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战地记者以战位意识为核心，在枪林弹雨中记录历史、传递真相，成为战争叙事的关键力量。本文以沙飞、石少华、方大曾、雷烨、袁苓等著名战地记者的实践为例，分析其对当前军事新闻工作的启示，强调战位意识在战时报道中的核心价值，旨在为新时代军事记者聚焦备战打仗提供借鉴参考。

关键词：战位意识；战地记者；抗日战争；新闻实践；全媒体时代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艰苦卓绝的民族抗争。战地记者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以镜头和笔触镌刻下无数震撼人心的瞬间。他们不仅是战争的记录者，更是战斗的参与者，以高度的战位意识在枪林弹雨中坚守岗位。战位意识源于军事领域，指在执行任务时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和实战化思维，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迅速响应并有效应对。在中国抗战史上，战地记者们用生命诠释了这一理念：沙飞拍摄的《战斗在古长城上》成为抗战精神的象征，石少华在冀中创办摄影训练队培养百余名战地摄影师，方大曾深入前线发回多篇抗战报道后失踪，雷烨在晋察冀反“扫荡”中壮烈牺牲，袁苓随突击队冲锋拍摄粉碎日伪军“扫荡”画面……他们以生命践行战地记者的职业精神与牺牲精神，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全媒体时代给军事新闻传播带来全新挑战。信息爆炸模糊了战位边界，复杂舆论博弈考验着从业者的战位定力，技术变革重构了新闻传播的战位形态。当代战地记者既要传承“与阵地共存亡”的精神传统，锤炼深入一线的脚力和洞察真相的眼力，又要适应“云端战位”的技术要求，增强驾驭复杂信息的脑力和创新表达方式的笔力。从抗日战争时期“人在底片在”的铁血誓言，到现代战争中“物理-虚拟”双重战位的构建，战位意识始终是军事新闻工作的灵魂。本文以沙飞、石少华、方大曾、雷烨、袁苓等著名战地记者的实践为例，分析其对当前军事新闻工作的启示，强调战位意识在战时报道中的核心价值，旨在为新时代军事记者聚焦备战打仗提供借鉴参考。

一、战位意识的时代内涵：战地记者的职业定位与精神内核

纵观沙飞、石少华、方大曾、雷烨、袁苓等著名战地记者在抗战前线的战地新闻实践，他们在极端环境下，用战斗性、纪实性和牺牲精神，凸显了其职业定位与精神内核，给战位意识赋予了时代内涵。

（一）战斗性：记者即战士，岗位即战位

战地记者不仅是观察者，更是战斗者。沙飞在拍摄《战斗在古长城上》时，冒着炮火调整构图，使画面更具冲击力；袁苓在战斗中不仅拍照，还背着枪、手榴弹，是“拿着枪”的战士。这种“一手持相机、一手握枪”的双重身份，是战地记者战斗性的生动体现，是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在战火中的高度统一。这启示我们，全媒体时代，军事记者深入战地、记录真相的“战士”身份内核需在继承传统中淬炼升华。一方面，现代战场环境更趋复杂，军事记者必须不断提升军事知识、战术素养和战场生存能力，避免成为战场“局外人”，削弱军事新闻的权威性；另一方面，VR全景、无人机航拍、卫星图像分析等技术虽然拓展了战位边界，能够帮助记者“身临其境”呈现宏观战场或进入危险地带，但技术只是感官的延伸，“人在现场”所承载的真实观察、情感共鸣与深度洞察，其核心价值始终无可替代。

（二）纪实性：真实是战地新闻的生命线

真实是新闻作为历史见证与新闻传播的根本属性。抗日战争时期，石少华曾开办了多期摄影训练队，培训敌后摄影骨干百余名之多。期间他反复强调，“凡是好的摄影作品都是在工作实践中、在连队里、在战场上产生的。”这不仅是技术指导，更是对战地摄影本质的深刻把握。在他看来，照片不仅是图像，更是事实的载体、真相的武器，在抗战宣传中发挥了凝聚民心、鼓舞士气的重要作用。这启示我们，军事摄影要坚守纪实本质，筑牢真实防线。一方面，要坚持立足常态与实战的生产，杜绝“摆拍”；另一方面，面对美西方媒体在当前地缘冲突中惯用后期剪辑的所谓“战场实况”或误导性配文等混淆公众认知的行径，要强化信源比对和事实核查，抵御虚假信息。军事记者要延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方法，筑牢职业道德防线，并善借反向搜图、元数据鉴定等判断视觉材料真实性，明确区分实景记录与合成影像。

（三）牺牲精神：以血肉之躯书写新闻

抗日战争时期，无数战地记者以血肉之躯书写新闻。1943年，战地记者雷烨在工作途中遭日军袭击，身负重伤、弹尽援绝之际，他撕毁文件、砸碎相机和笔，壮烈牺牲。《大公报》记者方大曾在卢沟桥事变后直抵一线，发回大量战地报道，最终在前线失踪，年仅25岁。实践证明，战时新闻工作时刻面临生命威胁，军事记者只有敢于直面死亡，才能无愧使命。现代战争中高科技武器模糊战场前后方界限，军事记者更需具备牺牲精神，并努力提高风险识别、应急避险等专业能力；军队新闻单位既要教育引导军事记者勇于牺牲奉献，又要与相关职能部门密切协同，积极探索与现代战争相适应的战时新闻保障机制。

二、战位意识的生动实践：抗日战争时期战地记者的独特报道模式

透过战火硝烟，抗日战争时期战地记者的影像、文字和战地快讯等独特报道模式，成为战位意识指导下的快速响应与深度参与。

（一）影像记录：以镜头为武器

战地摄影作为历史的视觉见证，以其瞬间的永恒性成为记录战争、反思战争的重要武器。石少华的《白洋淀上的雁翎队》通过巧妙构图，将游击队员驾船穿梭芦苇荡的灵动与自然环境融合，展现人民战争的智慧与韧性；《地道战》通过精准光影，刻画民兵从地道口出击的瞬间，保留紧张感，彰显战术特色。这启示我们，战地摄影的核心价值在于真实记录战争关键场景，现代军事摄影需避免“战场美学”倾向，如阿富汗战争期间一些西方媒体照片因过度追求构图完美，淡化了战争残酷性，被批评为“浪漫化战争”；要用好无人机拍摄给采访和摄影带来的便利，同时严格遵守相关规则，避免泄露军事机密或干扰军事行动，如2020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中双方使用无人机拍摄打击视频用于宣传，引发影像使用规范争议；要针对全媒体时代影像传播速度快、碎片化、情感冲击强等，要求军事摄影保持时效性，同时提供必要背景信息，防止碎片化解读扭曲真相。

（二）文字报道：以笔为枪的英雄叙事

英雄叙事以英雄人物和事迹为核心，传递精神价值和文化认同，在军事报道中具有凝聚民心、提振士气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雷烨用充满感情的作品反映冀东八路军英勇事迹。他的诗歌《滦河曲》、报告文学《我们怎样收复了塞外的乡村》等，反映群众呼声，增强军民抗战信心。实践证明，当代军事报道中的英雄叙事需注重宏观战略与个体故事的平衡，如抗美援朝战争报道中，“冰雕连”的报道通过记录战士们坚守阵地至生命最后一刻的场景，生动展现志愿军官兵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全媒体时代要求英雄叙事实现形式创新与内容适配，如2020年央视“国家记忆”栏目推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纪录片，通过数字化技术还原历史影像，结合老兵口述和历史文献，多层次呈现战斗的艰苦卓绝，同时以短视频在抖音、微博等平台传播，实现主流叙事与新媒体有机结合；军事记者要善用最打动人心的第一手材料和真实细节，承载历史记忆与情感重量。

（三）战地快讯：时效性与战斗性的有机结合

战时新闻稍纵即逝。抗日战争时期，除了较为常见的文字报道、图片报道外，还有一种被称为“战地快讯”的短小精悍的通讯形式。它力求三言两语，通过无线电波、电话、传单或其他可能的方式，快速传递战况要点和鼓舞人心的消息，与文字报道、图片报道共同构筑了民族抗战的立体宣传图。如沙飞、石少华、雷烨等，不仅限于摄影，同时也是文字记者、战地快讯作者；沙飞所摄照片常配以简短有力的文字说明，本身具有“快讯”属性；石少华多次深入前线，战斗间隙快速记录并传送消息给部队宣传部门或通讯社；雷烨虽以长篇通讯著名，但作为前线记者，也发回了大量有价值的短讯。这启示我们，战地新闻的生命在于“快”，灵魂在于“战”，要将时效性与战斗性无缝融合，在最短时间内形成有力舆论攻势和精神力量；要善于将移动新媒体用于对外宣传、争取援助等，更直接服务于国防动员和民心维稳；要建立信息核实机制和网络安全防护壁垒，有效防止对手的高级持续性威胁攻击、网络干扰和电磁压制威胁，确保信息传输安全。

三、战位意识的时代传承：全媒体时代军事新闻传播的守正创新

回眸抗日战争时期战地记者展现出的对战场现场的坚守、对职责使命的忠诚、对新闻真实的追求，揭示出战位意识的时代传承，即全媒体时代军事新闻传播的守正创新。

（一）技术赋能，但“人在战位”仍然不可替代

抗日战争时期，军事新闻工作者在简陋条件下坚守站位。石少华在缺乏胶卷时，用香在火柴盒上烫洞、贴晒相纸、压砖头曝光，以临机创新践行专业素养和职责坚守。这启示我们，全媒体时代，军队主流媒体要前瞻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运用前景，拥抱技术变革，强化技术赋能，以先进技术驱动媒体转型。要充分利用无人机侦察、5G直播、AI数据分析等手段服务军事报道，同时克服对技术的过度依赖，避免技术完全替代记者亲临一线的综合感知，确保技术运用与人文精神的最佳结合、创新手段与传统方法的协调统一。要不断探索传播创新之道，如辅助分析传播动态、增强沉浸感、提升吸引力等，同时要进一步强化军事记者的一线意识、警惕战争“虚拟化”、避免淡化残酷性等，开启智能化舆论战场新篇章。

（二）舆论战背景下，真实性仍是核心竞争力

实践证明，无论技术手段如何变化，真实性始终是决定舆论斗争效力的核心竞争力。抗日战争时期，雷烨的作品是“真实性即生命力”的范例。1941年1月25日，日寇在河北丰润潘家峪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惨案。雷烨赶到现场，真实地记录了日寇犯下的滔天罪行，提供了侵略罪行的铁证。这些照片是历史切片，具有穿透谎言的力量。全媒体时代，人工智能的发展，让维护新闻真实性的任务显得更为迫切。军队主流媒体要建立权威信息发布机制，通过主动、准确发布授权信息，及时回应受众关切，有效引导舆论走向；军事记者要尽快补齐技术运用短板，力求在复杂作战场景模拟、精准目标识别、智能研判决策支持等方面取得突破，成为可信信息的“勘探者”与“过滤器”和对抗信息污染的中流砥柱。

（三）全媒体时代背景下，战位意识更需制度化传承

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即时海量、多维交互，对军事新闻工作者“战位意识”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这种意识需通过系统化、制度化教育实现传承。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军区和冀中军区开办多期摄影训练队。在战争环境下，学员学习摄影理论、暗房技术，并随作战部队行动，在枪林弹雨中实地拍摄。这种“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模式培养了大量摄影骨干，其作品鼓舞士气，成为珍贵历史档案。摄影训练队的成功在于将“战位意识”培养融入教学全过程，实现教育与战场无缝对接。实践证明，现代军事新闻教育需强化以“战位意识”为魂的实战化模拟训练，院校应开设高度仿真的战地新闻课程，如“战地记者训练班”，涵盖战地生存技能、战时通信、心理抗压训练等，让学员在复杂条件下完成新闻采写全流程；要建立媒体与部队常态化联合演练机制，推动媒体与战区、军兵种合作，利用军队演训机会，组织编辑、记者嵌入参与，使其亲身感受现代战争节奏，锤炼“战位感”；要建立战地记者荣誉与保障体系，表彰在军事报道一线作出杰出贡献的新闻工作者，提升职业自豪感与社会尊崇度，通过制度化、体系化传承与创新，让战位意识在新时代军事新闻工作者身上焕发新光彩，为巩固强大国防、有效履行使命任务提供更有力的思想舆论支持。

（作者单位：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宣传文化中心、武警上海总队）

责任编辑：张和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