解网民这一心理需求的产生机制。网民已经完成了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向社交媒体平台、短视频媒体平台等新媒体的用户习惯转移。而他们出于对国防安全的关心关注，长期以来在这些新媒体平台上没发现有效了解国防军事的时事新闻，更没发现参与讨论国防军事的互动栏目。这一部分网民逐渐形成了“局外人”的身份认知，产生了针对国防军事事业负面的网络心理需求。

这启示我们，全媒体时代，舆论引导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强化互联网思维，着眼受众审美需求，拓宽引导渠道，提高引导质效。从近年来看，已经有为数众多的军队宣传部门成功入驻到抖音、B站、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也有中央电视台军事节目、湖南卫视等主流媒体与商业媒体积极合作，开办《谁是终极英雄》《真正男子汉》等真人秀节目，增加与受众互动的机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和舆论基础。在已有的良好基础上，坚定走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康庄大道，满足网民对于国防军事事业的关注需求、参与需求是解决常态网络涉军舆情的根本路径。

二、突发网络涉军舆情：针对以信源为中心的“刺激-反应”模式，对不同信源主体实施针对性疏导

在涉军突发事件中，由于事件波及面广、影响力大，网上网下的民众对此都十分关注，具有强烈的信息需求。但由于军事信息的特殊性，相关权威部门往往在这一阶段无法及时发布权威透明的事件真相，有的社交媒体和民众便往往从自身角度出发，或夸大渲染信息，甚至散布谣言，加上有些信息被意见领袖和网络媒体大量转载引用，无形中形成不断发酵的网络舆情，而相关部门随后则将疲于应付澄清各类谣言。

突发网络涉军舆情的形成与消亡，是民间信息源与官方信息源激烈对抗的过程。在舆情发展初期，民间信息源逐步出现但没有引起广泛关注，如地下洪流在积蓄力量。在舆情发展中期，民间信息源受到网络意见领袖和网络媒体大量转发，造成负面社会影响；官方信息源开始介入，但由于节奏相对缓慢、内容相对平淡而处于舆论劣势。在舆情发展后期，宣传管理部门开始介入，引发舆情的事件本身受到处理，官方信息源发声力度加强，网络舆情逐步消散。处于中心的信源不断通过意见领袖和网络媒体向受众发出刺激性信息，而政府机构是否介入也是“刺激-反应”链能否顺利传导的重要环节。

此外，在突发网络涉军舆情中，由于军队处于相对封闭环境、军地沟通程序较为复杂，使得军方信息源在舆情形成过程中有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这也是负面舆情传播扩散的重要原因。以2014年爆发的“皇仓中学军训冲突”事件为例，抽样统计发现，军方信息源在新闻网站、论坛、微博三类平台中获引用次数分别为80次、22次、1次，在各平台信息源被引用总数中仅占17%、6%、0.3%。

因此，针对突发网络涉军舆情当中以信源为中心的“刺激-反应”模式，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主体，从应急管理角度出发，对不同信源主体实施针对性疏导。

法律界有一句谚语：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这句名言并不适用于纷繁复杂的舆论场。后真相时代，谣言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往往比真相来得更快，而传播最快、最广的那个信息往往能取代真正的事实。在突发网络涉军舆情中，军方信息源乃至官方信息源经常跑不过流言蜚语。因此，团结一切能团结的信源主体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信源主体层面看，首先对于相关商业、网络媒体渲染夸张事件细节的不当行为，需要严格要求相关主体落实平衡报道、去情绪化报道的新闻从业规范。其次对作为调控者的政府部门，要建立沟通合作机制，在社会舆情防控工作中填补舆论引导的真空状态。最后对作为最广泛信源基础的人民群众，军队信源主体要尝试在社交媒体平台积极释放阶段性信息，吸引民众注意力，将主动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将话语权紧紧攥在真相这一边。

三、涉外网络涉军舆情：针对以媒体为中心的舆论对抗模式，敢于亮剑，抢占舆论制高点

我军肩负着保家卫国的使命责任，在涉外事件中坚定代表国家民族利益，受到国内民众的衷心拥护，国内媒体在涉外事件中对军队基本以正面报道为主，因此涉外网络涉军舆情长期以来保持正面态度。但是互联网打破了信息流通的国土疆界，给涉外网络涉军舆情的形成带来了新变量。一方面，西方主流媒体纷纷推出中文网站，向中国网民输出西方价值观；另一方面，国内部分网民也纷纷通过互联网阅读西方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并将之翻译转载到国内论坛微博等媒介平台上，无形中扩散了西方媒体的报道框架。特别是在涉外冲突事件中，军队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外媒体对解放军的报道几乎呈现截然相反的形象。由于国家利益冲突，中西方各国政府通过媒体进行着激烈的舆论对抗，西方媒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本国政府的传声筒。

这启示我们，在涉外网络涉军舆情引导中，应分别以国内媒体和国际媒体为中心，向国内的论坛、微博、博客等网络平台传递信息，不同的意见领袖在不同平台对这些信息进行解读。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个网络平台政治倾向、媒体偏好有所区别，国内媒体和国际媒体的影响力也有所差异，引导要把握好相关原则，有的放矢，在部分影响力较大的网络平台，由于多种倾向偏好并存，不同的意见领袖和用户会形成明显的舆论冲突，引导既要注意发挥优势，又要避免冲突。

同时，还要注意的是，境外媒体凭借深度报道能力，往往会在涉外事件中成为影响自媒体平台舆情的重要主体。在“搜救马航失联客机”事件中，对网络论坛的抽样分析发现，对西方媒体的引用次数大幅超出国内媒体。在“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事件中，对网络论坛的抽样分析发现，西方媒体占信源总数的近60%。

从舆情倾向上看，由于涉外事件涉及国家利益，无论是国内媒体还是网民，大多对我军抱以正面态度。但是，网络平台上民族主义舆情过分激烈，也会给国家形象和外交战略造成舆论影响。比如，在如前所述的“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事件中，部分军事论坛网民评论应当“不惜与日本一战”；在“搜救马航失联客机”事件中，部分网民呼吁中国军队借搜救契机进行情报搜索，并拓展我国海军力量的行动范围。这类网络舆情被西方媒体引用，成为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的口实。

因此，针对涉外网络涉军舆情当中以媒体为中心的舆论对抗模式，需要落实网络媒体责任，做好舆情动态评估反馈，从建设舆论阵地角度出发，对其实施常态化监督，敢于亮剑，抢占舆论制高点。

四、结 语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我国近年来颁布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军事信息传播管理规定》等一系列法规文件，对互联网涉军信息的发布、传播作出了明确规定。法规的效果关键在于落实。

第一，针对常态网络涉军舆情，要更加注重将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满足受众对于国防事业的关注需求。要逐步登陆抖音、B站等新型媒介平台，有选择地与商业主体合作，制作方便网民以弹幕等形式参与的真人秀节目，在严守保密原则的情况下增加军队正面形象的曝光度和参与度，为根本解决常态网络涉军舆情问题打下坚实基础。

第二，针对突发网络涉军舆情，要更加注重完善舆情处置快反机制，发挥官方信息发布效能。突发网络涉军舆情产生后，除事件本身外，网民关注的焦点很大程度上在官方的处理和表态，官方及时发布权威消息，能够有效起到防止负面舆情扩散的作用。官方全面细致发声，也能尽早消除公众的疑虑，揭露不实信息，遏制谣言扩散。

第三，针对涉外网络涉军舆情，要更加注重提升国际传播专业化水平，避免舆情次生灾害。要科学设置涉外舆论引导重点，提高涉外舆论斗争的国际法含量，加强专业化、精确化舆论素材储备。要优化舆论引导产品主题内容，防止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蔓延引发不良国际影响。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