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日本对华侵略不断加深、民族危亡空前严重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重大成果。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高擎民族大义，通过系统性布局、策略性应变与人民性坚守，实现话语权的逆势提升。本文聚焦其实践，剖析经验总结规律，旨在为当下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构建与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提供借鉴。

关键词：第二次国共合作；话语权；斗争策略

1937年9月到1946年6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历时近十年，对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第二次国共合作既是国共两党捐弃前嫌、求同存异、相忍为国的集中体现，更是在实力悬殊的格局下，两党之间一场智慧、定力与意志的全面较量，其核心正是话语权的争夺。中国共产党通过与国民党的合作、与广大中间党派的合作、与海外友华力量的合作，围绕抗日和民主两大目标，把握住政治叙事、战争叙事、民主叙事的主导权，为赢得抗战胜利、推动民主进步、提升党的声誉影响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聚焦其实践，剖析经验总结规律，旨在为当下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构建与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提供借鉴。

一、系统布局，联通内外打造立体话语矩阵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两党不同政策和策略运作的结果，如何在斗争中把握叙事主导、抢占道义高点、争取广泛支持，是话语争夺的核心要务。

立足根据地，筑牢舆论宣传基石阵地。我党深刻认识到，没有自己掌握的阵地，一切宣传都将是无源之水。为此，我党一方面深入国统区舆论腹地建立公开合法的宣传堡垒，如通过创办《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进行抗战动员、对外宣传、建构形象；另一方面在根据地拓展自主可控的舆论宣传阵地，延安及各大根据地先后创办《解放》周刊、《共产党人》《中国工人》《中国文化》等一系列定位不同、功能各异的报刊，成为我党理论创新和思想武装的重要平台，组织群众和指导工作的有力工具。纵观这一过程，我党始终站在民族大义、抗战全局的高度，积极创设议题，深入开展斗争。面对国民党利用国家机器构建的“舆论铁幕”，我党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系统思维进行长远规划，构建了一个点线面结合、内外联动的话语传播体系。这启示我们，提升国际话语权要建立联通中外的立体话语矩阵，积极运用各类传播资源开展话语争夺，为党的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要摒弃被动回应模式，始终把握叙事主导权，坚持长远经略、加强舆论运筹，进而更好地凝聚共识、推动发展；要秉持长线思维，保持核心价值的稳定内核，并加强系统布局，确保在舆论场中占据主动，通过持续输出，深化国际社会对中国理念的认知，提升舆论引导力和影响力。

争取中间派，巩固扩大舆论统一战线。话语权的竞争，本质上是争取人心的竞争。我党没有将自己局限于一党一派的狭隘视角，而是通过构建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话语斗争从“单打独斗”变为“集体合唱”。我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这一精细化的策略划分，避免了“一刀切”的简单化做法，使得我党能够精准施策，团结国民党内的开明派人士，如于右任、孙科、冯玉祥、张治中等，他们均对国共合作持认同态度，在不同程度上对我党形成了支持。同时，我党积极利用国民参政会这一当时国家最高咨询机构的平台，大力开展统战工作。通过在参政会上团结各民主党派，共同提交民权法案、推进宪政运动，我党将自己的政治主张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共同诉求相结合，形成了“为民主、争民权”的共同话语，有效地巩固和扩大了全民抗战的话语权基础。这启示我们，在当前“西强我弱”的传播格局下，要进一步拓展传播渠道、打造可靠阵地，不断形成舆论强势，进而强化对敌认知压势；要持续深化与外国媒体交流合作，打造战略传播支点；要积极宣介中国理论、中国方案，引导涉华报道倾向，使中国话语更加深入人心，赢得广泛认同。

放眼全世界，开拓话语争夺的外部战线。在话语权的争夺中，国际维度的斗争至关重要。为了将中国革命叙事推向世界，我党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保持着密切的战略沟通，争取其全面支持。苏联官方媒体塔斯社和《真理报》多次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人民军队的英勇战绩进行正面报道和积极肯定，让世界了解中国抗战的真实图景及中共的关键作用。同时，我党广交国际友人，实现“借船出海”。毛泽东、朱德等党的领导人热情接待了斯诺夫妇、史沫特莱、贝特兰、卡尔逊、爱泼斯坦等一大批来访外国记者。通过他们的报道、书籍和演讲，向西方世界传递了关于中共的真实信息。我党还积极创办《救国时报》《华侨通讯》等外宣刊物，加强对海外华人华侨的宣传工作，将他们动员和汇聚成支持中国抗战和民主进步的重要力量。由此可见，提升国际话语权要以更开放的态度、更务实的举措深化对外交流。要精准对接外国政要、媒体高层、智库专家等“关键少数”，通过多种方式，让其理解中国发展逻辑，借其影响力在国际社会传递客观的中国声音；要常态化开展党派、媒体、议会、智库、企业等交流活动，坚持不懈拓展民间交流深度和广度，引领塑造各领域的国际话语权；要着力建设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打造安全可控的国际传播渠道，按照优势集成、技术赋能、智能融合的要求，一体化推进媒体、智库、民间对外传播，健全国际社交媒体多元立体发声体系，全方位传播中国声音、提高中国话语能见度和影响力。

二、灵活应变，策略掌握舆论斗争主动权

话语权的争夺是一个动态博弈过程。第二次国共合作近十年间，形势瞬息万变，我党始终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在联合中不忘斗争，在斗争中维护联合，以高超的策略艺术牢牢掌握了斗争主动权。

相忍为国、顾全大局，坚持以斗争求团结。“团结”是目标，“斗争”是达成目标必不可少的手段。毛泽东同志提出我党在处理与国民党顽固派摩擦时“有理、有利、有节”的重要原则：“有理”，即师出有名；“有利”，即审时度势；“有节”，即见好就收。皖南事变就是这一原则的经典运用。国民党悍然袭击新四军，我党一方面在军事上进行反击，一方面在舆论上向全国乃至世界揭露其破坏抗战的罪行，同时又提出“实现国内和平，拯救抗日组织”的口号，赢得了包括民主党派、中间人士和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最终迫使国民党回到合作抗日的轨道上来。鲜活的历史实践启示我们，灵活应变，策略掌握舆论斗争主动权是构建国际话语权的关键举措。当前，国际舆论环境多元且动态，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利益诉求差异显著，面对美西方对中国的“污名化”炒作，若以固定模式应对，易陷入被动。要根据舆论事件的性质、传播路径、受众特点灵活调整策略；要打破刻板印象，积极挖掘和传播中国发展中的闪光点，重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要明确斗争的最终目的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营造相对公平、理性的国际舆论环境，为国家发展争取有利的外部舆论空间。

承认主流、加强阐释，实现“借体发声”。在合作初期，我党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如何在一个由国民党主导的意识形态框架内，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扩大影响。为此，我党一方面在形式上承认主流，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接受军队改编、政权改制，并主张拥护“三民主义”，以此赢得在国统区公开活动、合法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在内涵上注入新解，争夺意识形态解释权，我党对“三民主义”进行“为我所用”的革命性阐释，并紧紧抓住“民主”这一时代脉搏，展开话语构建，提出要实行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通过将“抗日”和“民主”两大议题紧密捆绑，我党成功地将自己的政治诉求，包装进了国民党也不得不承认的政治正确框架内，逐步提升了自身在推动多党合作、民主进步方面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启示我们，国际传播中，“求同”是实现“存异”并获得认同的必要路径。要在尊重目标受众主流价值框架的基础上发声，避免因价值对立而被直接排斥，为后续传递己方声音搭建信任桥梁；要注重对共通议题的创造性阐释，以“旧瓶新酒”的方式巧妙夺取话语解释权；要善于将己方诉求与国际社会公认的准则相绑定，提升话语被接受、被认可的概率。

民主叙事、力行力效，坚持用事实说话。话语的说服力，最终要靠事实来支撑。我党在倡导民主政治时，一方面在理论上持续发声，强化民主叙事，使得“要抗日就要民主，要团结就要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在实践中打造样板，提供鲜活范例。我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三三制”民主政权，政权人员的构成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这一开放的胸襟和切实的民主实践与国民党统治区的专制、腐败形成鲜明对比，赢得国内外观察家的一致赞誉，德国记者王安娜就直言“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的施政要民主得多”。这对当前我们提升国际话语权是有启示意义的。一方面要建构科学合理的舆论引导机制，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提升中国思想分量，引导国际社会形成正确义利观、发展观、合作观以及中国观；另一方面要加强媒体运用，运用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话语，生动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破解美西方“妖魔化”中国困局，全面提升中国在国际舆论场的话语塑造力、传播影响力、文化软实力。

三、人民至上，高举抗日救亡大旗持续赢得认同

一切话语斗争的技巧与策略，若脱离了正确的价值内核，终将是无根的浮萍。

高擎民族大义，占据道义高点。我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能够最终赢得话语权的胜利，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始终将党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紧密相连，以深厚的人民性立场，占据道义制高点。例如，在1935年的《八一宣言》中，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时代召唤；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我党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毅然选择了和平解决的方针。鉴史知来。当前，在“西强我弱”的传播格局下，我们需始终高擎正义大旗，把握国际叙事主导；要紧扣安全发展等国际社会共同关切，提出契合时代的理念，以前瞻性引领话语先机；要推动开放和合作，以包容赢得信任；要立足共同价值，以共鸣放大声音。

加强全民动员，厚植力量根基。抗战时期，我党的话语体系始终与广泛的社会动员和群众实践紧密结合。如“全民抗战”路线就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上的，这使得我党的抗战叙事充满了真实的力量感和生命力。这启示我们，话语的生命力，植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当前，提升国际话语权要延续从实践中来的逻辑：既要从人类共同实践、真实生活场景中提炼话语素材；也要结合全球共同行动讲好故事，让话语契合国际民众的情感与利益诉求；更要反映各国民众的共同期待，让中国话语因贴近实践、呼应民心更具感染力。

保障民主权益，凝聚民心意志。“抗日救亡”和“民主政治”两大诉求是当时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和最大公约数。我党始终倡导民主政治，将争取“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作为核心政治诉求之一，不仅回应了这种广泛的社会情绪，也有力推动了当时的民主政治建设，提升了我党话语的政治影响力。其实践表明，回应时代诉求是提升话语影响力的关键。当前，要紧扣各国民众对和平、发展、公平的普遍关切，找准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持续发力；要从历史智慧中汲取养分，进一步拓展传播渠道、筑牢可靠阵地；要通过内外兼修、多管齐下，在精准应对舆论博弈与真诚开展国际沟通中，让中国故事、中国方案更加深入人心，全面提升我国际话语权，为民族复兴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责任编辑：张和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