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鉴史知来。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延安抗战时期，军事出版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服务军事斗争，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从使命意识、服务意识和创新意识入手，阐述了军事出版民族救亡的时代责任、战时需求的精准对接及艰苦条件下的发展突破，以期对当下军事出版提供借鉴。

关键词：抗日战争；延安时期；军事出版；服务抗战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这一伟大胜利，就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作为抗战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抗战时期的军事出版，以其鲜明的特点、灵活的形式、独特的作用，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书写了时代华章。前瞻全媒体时代军事传播，本文从使命意识、服务意识和创新意识入手，阐述了军事出版民族救亡的时代责任、战时需求的精准对接及艰苦条件下的发展突破，以期对当下军事出版提供借鉴。

一、使命意识：军事出版与民族救亡的时代责任

延安抗战时期，军事出版以强烈的使命意识，扛起民族救亡的时代责任，为传播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凝聚全民抗战共识、培养军事人才队伍作出了贡献。

（一）传播党的军事指导理论

延安抗战时期不仅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列宁选集》等马列主义理论著作，而且推出了大量毛泽东思想和其他重要军事著作。例如，红军大学油印出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实践论》《矛盾论》，还有周恩来的《怎样进行持久抗战》、朱德的《论抗日游击战争》、刘少奇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几个基本政策问题》等军事著作的推出，不仅为全国抗战提供了高屋建瓴的理论指引，使其在复杂纷乱的战局中方向明确、目标清晰；而且为军事斗争给出了细致入微、切实可行的战术指导，使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在战场上能够精准把握战机、灵活运用战术，从而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牢牢占据主动，为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启示我们，军事出版工作应始终将传播党的军事理论作为核心使命。要通过系统、全面且深入的出版工作，一方面，要将党的军事理论精准地传递给各级指挥员和广大战士，使他们在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另一方面，要为一线部队提供贴合任务需求、具有实操指导性的战术类出版物，帮助官兵将党的军事理论转化为战场上的制胜能力，实现战略意图向战术行动的有效转化。

（二）凝聚全民抗战共识

凝聚共识是抗战的坚实思想根基与强大精神动力。延安抗战时期的军事出版围绕促成“持久抗战、抗战必胜”的共识，揭露日寇反动罪行，还击国民党的投降政策和反共摩擦。例如，《论持久战》有力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坚信“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中国必将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在《论持久战》发表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作为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又如，1943年7月，新华书店出版了毛泽东撰写的《质问国民党》，迫使蒋介石停止对边区的军事行动。其实践表明，凝聚共识是军事出版的价值体现，通过出版实践，将党的军事思想转化为军民共识，能够为军事斗争提供思想聚合与行动引领。当前，军事出版要通过深入宣传党的军事理论和方针政策，强化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落实；要紧密结合实战需求，出版更多军事理论、战术战法、军事技术等方面的书籍和资料，凝聚备战打仗的军心士气；要挖掘整理传播优秀的军事文化遗产，形成军事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普遍共识。

（三）培养军事人才队伍

延安抗战时期，军事出版以提供重要资料特别是军政图书的方式，助力抗战人才培养。例如，八路军抗日战争研究会编译处出版的《抗日战争丛书》、八路军总部出版的《八路军军人必读》等军事政治类图书，为军事指挥员提供了宝贵的知识宝库，有力地提升了抗战军事人才的专业素养和指挥能力。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军事革命深度融合，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正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在此背景下，军队对既懂前沿军事科技、又擅战略战术创新，既能驾驭智能化战争、又具备跨域协同能力的复合型军事人才的渴求更为迫切。军事出版要以系统化的军事知识传播、专业化的技能指导和前沿化的理论赋能，为官兵成长提供知识支撑与能力阶梯，成为锻造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重要智力引擎。

二、服务意识：军事出版与战时需求的精准对接

延安抗战时期，军事出版在精准对接战时需求上具有很强的服务意识，很好地服务了抗日作战实际，服务了群众武装动员，服务了国际反法西斯宣传。

（一）服务抗日作战实际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延安抗战时期，出版界紧扣时代脉搏，推出大量图书，深入研究抗战局势，细致剖析日伪战略战术、兵力部署及统治手段，同时结合时事政策与政治形势展开讨论，为军民认清敌我态势、把握抗战规律提供了重要参考，助力凝聚战略智慧与战斗力量。例如，时事问题研究会编纂出版了《时事问题丛书》，其中《抗战中的中国丛刊》由《九一八以来国内形势的演变》《抗战中的中国经济》《抗战中的中国政治》《抗战中的中国军事》《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组成，为抗战军民了解时事问题提供了参考。这启示我们，服务性是出版的本质属性。当前，军事出版要深入宣传阐释党的创新理论，增强官兵政治认同与理论认同，筑牢思想防线；要围绕作战对手、经典战例、战法训法等策划选题，打造专业知识服务平台；要针对不同官兵群体提供个性化知识服务，助力官兵掌握新技能、新知识，为新质战斗力生成提供知识支撑；要通过出版军事文学作品、开发军事经典融媒产品等，传承红色基因，培塑官兵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血性胆魄。

（二）服务群众武装动员

延安抗战时期，文化工作者以笔为戈、以墨为矢，生产出版了大量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典型宣传文本及军事文学作品，成为凝聚抗战力量的重要精神武器。例如，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编纂的《战斗在晋西北的英雄们》《敌后抗战的小故事》等出版物，构建起可感可学的英雄叙事体系，充分发挥了示范引领效能。而《吕梁英雄传》《一颗未出膛的枪弹》等军事文学作品，则以文学艺术的感染力与表现力，生动再现抗战场景、传递民族精神，形成了强大的精神动员效应，有力推动了全民族抗战共识的凝聚与升华，彰显了文艺作品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战斗价值与社会功能。由此可见，军事出版具有鲜明的专业性，但军事力量的根基深植于广大民众之中，必须积极服务群众工作，将武装动员群众作为重要任务。当前，要立足全民国防教育需求，通过系统化的国防政策阐释、具象化的军事实践案例解析，以及通俗化的国防知识普及，持续强化群众的国防意识与责任担当，激发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内生动力，进而将群众力量有效转化为国防建设的坚实支撑，最终汇聚形成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的强大合力。

（三）服务国际反法西斯宣传

为了向世界宣传中国抗战形势、态势及政策，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中央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重要著作译为俄文；1939年，周恩来赴苏联治病期间起草的报告《中国备忘录》，被译成俄文在《共产国际》杂志发表；《论持久战》英译稿还被编成单行本出版，引起世界上热爱和平人士的广泛关注。其实践表明，国际舆论场是军事博弈的重要维度，军事出版作为思想传播与文化输出的关键载体，需主动对接国际舞台，以高质量出版作品构建中国军事话语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当前，在全球化与多极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军事出版要将中国特色军事理论、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和平发展理念融入出版物中，通过专业、系统、生动的表达，打破西方话语垄断；要强化议题设置能力，围绕国际社会关切的热点问题，借助多元化手段，扩大中国军事出版物的国际覆盖面与影响力；要注重话语创新，构建融通中外的军事话语体系，在国际舆论场中赢得理解与支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际舆论根基。

三、创新意识：艰苦条件下军事出版的发展突破

延安抗战时期，军事出版之所以能克服艰苦条件，实现发展突破，与其强烈的创新意识分不开。

（一）技术手段创新

延安抗战时期，边区在日伪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的双重压力下，军事出版事业面临铅料、纸张等战略物资极度匮乏的严峻局面。边区军民立足现实困境，开展系统性技术革新：在印刷制版领域，创造性采用土法浇铸铜条、加工木质条料等替代性方案，有效解决制作原料短缺问题；在造纸工艺方面，通过研发马兰草纤维提取技术，简化传统造纸流程，构建起本土化纸张供给体系，确保了出版工作的持续开展。当下，新科技革命与军事变革深度融合，技术手段创新更是成为推动军事出版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要积极探索以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提升军事出版的专业性与精准度。例如，以AI辅助写作、大数据分析等技术高效整合海量军事信息，助力军事理论研究成果的快速转化与出版；以智能校对与可视化呈现技术提升军事教材、装备手册等专业出版物的准确性与可读性；以区块链、数字水印等技术为军事出版筑牢安全防线等等。

（二）传播形式创新

延安抗战时期的军事出版在种类与形式上呈现多元化特征。在种类方面，除传统书籍、报刊外，还涵盖传单、壁画、地图等多种类型。在形式层面，除新闻报道、教材讲义、文学作品外，还创新运用漫画、连环画等艺术形式。特别是传单，被誉为“纸弹”“无声的炸弹”。传单的内容有宣传俘虏政策、揭露侵略战争的性质、宣传对日军不利的形势等，形式有文字、图画、书信、数表统计、诗歌、纸币等。随着战争深入，散发传单成为我军对日军最普遍的宣传方式，取得了很好效果。这启示我们，军事出版要注重传播形式的多元化创新，要积极探索新媒体技术，以更生动、直观的形式传播军事知识与国防理念；要强化内容的针对性与实用性，提升全民军事素养；要将严肃的军事内容与艺术表达相结合，以情感共鸣激发公众的爱国情怀与国防意识。

（三）工作机制创新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基于抗战形势发展对出版政策作出了适应性调整，在“一切为了抗战需要”的原则下，实行相对宽松的出版政策。一方面，繁荣抗战出版，明确只要内容符合抗日立场，都能够自由出版。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八路军总部、八路军总政治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属的宣传部和敌工部等部门均开展军事出版工作，极大丰富了出版物供给。另一方面，成立专门的出版管理机构，构建“编印发共进，书报刊并举”的一元化管理模式，并创新出版发行体制，以更好地服务于抗战宣传和文化建设。在延安早期，发行工作一般由党组织下设的交通局（科）承担，军队系统的发行工作由八路军总部的兵站兼职承担。1940年初，延安新华书店更名为新华书店总店，任务之一就是向八路军、新四军的兵站运送发行延安出版的书报。延安抗战时期工作机制的创新对当下军事出版具有多方面的启示。军事出版要在精准聚焦核心使命的基础上，灵活调整内容管控策略，提高出版效率，快速响应社会和军队内部的文化需求；要强化专业机构的统筹领导，打破部门壁垒，整合军队内部资源，加强军地合作，避免重复出版和资源浪费；要完善多渠道发行网络，如通过在军队内部网络上开设军事出版物专区，加强与地方发行机构的合作等方式，将优秀的军事出版物推向更广泛的读者群体；要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开展宣传推广，如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发布军事出版物的精彩片段、作者访谈等内容，吸引读者关注，同时，通过线上互动活动，激发读者对军事出版物的兴趣，提高军事出版物的传播效率和覆盖面。

（作者单位：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和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