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舆论场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战场。打好国际舆论斗争主动仗，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必然要求。本文结合皖南事变后我党舆论斗争实践，围绕澄清事件真相、凝聚多元力量、增强传播效能三个方面，梳理分析其中蕴含的斗争智慧，以期为提高我国际舆论斗争策略提供借鉴参考。

关键词：皖南事变；舆论战场；斗争策略；实践启示

话语权即控制舆论的权力，体现了“谁的声音被听见、谁的叙事被接受、谁的立场被认同”，往往决定着舆论斗争主动权。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回顾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光辉历程，始终把争取对外话语权摆在重要位置，向世界有力传递中国声音。抗战时期，我党应对皖南事变的舆论战就是经典案例。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通过歪曲误导、污蔑抹黑、信息封锁等多种手段，对我党实施舆论围困。面对军事上的生死较量、舆论战场的激烈博弈，我党主动作为，突出重围，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成功破解舆论困局，赢得了舆论斗争话语权、主动权。其灵活多变的应对策略为今天的舆论博弈提供了深刻启示。当前，国际舆论斗争局势波诡云谲，风高浪急，美西方对我舆论围剿愈演愈烈。打好国际舆论斗争主动仗，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必然要求。本文结合皖南事变后我党舆论斗争实践，围绕澄清事件真相、凝聚多元力量、增强传播效能三个方面，梳理分析其中蕴含的斗争智慧，以期为提高我国际舆论斗争策略提供借鉴参考。

一、针锋相对，主动发声，澄清事件真相

皖南事变发生后，面对国民党的污蔑抹黑和舆论封锁，我党针锋相对，主动发声，有效澄清了事实真相。这对我打好当前国际舆论斗争主动仗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快速反应，争夺舆论先机。1941年1月17日，国民党通过《中央日报》发布“一·一七”通令，诬称新四军“抗命叛变”，企图通过编织“舆论迷雾”，实施栽赃嫁祸。广大民众深受舆论误导，我党对外形象严重受损。面对诬陷，中共中央翌日即发布《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面向全党公开事变真相，并通过公开发表谈话、社论、通电等形式，揭露国民党反共分裂本质，驳斥所谓“叛军”的无耻谰言，在短时间内有效化解了舆论被动局面。其实践表明，快速反应始终是掌握舆论主动权的制胜法宝。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外部挑战，提高我国际舆论斗争策略要前瞻国际风云变化，以权威、准确、及时的信息发布，揭露霸权主义的真实面目，扭转国际社会对华负面认知；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主动设置议题，先声夺人，回应社会关切，挤压虚假信息的生存空间；要善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加强对负面信息的实时监测和分析，为后续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确保在突发事件中快速反应、精准施策，抢占舆论先机。

灵活应对，突破舆论封控。为隐瞒皖南事变真相，国民党在国统区实施了严苛的新闻审查和信息封锁，妄图以“战时新闻管制”限制我党新闻言论自由。在舆论环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周恩来同志领导南方局及《新华日报》等我党主流媒体实施破障反击。1941年1月12日、17日，《新华日报》先后采用“打哑谜”“开天窗”等方式，规避审查封锁，报道事变真相；1月19日，南方局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材料印成传单，散发给重庆各界人士以及各国驻华大使馆，以事实辩驳国民党的污蔑。一系列灵活应对措施，有效突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控。这启示我们，打通传播链路是舆论斗争制胜的关键因素。提高我国际舆论斗争策略要积极开拓传播路径，构建“报、网、端、微、屏”立体网格，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传播矩阵；要深耕CGTN、China Daily等官方海外传播平台，联合海外媒体“借船出海”，扩大传播覆盖面；要丰富传播形式，如利用动漫、表情包等流行文化载体，以隐喻、暗讽等方式有效应对美西方的封堵噤声。

举证溯源，强化传播信度。皖南事变期间，国民党利用喉舌媒体大肆污蔑新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抗命叛变”，对我党展开全方位的抹黑、攻击、打压和围堵。为破解被孤立、被污名化的局面，我党通过《新华日报》《新中华报》等媒体系统披露国民党的命令、新四军北移路线、叶挺与国民党军交涉电文等原始文件，并详细公布新四军抗敌战绩，以完整的证据链条力证新四军是“遵令行动”“积极抗战”，戳破了国民党的政治谎言。这充分说明，证据是舆论斗争中破除不实言论、树立话语权威的“重要武器”。提高我国际舆论斗争策略要重视证据的采集与运用，通过对零散的证据素材做明确的逻辑关联，构设于我有利的证据链条，防止因事实定性不明造成认知偏差和舆论被动；要把证据纳入整体战略策划环节，抓住对手攻击抹黑的虚假性、话语逻辑的漏洞处，适时公布相关证据素材，引领舆论走向；要高效传播证据，根据不同媒体平台特性精准投放，通过可视化呈现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提升中国话语在国际传播中的公信力与说服力。

二、借薪助火，集援强势，凝聚多元力量

皖南事变后，面对敌强我弱的舆论斗争格局，我党巧妙整合国内外舆论力量资源，形成了对国民党的舆论强势。这对我当前反制美西方舆论霸权具有启示作用。

利用官方媒体权威，集中力量造势。皖南事变后，社会各种政治力量都表现出对事件的高度关注，但此时大多数人被国民党发布的虚假信息蒙蔽，使得整个事件扑朔迷离。我党利用《解放日报》《新中华报》等官方媒体大张旗鼓发声，争夺对事件报道的话语权。《质问国民党》《抗议无法无天的罪行》《拥护新四军将领声讨亲日派》等社论，深刻揭露国民党“以分裂代团结、以内政代抗战”的卑劣行径，用12个“为什么”层层追问，直击国民党破坏抗战团结的本质，形成强大的舆论震慑力。由此可见，官方媒体在国际舆论斗争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提高我国际舆论斗争策略要充分发挥官方媒体的“压舱石”作用，针对美西方的谣言炒作，保持高强度、高频次发声节奏，及时回应质疑、澄清事实；要创设议题精准反制，除了做到不缺位、不失语外，更应学会主动“喂料”，有针对性地提炼、策划议题，有步骤地形成话题效应；要扩大传播声量，通过全方位、全媒体、全时空的传播策略，树立官方媒体权威可信形象，不断引导舆论走势。

争取中间力量声援，强化舆论态势。皖南事变发生于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部分中间力量被国民党刻意散播的片面舆论所裹挟，对我党抗战立场和团结诚意产生了质疑和误解。为进一步让中间力量看清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面目，我党秘密联络宋庆龄、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以及黄炎培、梁漱溟等中间党派领袖，集众发声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分裂阴谋，我党的声望空前提高。由此可见，巧妙运用第三方传播的“他者”效应，是打好国际舆论斗争主动仗的重要途径之一。提高我国际舆论斗争策略要发挥统一战线优良传统，画好国际国内、线上线下舆论斗争“同心圆”，从政治和战略高度把握时度效，在坚决打击美西方敌对势力的同时最大限度争取人心；要加强与知华友华力量的交流，通过定期举办圆桌论坛、对话研讨会等活动，拉近彼此距离，建立信任关系；要加强外线策应发声，如借助网络大V、意见领袖的粉丝影响力，通过网上发帖等形式及时回击美西方对我攻击炒作的负面言论，壮大舆论斗争力量。

借助国际媒体影响，扩大传播空间。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信息传递，单单依靠国内媒体是远远不够的。我党借助国际媒体的影响力，打破了“真相传不出、误解在加深”的舆论困境。周恩来同志主动联系斯特朗等外国记者，详述事变经过，并提供翔实证据。《真理报》《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时报》《曼彻斯特导报》接连发声，以客观视角披露皖南事变真相，谴责国民党是事变的始作俑者，并不再转发国民党消息，舆论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变。这启示我们，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借船出海”“借力发声”是突破舆论困境、掌握话语主动权的关键手段。提高我国际舆论斗争策略要化被动为主动，积极与国际媒体展开合作，使其成为我“传声筒”，从而转“他力”为“己力”，变“他塑”为“自塑”；要推动外宣内做、外宣外做、外宣请外国人参与做，用国际通行方式、模式和语言，把我国的发展道路、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宣传好；要善于站在对方视角思考，以人类共同情感消解中西方文化差异，使国外受众最大程度卸下思想防备，凝聚共识。

三、分众表达，灵活叙事，增强传播效能

为增强皖南事变后舆论传播效能，我党采取分众精准传播方式和灵活多变叙事策略，赢得了国内外广泛声援和支持。这为提高我国际话语权、抢占舆论制高点提供了借鉴参考。

注重通俗表达，用接地气的方式讲清道理。面对民众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对复杂政治斗争难以理解的情况，我党借助生活化、口语化的表达方式和快板、民谣、画报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展现形式，将抽象的政治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如用“抗日的队伍上前线，背后有人放冷箭”等大白话解读事变的来龙去脉，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罪恶本质，让民众迅速认清真相，为我党争取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由此可见，在国际舆论斗争中，不同国家民众的文化背景、认知层次、信息接收方式等差异较大。提高我国际舆论斗争策略要注重语言转化，用受众熟悉的语言、文化传递核心信息，把“政治术语”翻译成“生活白话”，避免“自说自话”的传播盲区；要用“小切口”承载“大主题”，将抽象的政策理念与民众的生活实际紧密相连，用讲故事的方式说道理，提高传播效果；要灵活运用载体，如短视频、动画、Vlog等，精准契合受众碎片化阅读习惯，实现从“能听懂”到“能认同”的舆论引导实效。

构建共情话语，凝聚情感“最大公约数”。皖南事变后，我党舆论宣传紧扣“民族大义”核心，将事变定性为“亲者痛、仇者快”的民族悲剧。周恩来同志在《新华日报》发表“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用“兄弟相残”的悲愤意象唤醒了全民共情，表达了我党立场，让各阶层民众意识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错误行径，触动其对民族生存的本能关切。此外，我党还通过连载《皖南突围记》等纪实文章，还原新四军将士的战斗细节与牺牲场景，“以血证史”的叙事形式引发全社会的情感共鸣。这启示我们，提高我国际舆论斗争策略要善用微观叙事，将宏大的政治事件转化为可感知的个体情感故事，搭建起有效沟通的精神桥梁，让舆论宣传更具感染力；要以共同利益为纽带，构建命运与共的情感认知，清晰展现中国与世界的交汇点，将情感认同转化为可触摸的现实价值；要锚定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理念，将中国实践与全球议题相结合，通过挖掘中国行动与普世价值的契合点，增强国际民众对中国的情感认同，进而扩大舆论支持基础。

讲究差异叙事，精准对接受众多元需求。皖南事变后，为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声援，我党根据不同国家的利益诉求与价值取向，采取了差异化的叙事策略，向国民党施加国际舆论压力。针对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着重强调事变对远东战局的不利影响，引发其对战争局势的担忧，促使美英等国通过外交渠道对国民党施压；针对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则突出共同革命理想，强化意识形态共鸣，争取政治声援和支持。由此可见，在国际舆论斗争中，不同国家的诉求不一、立场多元，提高我国际舆论斗争策略要针对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精准画像”，有侧重地进行传播，避免“一刀切”，实现“同一件事，不同角度说，都能说到对方心坎里”；要构建符合不同受众认知特点、价值观念、利益诉求的叙事体系，用贴近对方语境的叙事方式讲好中国理念、中国故事，打破政治与文化壁垒；要强化动态协作联动，构建多边立体支持网络，借力“第三方话语”，打破美西方的舆论垄断，规避“宣传偏见”的质疑，进而提高我国际影响力。

（作者单位：火箭军指挥学院）

责任编辑：唐晓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