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我军成功打赢了一场场舆论攻坚战。研究认为，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和提升国际话语权，不仅要用抗战宣传经典经验指导实践，还要深化理论研究，推进实践创新。本文从战略思维、战略定力、战略创新三个维度展开分析，以期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探寻舆论场制胜新路径，给伟大抗战精神赋予时代内涵。

关键词：抗战宣传；战略传播；舆论斗争；实践启示；理论研究

抗日战争不仅是军事上的生死较量，更是舆论战场的激烈博弈。面对日伪的舆论封锁、国民党的新闻压制以及国际社会的误解，我党我军以高度的战略思维、坚定的政治定力和灵活的传播创新，将宣传工作纳入抗战全局，传播党的抗战理论、统一军民思想、指导战争实践，使其成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平型关战役”，成功打破信息孤岛，塑造了全民抗战的强大舆论态势。读懂抗战宣传需要历史眼光。从《新华日报》的“纸弹”攻势，到“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叙事，再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国际发声，这些实践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笔杆子和枪杆子结合”的深邃思想，彰显了“笔杆子”服务“枪杆子”的政治智慧，为今天的舆论战场提供了深刻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当前，国际舆论环境复杂多变，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污名化、军事议题的“认知战”愈演愈烈，军事新闻传播面临诸多新挑战。研究认为，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和提升国际话语权，不仅要用抗战宣传经典经验指导实践，还要深化理论研究，推进实践创新。本文从战略思维、战略定力、战略创新三个维度展开分析，以期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探寻舆论场制胜新路径，给伟大抗战精神赋予时代内涵。

一、用战略思维牵引舆论战场战略传播，形成强大舆论攻势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我军始终以全局视野谋划舆论斗争，将新闻宣传纳入抗战整体战略，构建抗战主流舆论新格局，形成强大舆论攻势。

（一）抢占舆论制高点：“狼牙山五壮士”宣传的“联合作战”模式

强舆论就是强战斗力。1941年秋，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五名战士在狼牙山阻击战中宁死不屈、纵身跳崖，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晋察冀军区及时组织记者、作家、编剧、画家等宣传人才投入宣传，通过新闻、文艺、美术、教育等多渠道广泛传播，将其塑造为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象征。研究发现，对“狼牙山五壮士”的宣传，是一场典型的“联合作战”：集中用兵，投入精兵强将，确保了作品质量；统一发力，实现了多平台联动、多元化传播，扩大了宣传效果；精准传播，满足了不同受众审美需求。这启示我们，军事新闻传播既要拆除单位壁垒、行业壁垒，打造具有感染力的英雄叙事，还要探究如何推进各类媒体深度融合、拓展英雄叙事视角等；既要坚持策划上通盘考虑、资源上融通共享、力量上统一指挥、实施上整体联动，还要探讨如何创新典型报道、将个体英雄事迹升华为民族精神符号等；既要通过多平台联动放大传播效应，还要研究如何构建现代军事传播体系、传播机制等。

（二）构建国际话语权：建立与国际传播相适应的独特外宣体系

话语权决定主动权。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与舆论诋毁，我党从理念、机制、策略上整体谋划，形成了独特的对外宣传体系—坚持实事求是、主动发声、善用外媒等理念，通过建立国际宣传机构、邀请外国记者访问、创办外文报刊等机制，采取“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策略，传递我党声音，赢得国际社会支持。比如，通过邀请斯诺、史沫特莱等国际记者访问延安，向世界传递真实的中国抗战图景。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让国际社会了解了我党的抗战贡献。由此可见，军事新闻传播要放眼世界，既构建国际军事传播体系、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还要研究如何主动设置国际军事议题、下好“先手棋”等；既要塑造国家战略形象、维护安全利益，还要探索如何打破美西方军事话语霸权、突破技术代差冲击及制度性瓶颈等；既要“走出去”“请进来”，还要探究如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转变传统军事外宣模式、讲好“维和官兵海外救援”故事等。

（三）整合传播资源：建立与抗战相适应的多层次传播体系

全媒体时代是个大趋势，媒体融合发展是篇大文章。我党在抗战时期构建了覆盖根据地、国统区、敌占区的多层次传播体系。比如，《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和地下印刷所协同作战。又如，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同新华社的文字广播相配合，协力发声。这与我们当前正在推进的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可谓异曲同工。这启示我们，现代军事新闻传播既需构建“中央-战区-基层”联动机制，又要探究如何构建与我军使命任务相适应的全媒体传播平台和运行机制等；既要建立采编联动平台，统筹采访、编辑和技术力量，又要探讨如何实现采集、生成、传播“一体化”路径等；既要打通官方媒体与民间传播渠道，建立国际国内、线上线下舆论斗争“同心圆”，又要研究如何从政治和战略高度把控非战争军事行动和战时新闻传播时度效、实现攻心夺气和争取民心的最大化等。

二、用战略定力突破舆论战场战略围堵，确保抗战声音有效传播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日伪的舆论打压，我党以坚定的政治定力，坚守舆论阵地，确保抗战声音有效传播。

（一）坚守舆论阵地：《新华日报》的“纸弹”攻势

舆论阵地犹如军事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要占领。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全面阐述了实现全面抗战、持久抗战和敌后游击战等一系列战略主张。在重庆，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新华日报》顶着国民党的审查压力，正确分析抗战形势，积极宣传党的抗战方略，科学预测中国抗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坚持报道八路军抗战事迹，推动实现党对全民族抗战的政治领导，被誉为我党在国统区的“纸弹”。这启示我们，军事新闻传播既要始终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又要从制度机制上探索全媒体时代如何避免宣传口径混乱、确保宣传行动一致性等；既要善于在夹缝中寻找发声机会，通过权威媒体首发定调，传递权威声音，增强公信力，又要探究如何在众声喧哗中防止舆论场杂音干扰、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当好“风向标”等；既要第一时间抢占舆论制高点，又要研究如何建立快速反应机制、有效应对美西方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等。

（二）破解信息封锁：延安广播电台的国际发声

信息优势就是制胜优势，破解信息封锁是掌握舆论战场主动权的关键。1940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播，以“爱憎分明”的语调和多种语言向国内外传播抗战真相、播报中共中央文件、《解放日报》社论、国际国内新闻、抗日歌曲及日语节目，重点揭露日军暴行、鼓舞军民斗志，并采用“上海时间”（东八区）报时，与国统区“陇蜀时”形成鲜明对比，强化了红色广播辨识度，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垄断。这充分说明，军事新闻传播既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发出中国军队权威声音，又要探索如何把军事斗争准备与舆论斗争准备有机结合起来、缩短舆论斗争准备时间等；既要善用新媒体技术突破信息壁垒，又要探究中华优秀军事文化成果如何服务舆论战场、转化为舆论斗争智慧等；既需构建多语种传播矩阵，增强国际话语权，又要研究如何打赢舆论战场遭遇战和攻坚战、塑造中国军队良好形象等。

（三）凝聚抗战共识：文艺宣传的动员作用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让党的抗战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使“兵民是胜利之本”深入人心，这是中国共产党抗战宣传的战略构想。这其中，文艺宣传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黄河大合唱》等文艺作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激发了全民抗战热情。又如，如前所述的“狼牙山五壮士”的宣传，连环画《五壮士》和话剧《狼牙山五壮士》使五壮士英雄形象更加立体化，达到极佳的教育效果。实践证明，军事新闻传播既要针对不同平台打造适配内容，又要探索如何实现多手段并用和多元化传播、让强国强军话题生动可感等；既要融合文字、动画、音效、AI交互等技术形态，又要探究如何破解新媒体传播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防止非主流或错误价值观通过算法推荐稀释主流价值等；既要善于运用故事化、情感化叙事，又要探讨如何发挥文化符号的特殊功能强化价值认同、凸显军事新闻传播的精准性等。

三、用战略创新破解舆论战场战略难题，提供强大舆论支撑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资源匮乏和技术限制，我党以创新思维突破传播困境，为抗战胜利提供强大舆论支撑。

（一）传播机制创新：建立“全党办报”体系

众人拾柴火焰高。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推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鼓励基层通讯员投稿，形成了广泛的新闻采集网络。以晋绥根据地的经验为例：一方面，党报按行政组织对口建立起通讯员网络。如《晋绥日报》的通讯队伍包括特约通讯员（县级和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基干通讯员（县、区领导干部中写作水平较高者）、通讯员（区、村基层干部和农村小学教员）和工农通讯员。另一方面，不同层次的党报通讯员被纳入通讯组织，一般有3个以上的通讯员就成立通讯小组。这种组织架构把各级党员干部和工农群众共同整合进了内容生产的协同机制中，提高了采编效率。这启示我们，军事新闻传播既要构建“众筹式”内容生产模式，又要探索如何打通军队与地方媒体的协作渠道、提升基层官兵媒介素养等；既要努力实现媒体工作者与基层报道骨干的优势互补，又要探究如何避免基层报道骨干流失、建立从媒体到基层报道骨干的高效通联机制等；既要注重军队内部不同隶属关系媒体间的“联合”，又要研究军队媒体与地方媒体的“联合”、与地方正能量网络“大V”的合作等。

（二）人才培养创新：形成系统培养军事新闻人才模式

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我军探索形成了系统培养军事新闻人才模式。比如，在国统区、革命根据地、沦陷区三大区域开展差异化的新闻传播工作，重点培养兼具政治素养与实战能力的军事新闻人才。根据地以新华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为核心，通过党报系统重建和整风改革（如《解放日报》改革）强化新闻人才的政治立场与业务能力；国统区与沦陷区则侧重实践提升，如培养记者的战地采编、隐蔽传播等能力‌。又如，1939年，延安成立中国女子大学新闻系，培养了大批新闻骨干。实践证明，军事新闻传播既要在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上向核心人才倾斜，又要探索如何通过优化完善考核办法留住更多优秀采编人才等；既要重点培养当前急需的新闻发言人、公共事务官、舆论权威人士、战地记者等人才，又要探索如何教育引导各类人员提升综合素质等；既要为年轻采编人员提供创新平台和发展空间，又要研究如何结合重大军事演训活动和非战争军事行动磨炼骨干、提高全媒体采编能力等。

（三）技术手段创新：马兰纸与“土广播”

惟变所出，万变不从。1940年，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我党组织攻坚克难。延安自然科学院华寿俊夫妇发现陕北常见的马兰草适合造纸。经过反复试验，成功研制出“马兰纸”，解决了《解放日报》和图书的印刷用纸问题。朱德在《游南泥湾》中称赞“马兰造纸俏”。同时，我党还利用“土广播”（用土办法解决技术难题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俗称）向敌占区传播消息。这启示我们，军事新闻传播既需强化技术赋能，又要探究AI、区块链在舆情监测中的应用等；既需适应未来战争形态生产产品，又要探索实现低成本的高效益传播、建立智能化军事新闻生产体系等；既要坚持技术研发走群众路线，又要研究让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生产力等。

责任编辑：张和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