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著名战地摄影记者沙飞是我国革命摄影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也是军事摄影的杰出践行者、思考者，其“摄影武器论”思想为我军摄影事业奠定了扎实理论根基。通过“摄影武器论”相关论述“反向”体察沙飞作品比单纯的图像分析更具学术意义，能为当下军事摄影实践发挥更直观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沙飞；“摄影武器论”；启示

沙飞，原名司徒传，1937年10月参加八路军，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正式任命的战地摄影记者，领导创办了我军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摄影画报《晋察冀画报》，是中国革命摄影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人们关注沙飞，除了被他的摄影作品所吸引，主要基于他在中国摄影史上的特殊地位。而不容忽视的是，沙飞也是思考军事摄影的先行者，他提出了“摄影武器论”，并在战地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并通过一系列文稿对其进行了具体阐述。这充分展现出沙飞在理论、实践层面对于军事摄影的深刻理解，在给我们留下宝贵精神财富的同时，也为当下军事摄影实践提供了启示。

一、凭借敏锐政治眼光及时捕捉重大题材

20世纪30年代初，沙飞在外国画报上偶然看到了塞尔维亚青年枪杀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斐迪南的新闻照片，照片中描绘的“萨拉热窝事件”最后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人们通过这张照片了解到一战爆发的缘由，也让沙飞意识到影像具有的巨大政治效能。1939年，沙飞在为吴印咸《摄影常识》作的序中强调，摄影“是一种负有报道新闻职责的重大政治任务的宣传工具，一种锐利的斗争武器。”在这里，沙飞将摄影的功能做了重要程度不同的主次划分，首先是“重大政治任务的宣传工具”，然后才是“锐利的斗争武器”；接着又对新闻摄影工作者的素质做了详细要求：“除了必须有正确的政治认识和新闻记者收集材料的方法外，还需要有艺术的修养和科学的知识。”在沙飞看来，“正确的政治认识”是排在第一位的，而沙飞在其新闻摄影实践中也正是这样做的。

1936年，沙飞敏锐地意识到“鲁迅”这一视觉形象能在传播中产生巨大影响力并成功抓住了机会，他拍摄的鲁迅出席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的系列照片广为流传、影响巨大，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极大的舆论动员效应。而更有代表性的是沙飞的南澳岛系列作品，这是我国第一组以“国防”为题材的纪实摄影作品，是当时纪实摄影的一个巨大突破。这组仅有7张照片的摄影专题，描述了南澳岛及岛上居民的捕鱼和采盐活动。整组作品并没有与“国防”直接相关的图片或符号，却成为了中国最早以“国防”为主题的摄影报道。其原因有二：首先在于南澳岛重要的地理位置。南澳岛位于广东省东北部、厦门和汕头之间，距离台湾较近，是控制福建西南部和广东东部的门户，沙飞也在图片说明中写道：“所以成了日人南进中的一个目标”；其次在于沙飞“反讽”的拍摄手法。他“以自己特有的敏锐和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感，对南澳岛做了多次报道”，但镜头下的南澳岛是优美的、居民是繁忙的，与南澳岛重要战略位置的岌岌可危毫不相关，可当人们把视线从优美的图片转到图片的标题《南澳岛—日人南进的一个目标》时，“国防”意识即被“点醒”。而1938年日军攻占南澳岛的事实也佐证了沙飞作为新闻记者敏锐的政治眼光。

沙飞另一组著名的照片是1942年刊登于《晋察冀画报》创刊号的《将军与幼儿》。值得注意的是，沙飞不仅拍摄了聂荣臻与日本小女孩美穗子的合照，还将聂荣臻写给日军的信件全文拍摄了下来。在胶卷十分稀缺的边区，沙飞“用照片表现文字”的方式是奢侈的，国内外都鲜有类似做法，却体现了照片好于文字的“眼见为实”功能，也说明了聂荣臻亲笔写信的事实。冀连波回忆：“沙飞对我说，这些照片现在可能没有什么作用，也不是完全没用，几十年后发到日本，可能会发生作用。”沙飞的预言在40年后成为了现实。1980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军画报》刊发姚远方文章《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及《将军与幼儿》照片，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日方迅速找到已经43岁的美穗子，不久后美穗子受邀访华，与聂荣臻元帅重逢，续写了这段佳话。时任《解放军画报》记者刘铁生拍下了这一珍贵瞬间。日本沙飞研究会会长来住新平评价：“沙飞拍摄聂荣臻与美穗子的照片，完全理解，沙飞怎么会想到拍摄信件？沙飞真有远见，国际视野。”

沙飞“正确的政治认识”即用正确的政治立场、观点去选择题材进行拍摄，这是军事新闻摄影记者进行创作的核心基础。当下，国际形势较之革命战争年代更加错综复杂，军事新闻摄影记者必须具备更加敏锐、清醒的政治眼光，结合政治形势对外部事物进行综合研判，才能从整体出发审时度势，洞察现象背后的本质，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在别人看似平常的事物中发现不凡的价值，提升作品的“政治含量”。

二、依靠军人血性胆气勇于抓拍前线瞬间

1947年，沙飞在晋察冀画报社摄影工作者经验交流会上曾经有这样的发言：“新闻摄影工作人员应该抓紧时间，遇到重要材料，甚至要争分秒。当客观环境困难时，要顽强地以主观努力去冲破它，用战斗的姿态去坚决完成任务，工作中的犹豫，会造成很大损失的。”论述中出现的“争分秒”“主观努力”“战斗的姿态”等关键词，是他多年战地摄影实践的经验总结，反映出沙飞不惧危险亲临前线进行真实抓拍的摄影观念。

关于“抓拍”的观点和照片，最著名的是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的那句：“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以及他拍摄于1936年的《战士之死》。这张照片极具感染力，但也颇具争议，有人曾质疑：“那一天在科尔多巴前线并未发生战斗，照片很可能是伪造的。”甚至有观点认为，卡帕当时的拍摄角度为侧面低角度仰拍，不能判断有没有和战士一起冲锋，很可能是照片中倒下的士兵应了卡帕的拍摄要求，在拍摄时不幸中弹，卡帕恰好拍下了这一幕。这些说法是否真实今天我们无法考证，但《战士之死》却成为了摄影史上最伟大的战争照片之一。

而沙飞于1940年拍摄的组照《北岳区反扫荡战斗》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的《战士之死》。从两张连拍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位于画面中央的士兵从中弹到倒地的动态瞬间，从前方奔跑的战士们的姿态：前进队形呈“一”字型纵队、全员弓着身子、最左侧的战士稍作停顿后继续俯身前进，可以看出这是一次小规模的冲锋，靠后的战士枪上装上了刺刀，说明我军距离敌方很近，随时有拼刺刀的可能；从拍摄的角度上看，这样的视角比正常举着相机的拍摄角度要低得多，沙飞很有可能将相机挂在腰间，突发情况的出现让他来不及将相机举起进行取景、对焦、拍摄等一系列动作，而是下意识地进行了两张连续的盲拍，也说明了沙飞是在队伍中和战士们一起冲锋。处在危险的情况下还能连续抓拍两个战士中弹倒地的瞬间是十分不易的。虽然相较于卡帕的《战士之死》，这组照片看不到战士的表情等细节，但却充分交待了作战的具体环境，拍摄角度也更加真实。

沙飞也明确反对补拍和摆拍，他曾谈到 ：“1945年春灵丘城解放, 我们赶到时战斗早已结束,想抓拍战斗的尾巴都抓不到了,有人提议布置一下补拍好了,我考虑布置补拍会失掉真实性,特别会引起部队对我们摄影工作产生怀疑和偏差认识, 我掌握住这一点,坚持反对布置补拍,考虑用战后新的进展情况的方法来完成任务。”这段论述反映出沙飞能站在战士的角度考虑被拍摄的感受，他和战士们是站在一起的，也只有真正成为一名战士才能具备“战斗的姿态”。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战事也从未停止，沙飞的论述及实践仍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争分秒”“主观努力”“战斗的姿态”等论述形象地从两个层面阐释了卡帕说的“近”，即物理距离上的近和心理距离上的近，既要凭借自身强健的体魄、无畏的胆识，做到深入战场、深入一线、深入基层的身临其境，又要坚守真实、尊重客观，做到深入官兵、深入人心、深入自己的内心世界。只有厘清这些关系，才能有效发挥出影像的战斗力。

三、巧借中国文化符号准确定格民族精神

沙飞对摄影作为视觉艺术的表现力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敏感意识到视觉象征符号在传播中所表现出的现场感、隐喻性等优势是语言、文字所无法比拟的，所以他才会一针见血地提出摄影是“今日宣传国难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是“造型艺术的一部分”等论述。借用文化符号进行艺术创作也是他众多摄影作品得以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对于“长城”意象的创作。

“长城”一直以来都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这直接体现在中国人都会唱的“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义勇军进行曲》中。符号学中的象征，“并非单指与对象是否相似，而是指符号本身暗指的某种传统、规则和约定”。“长城”就是这种属于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号。通过整理《沙飞摄影全集》中沙飞拍摄的长城作品，从1937年到1948年，沙飞共拍摄了30张与长城相关的作品，仔细梳爬其脉络，他拍摄的长城经历了从作为“物的长城”到“血肉的、钢铁的长城”再到作为“人的、内心的长城”的嬗变。

沙飞1937年拍摄的《八路军攻克平型关》是其早期的长城系列作品之一，反映了八路军取得平型关胜利后部队通过城门的画面，呈现的是官兵们进入关内的背影，城外墙面破损严重，与城头被翻修过的庙宇形成鲜明对比，城内是怎样的景致观者不得而知，却能产生对美好的憧憬。作品中长城雄伟的气势并不明显，但能感受到八路军将通向美好未来的意愿，其象征意义大于画面内容。此时的“长城”已超越“物的长城”。

沙飞1938年拍摄的《战斗在古长城》是其传播度最广的作品。他在拍摄时采取了小光圈大景深的技巧，焦距在28毫米至35毫米之间，使得画面没有畸变，让前景的八路军战士和中、远景的长城均清晰可见并且融为一体，暗示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连接中国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并还原了古代长城最原始的防御功能，形成了新的“血肉的、钢铁的长城”。

1946年，沙飞拍摄了图片说明为“晋察冀画报社美术编辑许群在张家口医院休息时看画报”的照片。这时的“长城”被“握”在生病的战友许群手中。照片中，生病的许群半卧在病床上，背靠满是报纸的墙面，借助窗户透过的光，认真看着《晋察冀画报》，封面是张进学于1944年拍摄的《解放山海关》长城影像。抗战后期，拍摄一张病员坚持学习的照片是属于正面宣传的“常规动作”，但该照却不是一张简单的人物宣传照，这样的拍摄也并非偶然。作为沙飞学生的张进学回忆，他用沙飞给他的相机拍摄完成《解放山海关》后，沙飞“将其发表在《晋察冀画报》第9、10期合刊的封面”。《解放山海关》呈现的是八路军“正面”进城的情景，与1937年拍摄的《八路军攻克平型关》中八路军的背影遥相呼应，连接它们的纽带恰恰是“长城”。许群看画报的照片是沙飞拍摄的，他手里拿着的恰恰是代表被“解放”的“长城”，虽然许群处于病中，但此刻“长城”已经内化于他的心中，代表着无坚不摧的“人的、内心的长城”。

战争是形式，人才是内容。沙飞的长城系列作品之所以具备历史厚重感，让人过目不忘，在于其作品的思想性、纪实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统一，更在于他对中国文化符号与军人品质的深刻理解和巧妙结合。摄影易学难精，沙飞深谙其中艰辛，因此提出：“摄影固然并不是一件了不起的深奥难懂的东西, 但也决不是像某些人想象中的那样简单容易, 亦需细心地学习和研究不可的。”这启示我们，新时代的军事摄影，除了要有过硬的拍摄技术，还要对摄影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刻理解和思考，用文化象征引发心理共鸣，用艺术感染力延续作品生命力。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责任编辑：姜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