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既是历史的镜鉴，也是新时代在国际舆论场赢得主动的关键。本文分析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力扬声向国际社会传递真实情况和声音的实践，探索新时代借力扬声新路径，旨在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要求落到实处。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借力扬声；舆论斗争

舆论斗争是不同意识形态的思想交锋和话语较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复杂严峻的舆论环境：一方面，日本军国主义为掩盖侵略本质，精心炮制“理论-媒介-文化”的三维舆论渗透机制，通过杜撰“大东亚共荣圈”“中日亲善”等所谓理论，设立满洲国通讯社、中华联合通讯社等媒介，打造殖民叙事，推行“去中国化”政策消解民族认同，将血腥的侵略战争美化为“文明传播”，垄断占领区舆论；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凭借其执政地位，对中国共产党抗战活动构筑“制度-技术-渠道”的三重舆论封锁壁垒，成立战时新闻检查局、出台各种限制性办法规定，刻意制造信息围堵与舆论打压。日本侵略者的舆论谎言和国民党的舆论封锁，使国际社会对中共抗战实践知之甚少，甚至存在诸多误解与偏见。针对这一困局，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采取借力扬声策略，不仅成功打破信息垄断、向国际社会传递抗战真实情况，更呈现了中国共产党进步政党形象，对战后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以该历史范本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其借力扬声的成功经验，提出着眼传播主体拓展、话语升维、情感赋能，探索新时代借力扬声新路径，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旨在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要求落到实处。

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力扬声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抗战时期，由于客观条件限制，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信息传播与舆论引导中处于弱势，借力扬声是其突破传播困境、拓展政治影响的重要战略选择。

（一）利用国际友人“他者叙事”，搭建信任传播桥梁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通过积极团结国际友人，创造了生动的“借他者之口，传中国之声”的舆论实践。一是邀请国际传播使者，突破舆论封锁。中国共产党通过宋庆龄等牵线，主动邀请进步记者访问延安。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冲破重重封锁来到延安，他根据这段经历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等著作，在国际舆论场产生较大影响，扩大了第三方叙事的国际影响力；二是引导国际观察团，塑造客观认知。1944年，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等媒体的记者，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全面考察；三是联动国际友人发声，反击舆论抹黑。针对国民党“游而不击”等污蔑，通过记者招待会、专题座谈会等活动回应国际关切，系统解答国际社会对中共抗战战略的疑问，如时任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的叶剑英所作的《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等，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的污蔑言论。

将国际友人转化为“他者叙事”载体，印证了传播学中的“第三方背书效应”—非利益相关方的客观视角更易获得受众信任。在国际舆论场波谲云诡的今天，我们更要借鉴抗战时期“他者叙事”的智慧。要遴选具有较高可信度和国际影响力的“他者”群体作为叙事主体；要以其良好的声誉和专业背景，为传播内容提供有力背书；要让可信赖的“他者”成为中国故事的“扩音器”。

（二）联动国际组织“政治声援”，强化多边话语支撑

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有着重要影响力。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努力向国际组织展示中国抗战的正义性和重要性，汇聚道义力量、凝聚国际共识。一是积极参与国际活动，传递抗战诉求。1938年2月，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在伦敦召开，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参会资格，推动吴玉章出席大会并作《中国抗日战争的新阶段》报告；二是凝聚国际力量，揭露侵略罪行。1942年8月15日，“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暨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大会”在延安召开。经过思想改造的被俘日本士兵以亲身经历为基础的发言，揭露战争罪恶、表达对和平的渴望，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三是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升话语权。1945年4月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参与了《联合国宪章》起草，将民族自决、平等互利等理念融入国际准则。

联动国际组织发声体现了信源可信度原理。当今国际舆论博弈，我们更应加强与权威国际组织合作。要借助国际平台阐释中国理念、中国方案；要通过具有较强公信力的国际渠道和资源，如官方文件、报告、会议等，传递中国立场、表达中国态度；要积极参与国际组织规则制定，推动中国主张成为国际共识。

（三）发挥华侨同胞“爱国势能”，拓展海外传播网络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敏锐洞察海外侨胞对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通过这根血脉相连的情感纽带，构建起强大的跨国传播网络。一是借力侨资媒体，传播抗战主张与事迹。中国共产党积极与侨资平台合作，联合《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华侨日报》等媒体，开设抗战专栏，系统阐述中共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理论等核心主张；二是构建侨团联络组织。中国共产党主导成立侨胞抗日团体，推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等组织建立，以《松花江上》《黄河大合唱》等文艺作品唤醒民族记忆，增强情感联结；三是邀请侨胞实地考察。1940年，海外华人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应邀到延安访问，其后发表《西北之观感》演讲，引发了轰动。

同根同源更能共情共鸣。海外侨胞对中华文化与国家发展有着更多的认同感，要明确其“民间外交使者”的社会角色定位；要完善激励机制；要唤醒情感共鸣，助力将爱国情怀转化为传播力量。

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力扬声的科学性和群众性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力扬声实践并非偶然之举，而是深度契合传播学原理的战略选择。

（一）借媒介之力，“意见领袖与信息中介”的双重驱动，让抗战主张跨越国界精准触达国际受众

媒介在舆论中具有过滤、引导、塑造等作用。抗战时期，埃德加·斯诺对毛泽东关于“持久战”战略的详细记录和传播，有效纠正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悲观认知；记者福尔曼撰写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从军事专业视角论证了敌后战场价值；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为枢纽，与路透社、合众社等国际通讯社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更直接助力中国共产党抗战理念的广泛传播。这启示我们，在国际传播领域，媒介是跨越文化与地理隔阂、传递信息、塑造形象、影响舆论、促进文化交流与理解的关键桥梁和工具。善借媒介之力，能够增强国际话语权。要打造亲历者权威叙事，通过“第一手资料”构建权威信源，以意见领袖的“在场式”叙事触达国际受众；要建立多元意见领袖矩阵，从不同角度解读，让信息触达更多受众；要构建跨国网络节点布局，打造多元化信息中介平台，通过官方媒体准确发布权威信息、社交媒体及时互动扩散、智库提供专业研究支撑、意见领袖引导舆论方向等，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传播体系。

（二）借话语之力，“议题设置与框架理论”的协同运用，重塑中国抗战的国际叙事逻辑

话语既是通道，也是武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巧妙将议程设置与框架理论融入舆论斗争实践，通过系统化、策略化的话语构建，有效引导国际舆论走向。例如，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把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与国际社会对基本价值的追求相统一，使抗战话语突破文化与意识形态隔阂。其成功实践对于当下有着启示意义。国际传播中，掌握舆论主导权，要锚定核心议题，主导国际舆论议程；要构建传播框架，重塑国际叙事；要创新话语表达，增强舆论引导效能。

（三）借情感之力，“情感传播与社群动员”的联动效应，形成跨越山海的舆论共振

情感既是凝聚人心的纽带，也是激发行动的动力。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民族认同为根基，推动民众情感能量向抗战支持行动转化。例如，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等事件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系统收集日军暴行的影像、证词资料，通过揭露日寇暴行，激发民众悲愤反抗情绪。又如，中共中央先后设立海外工作小组、华侨救国联合会、中央华侨工作委员会等，通过书信、广播、海外联络站等渠道，定期向侨胞通报家乡抗战进展、根据地建设成果，不仅打造了精神共同体，还获得了源源不断来自海外的物资支持。这启示我们，情感传播能够增强信息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共鸣与连接，进而推动信息更广泛地传播并引发受众的情感反应和行为改变。国际传播中，我们一方面要善于将情感认同转化为合作动能，深入挖掘和平、互助等人类共通的情感价值，依托社交媒体搭建情感联结平台；另一方面要激活海外侨胞、国际友人等社群力量，扩大中国声音传播半径。

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力扬声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力扬声的舆论斗争实践，既展现了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战略灵活性，也蕴含着深刻的舆论斗争规律。

（一）构建联动矩阵，多元协同凝聚传播合力

构建联动矩阵，多元协同是突破信息封锁、增强话语影响力的核心路径。如前所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整合国际友人、国际组织机构与海外民间力量，构建起层次分明、功能互补的第三方传播体系。特别是联系民间群体，有效规避审查封锁，实现信息的渗透式传播，为当代国际传播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主体多元化、渠道多样化、受众分众化，“去中心化”特征更为明显。要积极培育国际意见领袖、学术共同体等第三方力量，以“他者视角”讲述中国故事，提升话语可信度与穿透力；要联动多方，打造多层次协同的传播网络范式，以传播密度提升传播效能；要激活民间资源，挖掘“草根传播者”潜力，将民间智慧转化为官方话语传播的补充力量，以个体叙事承载集体价值，构建刚柔并济的传播格局。

（二）升级话语体系，多路并进探索叙事创新

议题设置的前瞻性、框架构建的创新性与话语选择的适配性，是突破舆论困境的关键要素。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敏锐捕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时代主题，将“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确立为核心议题。这种设置，把中国战场的战略价值与全球反法西斯大局紧密绑定，将本土议题转化为具有普世意义的公共议程，将本土抗战实践转化为具有国际共鸣的传播话语，为突破信息封锁提供了经典范式。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主动把中国话语嵌入国际叙事链条，以国际受众的认知逻辑为切入点进行议题关联，使中国理念从“被认识”到“被认同”；要加强框架创新，摒弃被动回应的话语策略，主动以事实为支撑，重构议题叙事逻辑；要注重话语的适配性，考量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和思维逻辑，针对不同受众群体采用差异化话语策略，让信息精准触达受众。

（三）强化情感赋能，多点触达深挖传播潜能

穿透舆论迷障，情感始终为关键纽带。中国共产党通过精准共情直击受众心理、分层递进培育战略信任、符号沉淀凝塑深远影响，成功打破认知桎梏，化第三方力量为舆论同盟。例如，邀请外国记者实地采访，以“延安窑洞的灯光”象征革命理想，借外国记者镜头和海外侨胞口述将这些符号传播至国际舆论场，利用认知符号理论中“符号承载意义、强化记忆”的特性，使中共积极抗战的正面形象深入人心。这启示我们，要精准定位情感靶点，针对不同第三方群体的心理特质，构建差异化情感共鸣点，打破认知壁垒，使情感符号与文化语境精准适配；要逐级夯实信任支点，根据受众认知特点与情感距离，设计阶梯式传播路径，采用“渐进式情感渗透”的策略，将抽象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共情的具象体验，推动受众从“旁观者”向“参与者”转变；要以符号镌刻记忆锚点，深度挖掘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价值符号，降低受众理解成本，增强信息的辨识度与留存率。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责任编辑：张和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