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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 双月15日

每期定价 1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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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趋势:提升我军军事信息精准传播能力——智媒时代军事信息的精准传播研究

作者:周 洋

摘 要:以算法促进精准传播,提升军队与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与战略传播能力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点课题。本文在介绍智媒时代军事信息实现精准传播的算法原理、分析军事信息实现精准传播面临的主要挑战基础上,从“体系建设”“策略开发”“力量培育”等维度,探讨了提升我军军事信息精准传播能力的方法路径。

关键词:算法;智能传播;精准传播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增加新域新质作战力量比重,加快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发展,统筹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这给提升我军军事信息精准传播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新一轮的科技与产业革命的推动下,智能化军事变革正走向纵深,世界各国纷纷将人工智能作为“改变战争游戏规则”的关键技术,加强顶层设计与战略布局,尤其是在智能传播领域,通过算法驱动精准传播的做法方兴未艾。我军需要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以算法促进精准国际传播,讲好中国军队故事,提升国家战略传播能力。本文在介绍智媒时代军事信息实现精准传播的算法原理、分析军事信息开展精准传播面临的主要挑战基础上,从“体系建设”“策略开发”“力量培育”等维度,探讨提升我军军事信息精准传播能力的方法路径。

一、智媒时代军事信息实现精准传播的算法原理

当前,由于社交媒体以及物联网的兴起,网络社会逐渐成型,计算社会科学也随之兴起。计算社会科学通常使用大型复杂数据集,通过信息自动抓取、社会网络分析、复杂性模型等计算或算法解决方案从这些数据中生成模型和推论,检测、研究社会学理论在各种领域的适用性。具体来看,基于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运作,主要包含目标受众的计算、传播路径的计算以及传播内容的计算,具有规模指数化、手段数字化、效果精确化的鲜明特征。

(一)目标受众的计算

抓取用户的个人信息,形成个人画像;分析用户的发帖数量与互动数据,结合其政治态度和价值倾向,预测用户在面对危机、冲突乃至战争时的情绪、态度以及行动取向。在议题的设置、引导以及交流互动的过程中,算法可以根据用户的个性、喜好、心理需要等,灵活地调整交流策略与引导策略,更好地诉诸用户的利益、情感以及心理需求,使得说服的效果更加隐秘。

(二)传播路径的计算

通过引用大数据分析和多元主体建模等计算社会科学方法,确定特定舆论议题的生成态势、传播路径、传播规模、传播趋势、情感倾向等要素,重点分析引发爆点的关键节点与关键人物,必要时实施信息溯源与交叉对比。对传播路径的计算还包括对传播趋势的预测以及利用相关技术手段对传播路径的目的性干预,达成己方的传播效果。

(三)传播内容的计算

在对目标对象和传播路径计算的基础上,精准选取投放媒体,针对不同的事件与传播对象确定不同的叙事框架与叙事话语。信息投放之后能够基于大数据与云计算迅速得出不同文本信息的传播效果,并进行不断调整和修订达成传播目标。在对传播内容的计算中,不仅关注事实对传播对象的影响,同时更加关注信息对情绪、态度、价值观、潜意识等认知层面即时或深层次的影响,其针对性和指向性更强。

二、智媒时代军事信息实现精准传播面临的主要挑战

当前,世界各国军队在信息传播领域加速人工智能布局,在算法技术与逻辑的加持下,基于国内外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博弈与精准传播成为争夺的焦点。具体来看,我军在推动军事信息的智能化与精准化传播方面主要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

(一)各国开展体系化的计算宣传能力建设构成威胁

2016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启用计算宣传形塑形象,引导国际国内舆论,并将其视为最有效精准打击“武器”之一,部署在意识形态斗争、舆论斗争一线。牛津大学“计算宣传研究项目”小组自2016年以来连续多年跟踪世界各国计算宣传的发展状况,发布《全球有组织的社交媒体盘点》系列报告,2020年度的报告显示,利用计算宣传开展虚假信息传播的国家从2017年的28个增长到2020年的81个,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报告指出,政府、军队、政党是计算宣传最主要的使用者,此外,私人公司、民间社会组织以及个体对计算宣传的应用也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报告指出,网络部队(CyberTroop)、私营公司以及大型新媒体平台将在以后发挥更大的作用。这种体系化的舆论力量建设与布局需要引起高度关注,提前做好防范。

(二)武器化的意识形态宣传严重威胁国家与军队安全

当前,各国纷纷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及算法影响政治、经济、文化,在冲突与战争中达成特定目标。从更加广泛的地缘政治角度来看,算法霸权的掌控者正在推动武器化的意识形态宣传,并试图把控其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话语权。可以预判的是,“武器化的叙事者试图通过产生复杂性、混乱、政治和社会分裂来破坏对手的文明、身份和意志力。它可以作为明确的军事或地缘政治冲突的一部分在战术上使用,也可以作为减少、中和以及击败一个文明、国家或组织的一种战略手段”。这种以国家和政府为攻击对象,以平台技术和话语霸权定向限制和打击的做法,会对我国的国际形象以及国家和军队安全产生影响。

(三)算法认知战在“混合战争”中存在不可控风险

在算法认知战中,人工智能虽然可以实现大量开源情报的分析,但其推荐算法更是加速了虚假消息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此外,社交媒体用户构建此类人工智能引擎和机器学习模型的门槛开始变低。特别是此前“深度伪造”技术需要掌握复杂的技能,而现在可在编程零基础的情况下被创建,并且“深度伪造”的相关工具能轻易在网络上进行免费下载或购买,并被非法应用于特定的场景引发混乱或冲突。需要指出的是,“算法+认知”的组合直接瞄准的是目标受众的“心智”,如果算法的价值观本身存在偏差,再加上技术的滥用,容易导致冲突的升级和不可控。

三、智媒时代军事信息实现精准传播的着力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军事力量常态化多样化运用,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塑造安全态势,遏控危机冲突,打赢局部战争”。这为探索智媒时代军事信息精准传播路径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军在推动军事信息的智能化传播过程中,需要瞄准现实困境与挑战,瞄准新战争形态对信息传播提出的新要求,在体系建设、策略开发、力量培养等多个方面提优升级,为推动国际国内场域的精准传播打下基础。

(一)体系建设:强调以算法对抗算法,加强智能传播的体系化建设

“以算法对抗算法”,利用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来预警、阻止和消除算法霸权和算法偏见对我国和我军的负面影响,实现精准国际与国内传播,需要未雨绸缪,进行体系化的建设。

从运作模式来看,需要系统提升应对智能传播的预警、分析、评估及应对能力。大数据的优势在于预防、预警和预测,需要利用大数据技术将分散在网络上的舆情进行收集、分析和比对,实现从宣传信息到决策情报的转变。此外,要做好分析和评估工作。风险评估工作包括确保设计和建构工具以减轻模型和数据层的偏见,确保有适当的协议促进透明度和问责制,避免执行的偏见和人为因素。在应对层面,可以根据监测与评估的结果,联动国家与军队等多种宣传力量,开展战略传播以达成目标。

从基建层面来看,需要加强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智能传播相关技术的研发。网络基础设施是智能传播的支撑系统和能力系统,脱离基础设施谈论智能传播则毫无价值。为此,需要立足实战、长期布局,缜密规划,建立国际级和军队级的专属互联网,开发全球主导的基础软硬件,在全球部署态势感知平台。譬如,俄国防部已经建设完成专属的军事互联网—“多服务通信传输网”(MTSS),可用于俄联邦政府准备打造的国家级“主权互联网”(SI),确保国家在数字空间的安全,并在俄乌军事冲突中得到检验,值得深入研究。

(二)策略开发:从“计算科学+社会科学”双路径出发,打造系列应对工具库

当前,网络媒体的生态已经进入“人+算法”“人+社交机器人”的共生状态,人已经成为网络社会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对于机器行为要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建立“计算科学+社会科学”的协同研究机制,让应用于智能化传播实战的“工具箱”不断得以丰富和完善。

在计算科学领域,科学家将对宣传者、信息流、接受者进行编码化、模型化和数据化,从机器人识别、社交机器人技术开发、仿真模型、信息扩散模型、虚假信息识别模型、网络攻防等方面进行研究。以社交机器人的应用为例,在积极防御方面,要勇于用社交机器人进行舆论亮剑、针锋相对,通过启用并放大“拟人化”舆论领袖社交机器人引导舆论走向,同时利用宣传机器人、跟随者机器人和路障机器人开展程序集合、各司其职,展开议程设置,化解舆论压力。在主动进攻方面,要善于利用社交机器人完成预测人工用户属性、分析社会行为网络、监测意见领袖情报搜集任务;借助特定事件引发共鸣,造成强大规模效应,从而占据舆论斗争先机。

如果仅仅从网络安全、算法结构等角度研究智能传播的社会现象,并不能完全解释算法对社会结构、政治格局以及军事斗争带来的影响。如何从社会科学的视角来研究算法革命对社会冲突或战争的影响是当前面临的新的挑战。为此,要拓展计算科学中“算法+”路径,实现“算法+认知战”“算法+舆论战”“算法+心理战”“算法+脑控战”,探索计算应用在处理不同战争情境时的应用特点,并加以合理改造和利用。

(三)力量培育:发展“官方+民间”的智能传播队伍与力量,相互配合释放战力

在智能传播的力量建设方面,需要建立多元主体的共存模式,做好多重力量的相互配合,最大限度释放精准传播的战力。

发挥政府在智能传播中立法和审核的关键作用。当前,全球化与网络化的高速发展挑战了国家行动主权,使得国家在政治事务中行使主权的能力被削弱,但是政府在国家治理及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仍然发挥着关键作用。需要建立应对各类信息的预警、评估、分析、行动、反馈机制,尤其要在立法和审核方面未雨绸缪,逐渐完备对人工智能、算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完善对智能传播的监管制度与运作体系,出台具有可操作性、可回溯性、前瞻性强的智能传播治理政策。

做好军队智能传播相关领域人才的储备。可以通过完善计算传播专家库、云智库平台和依托高校设立相应综合实验室等方式,精心选拔计算机科学、传播学、大数据、计量分析等方面的专业人才组建智能化传播团队,其中应当包含高学术水平智能传播理论人才、精通机器行为学且具备网络舆论素养的技术研发人才,还要有熟练掌握网络舆情危机处置、智能传播推送技术和互联网舆论引导技术的应用管理人才。

注重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力量的培育与使用。首先,要加强同互联网平台的合作,加强对其的引导和规制,牢固树立“算法也有价值观”的理念,主动监测与打击对我不利的舆论宣传。其次,要加强与能够提供智能传播服务的私营公司、战略传播公司、公关公司、NGO组织等的合作,拓宽发声渠道。一方面可以深度开发本国相应非政府组织的潜能,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合作或者是购买服务的方式寻找国际力量开展宣传。再次,是要善于吸纳相关群体的能力为我所用,激发广大用户的力量形成合力。对于青年团体、粉丝团体、网络亚文化群体等要长期关注,发展关键人物进入体系;做好草根舆论领袖的培育,培养用户的算法意识与算法素养,使其具备相应的甄别意识和批判思维。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姜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