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前瞻未来构建现代军事传播体系已成为一道时代课题。本文系统论述构建现代军事传播体系的时代内涵、要遵循的底层逻辑、抓住的主要矛盾。研究认为，须着力破解平台、内容、机制、技术与人才等核心难题，推动构建更有效力的现代军事传播体系，实现传播效能的整体跃升。

关键词：现代军事传播体系；体系构建；探索创新

习近平主席在致解放军报创刊70周年的贺信中，明确要求“推动构建更有效力的现代军事传播体系”。这一重要指示，与习主席2015年视察解放军报社时关于“努力构建适合国情军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军事传播体系”的重要论述一脉相承，并与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我军新闻舆论工作的战略遵循。

世界一流军队应有一流的传播力，一流的传播力必须有高效的现代传播体系支撑。当前，全球舆论格局深度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渗透传播领域，我军传播体系建设既面临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也遭遇美西方凭借强大传播体系形成的西强我弱舆论格局下的严峻挑战。前瞻未来战场、媒体格局、使命任务构建现代军事传播体系，已成为一道时代课题。须着力破解平台、内容、机制、技术与人才等核心难题，推动构建更有效力的现代军事传播体系，实现传播效能的整体跃升，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汇聚强大力量。

一、深刻认识构建现代军事传播体系的时代内涵

现代军事传播体系并非凭空而生，它是国家现代传播体系在军事领域的深化拓展与功能特化。

（一）国家战略视野下现代传播体系的提出与演进

构建现代传播体系是国家层面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其理念雏形与系统要求，随着我国媒体融合发展的实践探索而逐步清晰完善。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在中央全会层面提出“必须加快构建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现代传播体系”，并将其置于“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打造国际一流媒体”的总体框架下。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的重要性。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这一演进脉络表明，现代传播体系是技术、渠道、内容、形态、机制多重维度系统集成的产物，其核心目标是实现传播效能的整体跃升。对于军队而言，现代军事传播体系正是这一国家战略在国防和军事领域的逻辑延伸与实践落地，必须遵循融合发展的内在规律，在国家传播大格局中找准定位、发挥功能。

（二）现代军事传播体系的核心构成与特殊性

基于对国家现代传播体系的理解，研究认为，现代军事传播体系是以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升部队战斗力为根本指向，由现代军事传播关系与现代军事传播手段、渠道有机结合的复杂系统。其具体形态体现为军队所属的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网络媒体、出版机构等多种媒介形态，通过统筹运用有线、无线、卫星及互联网等技术手段，构成的覆盖广泛、功能互补的传播网络。借鉴“硬件平台+内容建设+机制创新”的分析框架，现代军事传播体系可具体解构为：“军事媒体硬件平台”是支撑体系运转的物质技术基础，包括先进的信息化基础设施、采编发技术装备等；“军队特色内容建设”是体系的价值核心，必须紧紧围绕宣传习近平强军思想、服务备战打仗、展现我军形象来展开；“军事媒体机制创新”是激发体系活力的关键，涉及内部组织流程、平战转换、军地协同、评价激励等一系列运行规则。与民用传播体系相比，其特殊性在于强烈的政治属性、鲜明的军事特色和平战一体的功能要求。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2018年成立后，着眼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军事传媒“旗舰”，坚持高起点设计、全方位筹划、多平台联动，拥有“中国军号”等91个新媒体发布终端，覆盖用户总数达3.6亿，正是朝着体系化、集约化方向迈出的关键一步。

（三）技术驱动下军事传播关系的深刻变革

当前，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引发人类社会传播关系的“最大变革”，而军事领域往往是这场变革的先行试验场和应用前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军事信息生产与记录的全面数字化，使得过去由专业机构和人员垄断的传播工具极大普及。智能手机、便携式摄录设备、社交媒体账号等，使广大官兵乃至单兵都能成为信息的即时采集者和发布者，传播主体空前泛化。其二，基于互联网协议的数字传播网络，打破了传统媒体渠道的时空壁垒。军事信息得以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民用网络应用快速扩散，战场与后方、军事与社会的“信息防火墙”被穿透，舆论发酵速度呈指数级增长。这就要求我们要深刻认知并积极驾驭这一变革，推动传播理念、模式和能力实现根本性转型，在更为复杂的舆论环境中掌握主导权。

二、严格遵循构建现代军事传播体系的底层逻辑

通过对现代军事传播体系的时代内涵分析可以看出，其构建过程必须遵循其内在的、根本的实践逻辑。

（一）坚持政治统领与使命引领的根本逻辑

军事传播的本质是政治传播在军事领域的集中体现。构建现代军事传播体系，首要的、根本的逻辑是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将服务备战打仗、巩固提高部队战斗力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决定了体系的根本属性与价值坐标。首先，必须将宣传习近平强军思想作为核心内容。体系的一切平台、渠道、产品，其核心功能在于生动阐释、广泛传播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实践要求，使之成为广大官兵的坚定信仰和行动自觉，为强军兴军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其次，必须将提升舆论战能力作为核心能力。体系构建不能脱离军事斗争准备实际，要深入研究未来作战对手、舆论战样式与战法，确保体系能够有效支撑威慑他国、塑造形象、迷惑对手、化解危机的战略传播需求。美军将舆论行动与军事行动高度协同的做法，对我们有警示作用。

（二）遵循融合创新与系统集成的构建逻辑

现代军事传播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其构建不是各种媒体形态的简单叠加或各自为政，而必须遵循技术驱动下媒体融合发展的内在规律，以系统集成的思维进行顶层设计和整体推进。这一逻辑包含三个层面：一是技术融合与平台一体化。必须打破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壁垒，以先进信息技术为牵引，建设统一的、智能化的“中央厨房”式生产传播平台，实现内容资源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全媒发布。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的成立及解放军报社“媒体中央厨房”的探索，正是这一逻辑的初步实践。二是要素整合与体系化。要将分散于各军兵种、各领域的传播资源、力量、渠道进行有机整合，从国家传播大系统和军队建设全局高度进行规划，避免重复建设和内耗，形成全军一盘棋的传播合力。美国防媒体局统管军队主要媒体资源，实现了高度集约化，值得借鉴。三是军民协同与开放式发展。必须深度融入国家全媒体传播体系，在国家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框架下，积极利用地方先进技术、平台和人才资源，同时推动军事优质内容服务社会，形成军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良性发展格局。

（三）把握平战一体与人才为本的实践逻辑

体系的生命力在于其适应性与可持续性，这要求构建过程必须贯穿平战结合、着眼长远、以人为本的实践逻辑。首先，必须贯彻平战一体的功能设计逻辑。现代舆论斗争已打破平时战时界限，要求传播体系必须具备平滑、快速的状态转换能力。硬件设施、组织架构、运行流程、预案方案，均需按照“平时能服务、战时能应战”的标准设计。美国防媒体局在重大报道中体现的快速响应与资源调度能力，正是平战结合能力的体现。体系建设需借鉴此经验，确保基础设施既能保障日常新闻宣传，又能随时转为高效的舆论战指挥与生产中心。其次，必须坚守人才是第一资源的根本逻辑。树立“人才兴媒”理念，着力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结构合理的复合型军事传播人才队伍。这支队伍既要包括精通全媒体采编业务的专家，也要有掌握前沿技术的工程师，更要有善于进行战略传播策划和国际化沟通的专门人才。可借鉴美军“公共事务官”等专业角色设置，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和激励机制。

三、紧紧抓住构建现代军事传播体系的主要矛盾

构建现代军事传播体系是一个动态的、充满挑战的过程，必须精准识别并紧紧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主要矛盾。

（一）破解内容供给与战略需求之间的核心矛盾

当前，军事传播领域的一个突出矛盾是日益增长的对高质量、战略性军事传播内容的迫切需求，与有效供给不足、话语方式滞后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是体系建设的首要任务。矛盾一方面体现在内容的战略高度与引领性不足。特别是在构建能够融通中外且具有强大说服力和感染力的中国特色军事话语体系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对比美军善于编织所谓“英雄叙事”“正义叙事”，从警示的角度看，我军的国际传播和战略叙事能力亟待加强。矛盾另一方面体现在表达方式与受众接受之间存在隔阂。部分内容存在模式化、套路化倾向，对青年官兵和“网生代”受众的吸引力、感染力有待提升。破解这一矛盾，一是要强化内容的原创性与思想深度。围绕“能打仗、打胜仗”等核心概念，生产更多有筋骨、有温度、有血性的精品力作。二是要推动话语体系的时代化转型。大胆创新话语表达，善用网言网语和视觉化手段，使主流声音更接地气、更富青春气息。三是要建立以效果为导向的内容评价机制。改变单纯以发稿量、点击量为标准的评价方式，更加注重传播的实际效能、受众反馈和舆论引导效果。

（二）破解体系架构与融合效能之间的关键矛盾

我军已通过成立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等举措，在整合资源、搭建体系架构上迈出关键步伐，但“物理整合”是否真正产生了“化学融合”的效能，仍是亟待破解的关键矛盾。矛盾集中表现为“有体系，但协同还需加强；有平台，但智能还需提升”。各媒体单元之间、军地媒体之间尚未完全打通资源共享与协作通道，“中央厨房”等平台的功能潜力有待进一步发挥，数据驱动、智能生产的水平有待提高。这与美军高度一体化、数据化的国防媒体运作模式相比存在差距。破解这一矛盾，一是要深化内部运行机制改革。以“中央厨房”为核心，彻底重构采、编、发、评的全流程，打破部门壁垒，建立扁平化、项目制、跨媒介的柔性组织。二是要强化技术赋能与数据驱动。加大投入，建设全军统一、安全可靠的大数据资源池和智能生产平台，实现内容生产的精准策划、个性化推荐和效果实时反馈。三是要拓展军民协作的深度与广度。不仅要借用地方技术平台，更要在内容共创、渠道共享、人才共育上探索新模式，形成开放共赢的生态。

（三）破解技术迭代与能力滞后之间的突出矛盾

传播技术日新月异，5G、人工智能、AR/VR、元宇宙等不断重塑传播形态。我军传播体系在追踪和应用前沿技术方面，推出的“全息军报”、超写实虚拟数字记者“穆兰”等成果，很有借鉴意义。但放眼全球看，技术应用能力与打赢现代战争舆论战的需求还不完全相适应，如基础设施的先进性与技术应用的原创性均存在短板。对比美国防媒体局斥巨资建设的信息化大楼和持续的技术研发投入，我军在传播技术的基础研发、集成应用和标准制定上仍需加强。破解这一矛盾，一是要确立技术前沿跟踪与预研机制。密切关注可能颠覆传播格局的革命性技术，开展前瞻性布局和实验性应用。二是要聚焦关键技术的自主创新与应用转化。在智能算法、虚拟演播、全息传输、舆情洞察等舆论斗争急需的技术领域，加大自主研发力度，避免关键环节受制于人。三是要以重大任务牵引技术升级和能力锤炼。利用联演联训、涉外军事行动、重大主题宣传等时机，在实践中检验和优化基于新技术的传播战法，确保技术优势能迅速转化为舆论优势。

责任编辑：张和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