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军战时新闻传播总是抛开一度标榜的所谓“新闻自由”，完全从服务美国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角度来发布新闻，并以选择性报道、妖魔化报道、“两分法报道”等各种伎俩误导民众。揭露美国媒体所谓“CNN效应”的虚伪性，对其战时误导公众舆论的极端做法和作用进行研究，对我做好未来战时舆论斗争工作有积极启示意义。

关键词：美军战时新闻传播；“CNN效应”；“制造同意”；启示

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态，亦是舆论斗争的阵地所在。在西方话语霸权加持下，美国发动的全方位舆论战、信息战、认知战，以真真假假的新闻资讯伴随非理性的情绪引导，裹挟、影响着人们的判断和认知。梳理数次美国发动和参与的战争中美国媒体所作所为可以看出，其掀起的信息风暴并不以传播事实和真相为己任，而一直是政治操弄、党同伐异的伎俩。揭露美国媒体所谓“CNN效应”的虚伪性，对其战时误导公众舆论的极端做法和作用进行研究，对我做好未来战时舆论斗争工作有积极启示意义。

一、揭开美媒“CNN效应”的虚伪面纱，跳出西方设置的新闻道德陷阱

说到战时的美国新闻传播，有一种观点一直在流行，即美国输掉越南战争不仅是因为伤亡人数增加，更是因为美国“公正”的新闻媒体将越战的画面传回国内，美国公众在客厅通过电视观看到万里之外的战争景象。这种广泛的“伤亡报道”“公众舆论集会反战”报道，加剧了公众对伤亡的敏感性，加速了越战的结束和美国的撤兵。

对此，美国媒体一直用“CNN效应”来标榜战时美国新闻媒体与政府、受众之间的关系。所谓“CNN效应”通常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24小时国际新闻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起主要影响作用，即战时新闻媒体可以影响政府决策。据此推断，在海湾战争、东欧剧变等战争和事件的报道中CNN有强大的影响力。

事实果真如此吗？学者哈林的著作《未经审查的战争》对“CNN效应”进行了彻底的揭穿与翻盘。哈林分析证实，在越战早期，媒体对越战的看法是肯定和支持的，对官方声明特别是来自白宫的消息是不加批判的。早期电视伤亡的画面也很少。转折发生在国会的重要成员开始质疑越战之后，媒体的态度随之发生变化。1966年，知名参议员富布赖特所主持的外交委员会举行美国对越南政策的电视听证会，这是新闻报道中语气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而后媒体报道变得负面，主要源于精英的异议和地面上明显且持久的负面事件。”

也就是说，媒体的态度一直与白宫高度一致。当时，美国媒体通过对战事进行选择性报道—有目的的消息过滤，对观点进行选择性辩论—有目的的观点过滤，与白宫形成报道的框架、议程和动态的深度合作。随后，不少政治传播学者对越战时的美国新闻媒体进行了揭露。巴塞洛缪·h·斯派洛把美国记者描述成一条走狗，而不是看门狗。他进一步强调：“美国大众媒体是美国在各种国际问题上政策的先驱者和喉舌，向国内外观众解释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

也正是如此，战时，记者稿件一直受到军方的严格新闻审查。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记者就被禁止传播描绘美军受伤和死亡的照片。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军方转向了“嵌入式”的后审查模式，将新闻记者分配到特定单位。一旦媒体或记者不遵循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各种组织如美国法律基金会媒体学院、媒体中心、公共事务中心等都对其施加压力。

打破“CNN效应”的迷惑滤镜，对我新闻工作者亦有积极启示。长期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设下无数“话语陷阱”，盘踞裁判善恶是非的新闻道义制高点。而一些媒体人受其蛊惑，没有认识到“CNN效应”和“美式新闻自由”是一些西方学者对美国战时新闻传播价值取向、路径、效果的粉饰。所谓美国媒体“新闻公正自由”背后，是与政府的深度合作，是对民众的全面“洗脑”。这警示我们，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学习和教育，坚守新闻传播的立场，在白热化的舆论战中尤为重要；要打赢未来战争，切不可忽视传媒的作用；要从战略高度来重视传媒建设，加强军事新闻队伍建设，确保打赢未来舆论战。

二、 揭示真实的“制造同意”，认清美国媒体在战时是白宫的“仆人”之面目

传播学者科瓦奇·比尔把美国媒体比作是“外交政策精英的契约仆从”。梳理数次美国发动和参与的战争，“制造同意”才是战时美国媒体与政府关系的真实写照。传播学观点“制造同意”即政府利用媒体作为引导公众舆论的工具，在危机时期（战时）诉诸国际民间社会，从而获得对其意图行动的同意。媒体对国家的意图进行“雄辩”，从而使其战争行动在道德上合法化。政府影响媒体并鼓励他们按照政府的议程安排新闻传播。

（一）美国政府与媒体、媒体人在战时缔造了深刻的共生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总统威尔逊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又称克里尔委员会。该委员会通过控制和操纵向公众传播的信息来鼓励对战争的支持。1942年，总统罗斯福成立了战争信息办公室，通过寻找媒体高管，包括好莱坞电影公司的高管，建议促进战争的主题宣传。

正是如此“建议”，一些著名的舆论引导者与国务院官员有着密切关系。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了危地马拉内战，以增强亲西方政权力量的活动中，《纽约时报》已经挖出了一些独家报道，但媒体最终还是遵守了政府的要求，没有发表任何相关内容。尽管这可能被称为中央情报局的邪恶、颠覆活动。根据一份机密报告显示，中央情报局还招募了记者并发放薪酬，为促进美国外交政策而工作。例如，几位由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媒体人，在媒体上发起了一场针对利比亚总统卡扎菲的造谣运动，为对利比亚的军事攻击奠定基础。

(二)偏见、妖魔化和谎言：美国媒体使用各种宣传伎俩动员民众支持战争

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媒体为了达成“制造同意”的目的，与白宫的战时外交政策议程完全一致，不仅随意践踏其标榜的新闻操守，其操作手法更是突破了职业底线。

对新闻进行有偏见的选择。1991年1月下旬，超过10万美国人在华盛顿示威，反对对伊拉克发动空战，大多数媒体却故意淡化这一事件。从1990年8月8日到1991年1月3日，网络晚间新闻大约有3000分钟的海湾战争报道，只有29分钟被分配给了那些反对在沙特阿拉伯集结的人。1991年2月，美军在科威特与伊拉克边境的80号公路上残酷屠杀成千上万逃离的伊拉克人时，媒体故意忽视了美军的轰炸，描述逃离的伊拉克人是强盗。同时，美国媒体对科威特对伊拉克的报复性杀戮几乎没有关注，对伊拉克处决科威特人进行了夸大的公开报道。

妖魔化报道。媒体把萨达姆·侯赛因描绘成恶棍和希特勒，捏造萨达姆的暴行，把他妖魔化成一股邪恶力量。而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此之前，里根—布什政府从1980年到1988年一直积极支持萨达姆对伊朗的侵略政策。所以那几年，美国媒体遵循官方的指示并对萨达姆·侯赛因予以支持。

传播谣言，捏造故事。众所周知，美军摧毁了巴格达的婴儿配方奶粉工厂，却声称那里正在准备生物武器。美国大众媒体未经任何核实，就按照官员说法大肆传播。为了策应布什政府将美军部署在沙特阿拉伯的计划，美国媒体制造了伊拉克计划入侵沙特阿拉伯的炒作。哪怕伊拉克官员断然声称根本没有这种意图，但美国媒体还是按照白宫的旨意，为军事行动摇旗呐喊。

转移公众的需求。据《华盛顿邮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美国公众赞成就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冲突举行会议，这样可以帮助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媒体却如五角大楼和白宫官员所希望的那样，压制公众对政治解决方案的讨论。

（三）美国媒体与政府沆瀣一气拒绝通过外交途径避免战争

美国媒体与小布什政府的互相勾结就是典型例证。伊拉克政府至少提出了五次外交途径和建议，都被美国政府断然拒绝。美国媒体却一直在声称美国政府用尽了外交手段。

传播学者道格拉斯·科尔纳对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媒体评价称，“媒体为军队提供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公关”“军国主义文化成为了主流文化贯穿波斯湾电视战争”。美国媒体的战时传播极端做法和所谓“危机公关”手段，对我们是有深刻警示作用的。

美国媒体战时新闻舆论的引导从来不是“赤裸裸”的，而是隐晦而巧妙地最终塑造了公众通过媒体报道所暴露的信息环境，并引发受众的共鸣。这充分说明，在残酷的舆论斗争中争取对受众认知的影响力，既考验我们的定力，更考验我们的智慧。

一是“去伪”方能“存真”。如今，社交媒体日趋活跃在舆论战场，又因其通过大数据推送、个性化定制产品，让受众更加“笃信”自己所偏好的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媒体不能只是自说自话，特别是要及时对诸如“白头盔”这类组织制造的虚假信息进行从信息源、制作过程，到幕后黑手的全面揭批，在针锋相对中赢得主动、争取受众。

二是主动设置议题。讲好中国军队故事要靠我们自己，而不是让西方媒体给中国军队“编故事”。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舆论斗争，要占领“先机”。与其让对手编造事实，而后“反转”再“反转”，不如主动发声、及时发布信息、引导舆论热点，掌握中国军队形象塑造的话语权。

三是用“自信”打破“他信”。美国媒体之所以能在战时鼓动受众，除了无所不用的宣传伎俩外，还在于其军事文化渲染。影视中“战无不胜”的美国大兵、跨越国界的“仁爱”形象，就是典型的从文化上误导受众“认同”。文化自信源自于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持久信念，是一种能激发全社会认同的强大精神能量。因此，我军媒体和新闻工作者要怀有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内在肯定和自我确认，全面展现出“能打胜仗”的军事文化自信和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体系。

三、透视双重标准和“两分法”，揭穿美国媒体对亲美国家和反美国家的两极化报道真相

不论是美国直接发动或参与的战争，还是濒临战争的危机时刻，对亲美国家和反美国家，美国媒体在进行报道时，采用了双重标准或“两分法”的政策。亲美还是反美，这是美国媒体战时新闻传播引导舆论毫不避讳的风向标。

1983年，苏联战斗机击落大韩航空公司航班，269名乘客在这一事件中丧生。1988年，美国海军击落一架伊朗飞机，死亡人数为290人。美国媒体把苏联的行动描述为“道德上的愤怒”，使用的语言如“野蛮人”和“冷血谋杀”。但对美国海军击落伊朗飞机，却宣称仅仅是“令人遗憾的技术失败”。《时代》杂志以《击杀—苏联摧毁一架客机》为标题报道了苏联的事件。而美国的击落行动标题是《海湾出了什么问题？》。《新闻周刊》把苏联的行动称为“空中谋杀”。相反，对美击落伊朗飞机则以《海湾悲剧为什么会发生》为标题。《纽约时报》对此的基础观点是“未来避免此类事故的办法在于民用飞机要避开指挥区”。与此同时，更多的美国媒体对这一事件的关注竟然集中在下令击落飞机的美海军人员的痛苦上。这一系列操作带来的传播效果是，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民众认为这是一个正当行为。

由此可见，为了在战时获取公众的支持，美国媒体可以说是手段无所不用。对此，我们首先要清醒认识到，这就是一场认知战，是争夺关于战争合法性的话语权、战争进程解释权的认知战。媒体能影响、改变受众对一场战争的情感、心理、思维方式，长期来看可能导致其思想和世界观发生变化。过去，这种认知战主要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实施，如今将更多从社交媒体打响，形成全媒体传播格局。

纵观美国直接发动或参与的历次战争中美国媒体影响、操弄舆论的套路可以看出，其把持话语权的霸道行径只会愈演愈烈。未来战时舆论主动权的争夺将异常激烈。我军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只有打破美西方“普世价值”的虚伪，坚持对自己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保持高度自信，才可能形成信息传播的深层次心理优势，在舆论生成、信息传播、思想交锋中占据主动，凝聚社会共识。

（作者单位：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时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