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有战争以来，军事语言能力始终是军队不可或缺的一种特质战斗力。本文着眼于提升我军舆论战快速反应能力的现实需要，围绕高质量完成军事舆论斗争的使命任务，从顶层设计、形象构建、实战标准、人才队伍、科技创新等五个维度，对加快推进我军平战时军事舆论斗争有机衔接提出五点思考。

关键词：“关键语言”；军事舆论斗争；衔接

全媒体时代，矗立于世界舞台的中国军队，其一举一动都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成为西方敌对势力攻击渗透的重点。面对“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和传播语境，我军如何高质量做好战时军事舆论斗争准备工作，加快推进平战时军事舆论斗争有机衔接，成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必须直面的一道时代课题。

自有战争以来，军事语言能力始终是军队不可或缺的一种特质战斗力。而“关键语言”能力则是军事语言能力的构成要素之一。本文从顶层设计、形象构建、实战标准、人才队伍、科技创新等五个维度，对加快推进我军平战时军事舆论斗争有机衔接提出五点思考。

一、完善顶层设计，打通“关键语言”力量应急应战的舆论快反战略通道

所谓“关键语言(critical languages)”，是指那些由政府认可的，对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科学研究和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的语言和方言[1]。从本研究实际出发，本文所指的“关键语言”，是指“在进行平时军事舆论斗争和战时军事舆论斗争准备过程中，被敌方定为官方语言并使用的或已掌握以备使用的，且能对加快推进我军平战时军事舆论斗争有机衔接产生重大影响的语言或方言”。

不同国家的军队对“关键语言”有不同的认识。美军自冷战时就认识到，“关键语言”攸关国家安全。早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就开发了一项新的专门为国防部门输送高端“关键语言”人才的“国家安全教育计划”（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Program, NSEP）[2]。21世纪后，美国政府对“关键语言”的重视程度更是上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地位。2006年1月5日至6日，美国白宫在华盛顿主办大学校长国际教育峰会，与会者以国家安全为诉求，强调学习“关键语言”的重要性。会上，小布什总统宣布了《2006年国家安全语言计划》，并宣称这一计划是为了保卫美国的国家安全。

作为全方位的涉及国家安全的语言计划，该计划涉及美国的防卫、外交、情报和国民教育，是美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关键语言战略计划[3]。抛开美国的语言霸权不论，从提升我军舆论战快速反应能力的现实需要来看，该计划对我们是有启示作用的。

目前，我国政府和我军在顶层设计层面对“关键语言”战略性的指导计划或方案都亟待推进。如前所述，军事语言能力始终是军队不可或缺的一种特质战斗力，而“关键语言”能力则是军事语言能力的构成要素之一。但需要指出的是，“关键语言”对舆论斗争的现实意义绝不可简化为掌握几门关键外语或方言而草草了事，它与国内外形势、国家安全、敌我态势和军事斗争准备需要密切相关，仅仅依靠我军各级新闻传播部门的一批外语人才不可能全时全域满足应急应战的军事舆论快反需要。因此，完善顶层设计，从源头上厘清“关键语言”战略对我军军事舆论斗争的重要现实意义，打通“关键语言”力量应急应战的舆论快反战略通道势在必行。

首先，可考虑在高端研究层面发布“关键语言”动态清单，为打通应急应战的舆论快反通道从语言源头上明确对象，做到有的放矢、精准备战。

其次，可结合“关键语言”动态清单，制订相应的服务于军事舆论斗争快速反应平时和战时“关键语言”战备值班方案。

再次，可考虑结合“关键语言”动态清单，为“关键语言”建设构建强有力的方案，提供各“关键语言”资源建设方案，建设“关键语言”舆论战案例库、案例预演集，进行案例模拟推演对抗与评估，形成“关键语言”建设合理构建、协调发展、有效补充的相关战略，形成“补齐短板、巩固强项、合理协奏、强力保障”的态势，谋求平时“攥得住、练得勤、织得密、合得紧”，战时“用得上、斗得狠、击得准、打得赢”，确保“关键语言”力量服务应急应战的军事舆论斗争快反通道顺畅无阻。

二、做好形象构建，用好“关键语言”配合“大外宣”格局提升军事舆论斗争质效

构建形象不可能脱离语言，语言既是形象的文化符号载体，也是其情感符号载体，更是其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观的载体。一支军队的形象，连同这支军队中的个体形象，总要依靠具有这支军队鲜明特色的语言才能变得丰满鲜活起来。在我军形象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关键语言”不仅起到符号转换的载体作用，更肩负着沟通人心的“文化桥梁”这一特殊使命。

“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需要认清的是，西方媒体误读中国军队、对中国军队以负面报道为主的做法由来已久[4]。当前，我军形象跨文化传播的总体质效与提升我军军事软实力的现实需求还有一定差距，与“大外宣”格局下开展军事对外传播工作的现实要求相比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用好“关键语言”做好我军形象构建和新闻传播工作，配合“大外宣”格局提升军事舆论斗争质效，是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这里所说的“用好”，至少可从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首先，要从数量和质量上切实掌握一批“关键语言”，不仅要会说会用，还要做到与开展平战时舆论斗争密切结合，确保“关键语言”既能发挥精准解析对方舆论意图的“触角”作用，又能发挥传播我军正面形象塑造利己舆论态势的“天线”作用，还能发挥沟通人心瓦解敌军的“桥梁”作用。

其次，要深研精研“关键语言”国家、地区的军事力量在进行跨文化传播、开展军事舆论斗争中所采用的传播模式和话语范式，综合运用话语分析策略、叙事策略、认知心理策略等多种策略，探究这些国家（地区）的军事力量在开展舆论斗争过程中所发布的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等多模态传播产品背后的语言现象、语言特征、语言规律，结合我军实际吸收其中积极合理的因素，“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扭转“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和传播语境囤积“语言弹药”。

再次，要密切配合“大外宣”格局，分清敌我友，通过“关键语言”举措做好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形象传播工作，通过“关键语言”工具做好团结国外（地区）中立民众力量、增信释疑的舆论引导工作，增进“关键语言”国家和地区的普通民众对我军形象的认同感。

三、坚持实战标准，锤炼用在平时决胜战时的“关键语言”

“关键语言”不是科研噱头，更不是作秀，围绕“关键语言”加快推进平战时军事舆论斗争有机衔接，必须坚持实战标准，紧盯军事舆论斗争前沿阵地和主要对手，把衡量“关键语言”建设工作的一切目标任务用“战斗力标准”的一把尺子量到底。军事舆论斗争的精髓在于谋求舆论上对敌方形成“心胜”的压倒性优势。

首先，要深钻细研现代舆论战的作用机理，寻找“舆论战”与“语言战”彼此在要素、信息和认知间的契合点。比如，舆论战的主要功能在于弘扬战争正义，争取民众支持；揭露对手，抨击其不仁不义；激发己方斗志，凝聚军心士气；削弱敌方斗志，分化瓦解敌军。而纵观世界战争史，语言在战争中的作用，经历了从热兵器时代的心理软杀伤，到冷战时代的信仰准杀伤，再到信息化战争时代的受众大规模杀伤等三个阶段[5]。语言越来越成为战场上瓦解敌军意志、摧毁敌军信仰、击溃敌军心理防线的重要武器。由此观之，语言战与舆论战二者之间在功能上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这正是利用“关键语言”支撑军事舆论斗争的理据所在。

其次，要分清主次，分批建设，首先建设、完善一批军事舆论斗争迫切需要的“关键语言”。针对这些第一优先级的“关键语言”，在建设和完善过程中不仅要从语言本身着手，更要考虑其语言背后的政治、宗教、意识形态等超语言的社会要素以及这些要素在平时和战时对开展军事舆论斗争的正反两方面影响，未雨绸缪，提前拿出应对策略。在此基础上，可以按照“应用一批、研究一批、储备一批”的思路分步骤、分阶段地推进“关键语言”建设与平战时军事舆论斗争衔接，确保“关键语言”的质量和效益满足未来舆论战需要。同时，要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遵循国防语言建设中的“经济原则”，不搞重复建设，不搞面子工程，未来舆论战需要什么语言，就重点研究、建设什么语言。要坚持多元渠道，避免单一模式，多措并举拓宽“关键语言”研究和培养模式；要坚持前瞻储备，提高应急能力，从战略储备和战役投入的角度出发确保“关键语言”建在平时、用在平时、决胜战时；要坚持资源共享，避免重复建设，统筹协调军地资源实现“关键语言”共研共建共享的我军特色“关键语言”建设模式[6]。

再次，要根据军事舆论斗争现实需求灵活机动地调整“关键语言”研究、建设和使用的战略战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备战打仗的宏观要求出发，确保未来的仗怎么打、和谁打，我军的“关键语言”就怎么建、针对谁而建，确保不管遇到任何对手都能闻令而动，决胜舆论疆场。

四、统筹人才队伍，加紧“关键语言”人才储备与舆论斗争“人才方阵”平战衔接

研究、建设服务于平战时军事舆论斗争的“关键语言”，在完善顶层设计后，人才就起着关键性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征用29名印第安纳瓦霍族人组成了少数民族情报部队，使用由纳瓦霍词汇编译成密码进行战时情报传送，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取胜硫磺岛战役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预见，对未来交战双方而言，谁掌握了“关键语言”的人才资源，谁就占领了军事舆论斗争的“人才高地”。对我军而言，统筹人才资源，加紧“关键语言”人才储备与军事舆论斗争“人才方阵”的平战时衔接，已经成为加快推进平战时军事舆论斗争有机衔接的关键一环。

首先，统筹人才资源，要弄清统筹什么样的人才。这里所指的人才，一是指“通才”，二是指“专才”。所谓“通才”，是指服务于我军军事舆论斗争的“关键语言”人才，应具备扎实过硬的外语基本功和语言学研究方法、宽广深厚的外国（地区）文化知识储备和必要的计算机知识，这是遂行平时舆论斗争的基本要求。所谓“专才”，是指这一类“关键语言”人才还需立足岗位战位工作要求，具备扎实的外国（地区）军事文化素养、新闻传播学素养、心理学甚至认知科学等交叉学科的专门知识。相比“通才”而言，“专才”在战时军事舆论斗争可能发挥更为重大的作用，因为对于这类“关键语言”人才而言，语言本身是他们开展军事舆论斗争的基础工具，而新闻传播学、心理学甚至认知科学等学科的知识储备，为他们把握舆论斗争局势、引导舆论斗争走向提供了多种视角和方法，这对于瞬息万变的战时军事舆论斗争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要弄清通过何种方式统筹人才资源。统筹军地语言人才资源、取“最大公约数”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直接途径，但有效性针对性仍显不足。根据《2019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披露的数据，截至2019年，全国开设外语类专业的高校数量多达上千所。就各外语类专业的招生情况而言，日语、德语、朝鲜语在非通用语种中招生规模最多，但其他非通用语种招生规模总计不到两成。但是，“其他非通用语”作为“少数语言”，未必不是军事舆论斗争中所需的“关键语言”，而从现实来看，掌握“少数语言”的外语人才数量无论从军地任何一方来看都可谓捉襟见肘，这就造成了现实人才资源和人才资源需求之间的缺口。基于此，建议我军相关部门精准调研军事舆论斗争对“关键语言”人才在语种分布、缺口程度等方面的实际情况，一方面继续依托地方高校培养外语人才，择其优者服务军事舆论斗争战线；另一方面加紧自力更生，依托军队院校外语教育资源为我军军事舆论斗争精准输送更多“关键语言”方面的人才，特别是这方面的“专才”。

五、依靠科技创新，打造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化的“关键语言”储、用、研三位一体大平台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对“关键语言”的资源储备、使用和研究业已逐渐脱离以人为绝对主导的传统模式，进入到人机交互、人机互联、人机融合的崭新天地。唯有紧紧依靠科技创新，打造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化的“关键语言”储、用、研三位一体的强大技术平台，特别是人工智能、语言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乃至建立在强大自然语言处理基础上的创新型高端技术平台，使得智能时代的军事舆论斗争走向平战一体、多语一体、智能指挥、智能对抗、智能决策、智能预测、智能打击和智能评估。

在智能时代，语言与互联网技术深度捆绑，空前改变了军事舆论斗争的组织形式和发生样式。任何一个涉军舆情点中的内容一旦被人掌握截取，经过VR、深度伪造、机器学习算法等互联网技术的一番处理，便可在“关键语言”的辅助下被互联网不可控地传播，产生难以估量的舆论后果。换言之，在智能时代，任何一种“关键语言”都不再是语言本身，而是幻化成了可以被技术所掌控、支配的工具。但这并不意味着“关键语言”在智能时代丧失了生命力，因为无论技术如何发展，多模态的手段如何进步，互联网终端所呈现的舆论产品依然要通过语言为载体—以文字、图像或其他形式—为受众所接收。归根结底，即便在智能时代，语言仍然是信息的最底层载体，“关键语言”的作用和地位仍不容小觑。

首先，“储”是基础。可依托“云”技术构建我军军事舆论斗争“关键语言”综合服务平台，把语种资源、人才资源、语言装备资源（如机器翻译等）融于一体，解决我军各级新闻传播部门面对语言资源使用时的难题。

其次，“用”是关键。依托“关键语言”综合服务平台，可以根据平战时军事舆论斗争需要，有针对性地、全天候地调取任意一种“关键语言”，并对掌握这门“关键语言”的人才进行筛选。不仅如此，在高度智能化平台的帮助下，还可对敌我双方舆情态势进行精准分析，实时研判对方意图，提前预警并在语言层面给出应对预案，随时准备遂行舆论反击任务。

再次，“研”是必要。利用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化的“关键语言”综合服务平台，可在大数据、深度学习、神经网络、认知计算等技术的助力下对我军平战时军事舆论斗争的成熟做法、不足之处进行深入研究，对敌方舆论战所使用的语言特征、话语范式、叙事策略、认知框架等内容进行基于语言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和认知科学等跨学科领域的深入研究学习，为我军军事舆论斗争平战时衔接提供宝贵的智力支持。

注 释：

[1]李艳红.《美国关键语言战略实施体系的构建和战略目标》，[J].外语研究,2016(2):1.

[2][3]李艳红.《美国关键语言战略实施体系的构建和战略目标》，[J].外语研究, 2016(2):2-3.

[4]刘开骅.《中国军队形象跨文化传播中的媒体误读及其消解策略》，[J].现代传播, 2012(9):14.

[5]梁晓波.《语言在战争中原来有着这样的作用》，[EB/OL].光明网，https://politics.gmw.cn/2019-05/20/content_32849538.htm. [2021-04-05][2019-05-20].

[6]梁晓波.《经济原则指导下的国防语言能力建设—战略与举措》，[J].中国外语, 2019(7):25-27.

[作者分别系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防和军队改革视野下的国防语言能力建设研究”（编号：16ZDA21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