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皖南事变中，我党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等媒体与国民党作坚决斗争。当时在国统区我党面临着发声渠道建立艰难、采写工作被百般阻挠、报刊出版发行极其坎坷等不利条件，但我党仍在国统区和解放区前后策应、争取舆论支持。总结我党在皖南事变中的舆论斗争经验，对做好新时代舆论斗争工作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关键词：皖南事变；舆论环境；舆论斗争；宣传策略

1941年初，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及其所属部队9千余人在向北转移途中遭遇国民党军7个师8万余人伏击。皖南事变中，我党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等媒体与国民党作坚决斗争。总结我党在皖南事变中的舆论斗争经验，对做好新时代舆论斗争工作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一、党在国统区艰难舆论环境

抗战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出台相关规定，用种种卑劣手段限制我党的新闻事业和言论自由，使得我党在国统区的舆论环境十分恶劣。

一是建立发声渠道十分困难。抗战开始后，我党即不断积极呼吁行使正当权利，在1937年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要求国民党保障共产党在全国的宣传任务，七八月间国共谈判关于合作抗日时，我党又提出要在国统区创办报刊，蒋介石虽然口头答应，实际却百般阻挠，国民党对报刊、言论、出版等仍然实行极为严格的管控。1937年10月，潘梓年等人在南京筹备办报。但由于国民党有关部门在我党办理报纸出版登记证的手续上故意刁难及日军逼近，报社被迫迁至武汉，直至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才在武汉正式创刊。

二是采写工作被百般阻挠。当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垄断了新闻来源，并且有意弱化处理与我党有关的新闻。国民党当局不准《新华日报》的记者去重庆以外的地方采访，即使在重庆，采访活动也常常受到蛮横阻挠，投稿人常被迫害。国民党以“战时新闻管制”为借口，要求报刊原稿送审并随意删除、修改、扣压。

三是出版发行极其坎坷。为了阻挠《新华日报》发行，国民党采取断绝纸张供应、规定党政军人员不得订阅、派报工会不得派送、报贩禁止售卖、扣压邮寄件等手段，还派出宪兵、警察、特务等到处没收报纸，鼓动组织暴徒骚扰破坏报社，使报纸无法顺利到达读者手中。在重庆，不仅报童在街上送报时有可能被特务和暴徒跟踪、殴打，就连订阅进步报刊的读者也常常受到威胁。

二、皖南事变前后我党与国民党进行的顽强斗争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方面由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的电报，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收到电报的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并从已有的五十万人缩编为十万人。对此国民党《中央日报》等报刊均未报道，同时蒋介石以“手令”形式要求“从严检扣《新华日报》的言论、消息”，从而导致民众很难得知皖南事变的真相。为此，我党进行了顽强斗争。

在重庆，坚决打破封锁，公布事实真相。《新华日报》最早用周恩来的一段讲话委婉地透露了皖南事变的消息：“黑暗是必然被冲破的。如像刚才的消息说到新×军最近在向北转移中被敌寇重重包围，但相信那些战士们是会冲破包围和黑暗的，因为他们有必胜的信心和艰苦卓绝的毅力！”其中的“新×军”就是“新四军”，暗示他们已“被敌寇重重包围”，相信能够“冲破包围和黑暗”。为说明真相，1941年1月18 日，《新华日报》冲破重重阻碍刊登了周恩来同志的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并在19日发表社论《抗议无法无天之罪行》，进一步声明我党立场，最大程度地扩散了正义之声。

在延安，利用宣传手段，形成强烈攻势。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以及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对国民党的无耻行径和险恶用心进行了深刻批判。1941年1月13日，延安广播电台第一时间播送了《朱彭叶项抗议皖南包围通电》，接连质问“今不问对敌行动如何，但对我则是聚歼，何、白两总长皓电、齐电所称之仁义道德何在？所谓破坏抗战破坏团结者究属何人？所谓军政军令军纪者究在何处？”《新中华报》随后在1月16日头版“社论”的位置刊登了此通电，言明了当前新四军面临的严峻形势，传递出共产党人顽强抵抗的坚定决心和必胜的信心。《新中华报》还广泛引用转发新华社、中央社、苏联塔斯社、美国合众社等通讯社消息，及时在头版头条刊登《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等抗议通电和文告。

在国际舆论方面，我党也积极争取、呼吁国外记者为真相发声。皖南事变发生后，廖承志把消息告诉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一向同情与支持我党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得知此事后，斯诺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从香港向海外发出电讯，将皖南事变消息刊载于美国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和《星期六晚邮报》，揭露了皖南事变真相，打破了国民党垄断国际舆论的幻想。另一位美国记者斯特朗对斯诺的报道做出了强有力的响应。她将周恩来寄存在她那里的能揭露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进行反共活动的文件交给了《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乔·巴恩斯，由他撰写了澄清谬误的文章。随后，斯特朗又发表了两篇评论文章《不适时之中国奋斗》和《中国国共两党的危机》相互印证，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在斯诺、斯特朗文章的影响下，美国、苏联等多国报刊对皖南事变真相均有报道，立场相对客观。

三、我党在皖南事变中的舆论斗争带给我们的启示

分析我党在皖南事变中的舆论斗争，这对做好新时代舆论斗争工作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一要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新华日报》能够在非常复杂和艰难的环境中，坚持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并不断发展队伍、扩大影响，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周恩来同志对《新华日报》的直接领导。周恩来同志具有丰富的办报经验，他亲自从经过实践考验、具有丰富革命经验的党员同志中挑选出骨干，组成《新华日报》的办报队伍，并在业务上提供指导、经济上提供支持，形成了强有力的“战斗指挥部”。对于《新华日报》为革命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毛泽东同志曾盛赞：“我们的《新华日报》抵得上一个方面军。”这启示我们，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

二要强化舆论斗争意识和手段。皖南事变前后，虽然我党处处受国民党掣肘，但仍然依靠从内部电台抄收的重要文件以及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新闻材料，请读者、通讯员和知名人士为报纸写稿等方法，撰写出了很多重要稿件。即使很多报道被国民党当局无理检扣，我党依然尽量借力“纯业务”与之斗智斗勇。例如，对被要求“免登”的稿件，就在报纸上留下“天窗”，并公布某某文章或报道免登；对于被删改的稿件，就用“×××”代替或者留下空白先行刊发，再用发表更正或启示的方式将被删处公之于众；或者把国民党敏感的稿件混入其他稿件中，“侥幸”过审；或者干脆“违检”，直接刊发。这对于今天我们面对西强我弱的传播格局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当前，虽然传播条件、媒介环境、斗争手段等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舆论斗争的要求始终不变。要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相信我们的话语，更需要我们像前辈那样，重视舆论工作，强化斗争意识，增强斗争本领。

三要构建共情话语。皖南事变中，周恩来发表如前所述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用大家都能感受到的对手足兄弟自相残杀的悲愤来表达我党的立场。《围炉夜话》里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华文化里的优秀篇章是人类共有的宝藏，是我们与世界得以有效沟通的精神桥梁，我们要学会使用融通中外的表述方式，构建共情话语，提升传播艺术。随着国民素质不断提高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长足发展，在舆论斗争中融会贯通历史典故和文化经典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技巧，需要我们不断研究和改进。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杨庆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