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军事出版工作是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929年1月至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图书编、印、发出版体系，开启了人民军队出版事业的历史征程。本文探讨了中央苏区红军出版实践和创新发展的历史经验，客观分析了出版工作对红军建设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对新时代军事出版工作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中央苏区；红军图书；军事出版

军事出版工作是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929年1月至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红军出版工作者发扬党的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出版了160余种图书，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编、印、发出版体系，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教育工作，为苏维埃政权建设、红军队伍建设和游击战争及历次反“围剿”斗争，作出了特殊贡献。中央苏区红军军事出版实践，为人民军队军事出版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对做好新时代军事出版工作具有重要启示。

一、艰难开拓：从“小册子”开始的红军军事出版工作

红军的图书出版工作从何时开始，目前未见明确记载。红军初创时期属于图书范畴的印刷品，当时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小册子”。

红军“小册子”有文献记载最早出现的时间是1929年1月。此前，红军进军井冈山时的宣传工作主要依靠大会小会的口头宣传，每到一处在墙壁上刷写标语，以及运用快板、诗歌、小型演唱文艺等形式进行。直到1928年5月红四军攻克永新县城，缴获了一台石印机，与印刷有关的宣传工作才开始进行起来。1929年9月，红四军政治部颁发的《苏维埃组织法》和《农民协会章程》两本“小册子”在赣南、闽西地区面世。

尽管“小册子”篇幅短小、没有正式的出版单位和书号，但在那个特殊的战争年代历史性地承载着军事出版工作的职能，在政治教育和军事指挥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党史、军史专家多把这些“小册子”归入图书类别。

在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红军的军事出版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军事出版工作内容涉及苏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等多个方面；印刷方式从油印、石印扩展到雕版印刷、铅印；单册字数从几千字扩大到万字、几万字。随着根据地的不断扩大，红军军事出版逐渐进入到正规图书出版阶段，写下了中外军事史和出版史上的传奇。

二、筚路蓝缕：建成完备军事出版体系，出版高质量图书产品

1931年底，隶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中央出版局成立，其职能是全面统领苏区报刊书籍的出版发行工作。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出版局的成立，红军的军事出版工作步入正规化阶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因时因势建立完整的军事出版体系

红军的军事出版体系的建立包括设立编审出版机构、创办印刷机构和建立发行机构。设立编审出版机构。1932年1月，中革军委出版局成立。其在行政上隶属于红军总政治部领导，领导军事出版工作，同时开展编辑出版业务，具有出版社的性质，先后出版了《游击队怎样动作》 《红军中党的工作》等图书。1932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属下的出版科下设发行所、印刷所、编辑室等机构，形成编、印、发一条龙的出版体系，出版了一大批内容涉及军事、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书籍和教材。1933年3月，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中央苏区进入全盛发展阶段，军事出版工作也进入“井喷期”。

创办印刷机构。1928年5月，红四军在攻克永新县城时缴获一台石印机，宁冈县委宣传部部长刘辉霄带领几个战士勇于创新，用猪油、烟灰调制出印刷效果相当好的油墨，第一个红军印刷厂由此诞生。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带领红四军进入闽西。龙岩汀州有一家由党员毛钟鸣经营的毛铭新印刷所。毛泽东专门叮嘱毛钟鸣：“我们的革命宣传好比是向敌人发射的‘精神炮弹’，印刷所好比是制造这种‘精神炮弹’的兵工厂，这个印刷所是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我们不可随便丢失，要设法掩护它。”1931年春，闽西苏维埃政府以毛铭新印刷所为基础，在长汀县城创建了根据地最早的图书出版发行机构—闽西列宁书局。1933年五六月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印刷所在瑞金沙洲坝成立，负责印刷军委机关报《红星》报、红军总政治部《革命与战争》等报刊和红军各种图书教材、军委文件等。

建立发行机构。1932年下半年，中革军委出版局、红军总政治部、红军各学校出版机构在瑞金成立了联合经营的图书发行机构—工农红军书局。1933年五六月间，红军总政治部成立出版发行科，发行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的政治和军事论著，对“红军战士购买均照定价减半”，零卖或代售可“直接写信到本部发行科”进行邮购。

（二）应需应战编辑出版高质量图书产品

在中央苏区，红军的军事出版物大致可分为政治建设、军事建设和政权建设三大类。

政治建设类图书。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红军先后出版了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著作、党的建设等图书。比如，《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

军事建设类图书。争取革命战争胜利，巩固革命政权，扩大根据地，关键是打赢革命战争。为加强红军军事素质，开展军事科学研究，红军出版了一大批军事建设书籍，内容包括政治思想工作、作战指挥、军事训练教材、军事医学等。比如，政治思想工作的图书有《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委员工作须知》《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等；军事医学图书有《卫生员工作大纲》《战争毒气防御常识》等。

政权建设类图书。出版政权建设类图书，也是当时红军军事出版工作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此类图书范围较广，又可分为几个子类。比如，理论解释类图书有《苏维埃政权》；政策法规类图书有红四军政治部颁发的《苏维埃组织法》《土地法》等；文化教育类图书有红军总政治部编印的 《世界革命简史》等。

三、历史启示：沿着红军军事出版的足迹奋勇前进

回顾红军在中央苏区的军事出版工作，也是从一个侧面回顾党领导人民军队艰难创业的革命历程，对新时代军事出版工作具有重要启示。

星火不灭，红军军事出版见证中国革命苦难辉煌的战斗历程。红军军事出版工作诞生、发展、成熟和壮大于中央苏区，炮火连天，血雨腥风，在艰难的战争环境条件下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始终把红军的宣传工作当作“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步步为营，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为唤醒民众、凝聚军心、鼓舞士气、打击敌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我军军事出版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战而生，红军军事出版折射中国共产党人执着追求和坚定信念。在战争年代，图书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锐利的武器之一。红军军事出版工作之所以能在逆境和困境中生生不息，从精神和本质上来说，源自于革命军队有理想信念的强大支撑，这既是军事出版人的底色和本色，也是“苏区精神”的具体体现。

人心所向，红军军事出版工作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力量源泉。从整个民国出版史看，我党我军的红色出版算不上是出版的主体，但它的影响却巨大而深远，不仅成为人民军队军事出版工作的源头，也奠定了新中国出版工作的格局，至今影响犹在。战争年代，许多目不识丁的农民参加人民军队后通过阅读变成了有文化的人，而众多青年学子参加革命大多也是受红色出版物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会打仗、不懂军事的士兵也正是通过读书变成了合格的战士。这些史实恰好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人心之向背。得人心者得天下，也能从红军军事出版工作中找到答案。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江西出版史》编写组:《中国共产党江西出版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版。

2.严帆:《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版。

（作者单位：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庆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