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长征途中红军的仪式既是传播媒介，也是传播本身的仪式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结合仪式传播理论，客观分析长征时期红军系统化仪式传播的典型案例、特殊功能和传播效果，深入探讨其对当代军队仪式传播创新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长征时期；红军仪式传播；特殊功能；当代启示

古今中外的传播史表明，仪式既是传播策略，更是政治智慧的体现。长征时期，红军在敌强我弱、围追堵截的形势下，充分利用仪式传播凝聚革命意志、传递我党声音、塑造军队形象，将党指挥枪的原则、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植人心，为推动长征胜利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留下了许多经典案例。

仪式传播‌概念最早由美国传播学者罗森布尔在其著作《仪式传播》中提出，包括“作为传播现象的仪式”和“作为仪式现象的传播”两个层面‌。前者指具有传播特性的仪式活动,后者指大众传播活动的仪式化‌。长征途中红军的仪式既是传播媒介，也是传播本身的仪式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客观分析长征时期红军系统化仪式传播的典型案例、特殊功能和传播效果，深入探讨其对当代军队仪式传播创新发展的启示。

一、凝聚革命意志，突出仪式传播的情感动员功能

长征时期，红军以誓师大会、纪念活动、政治集会等仪式为载体，凝聚官兵革命意志，唤醒民众革命热情，形成无坚不摧的战斗合力。

誓师大会，个体命运与国家存亡的联结。战前宣誓作为一种军事传统，既是营造临战氛围的重要仪式，也是激发官兵斗志的重要举措。1932年12月30日，红军7万余指战员和1万多工农群众在黎川县城举行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阅兵誓师大会，周恩来、朱德等检阅部队并与指战员共同宣誓。《红色中华》刊文称“全体宣誓声，更激烈奋发，杀敌决胜的精神，洋溢眉宇。”由此可见，誓师大会通过符号、仪式行为与集体记忆实现政治动员与社会整合。当代军队仪式传播要将抽象理念转化为具象符号，如授旗、宣誓等；要通过重复性仪式固化集体记忆，形成革命传统的周期性唤醒；要以共同在场消解个体差异，激发官兵为集体而战的意志力。

纪念活动，集体记忆的强化与升华。纪念活动是一种政治仪式。红军在长征时期举行特定的纪念活动，达到了增强官兵历史记忆、民族情感、政治认同和理想信念的动员效果。如1936年红四方面军举行的“五卅”纪念大会，集大会报告、文艺演出、军事演习、比赛活动于一体，不仅增强红军内部的政治认同，更催生战斗的内生性动力。这启示我们，当代军队仪式传播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意志，将红色记忆与时代使命紧密相连；要注重运用现代传播手段，引导广大官兵在仪式中重温历史、共情共鸣；要强化国防观念，推动全社会在回望英雄足迹的过程中，自觉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授旗仪式，身份认同的再确认。在我军历史上，授旗仪式是一项非常严肃庄重的礼仪，其赋予部队神圣使命，彰显责任担当。1934年1月，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重创与非议。当时，已失去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力排众议，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大会名义向红三军团红四师第十二团授予“模范红十二团”奖旗。这一举措，既是对部队的表彰，也使“模范红十二团”成为正确路线与革命初心的象征。实践表明，当代军队仪式传播要精准解码精神内核，突出颜色、图案等符号的象征意义；要将当下使命与革命传统连接，触发官兵的情感洪流；要明确身份锚定，强化“我们是谁”的集体认同。

二、传递我党声音，凸显仪式传播的政治表达功能

长征不仅是军事行动，更是一次卓有成效的政治传播。红军依托群众大会、文艺演出等仪式阐明我党政治主张，传递我党声音，构建了广泛的政治共识。

群众大会与文艺演出，革命主张的多元化呈现。红军每到重要城镇或休整地常举行群众大会与文艺演出，推动群众将革命主张内化为自觉行动。1935年1月，毛泽东、朱德等参加遵义全县民众大会并发表演说，以大众化语言阐述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宗旨，直面“为谁而战”的核心问题。民众大会还安排了剧目表演和革命歌曲演唱，将政治宣讲与通俗表演结合，进一步加深政治认同。由此可见，当代军队仪式传播要将政治表达融入系统化、场景化的仪式集会，让官兵明确“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要运用艺术化方式传递核心价值观，让强军思想深植官兵内心；要营造线上线下立体传播场域，让官兵沉浸式参与其中。

公审大会与财物分发，政策主张的行动化展演。以行动印证政策的正义性，是仪式传播的重要功能。长征时期，红军通过群众控诉、证据展示、公开审判等，揭露敌人罪行，强化革命的正义性。受苦群众上台控诉，红军代表宣布判决并开仓放粮，使政策正义性与人民性获得直观验证，从而赢得群众的直接信任与拥护。这启示我们，当代军队仪式传播要强化价值引领作用，通过文物实证、案例展示等仪式阐释正义立场；要用行动符号替代口号，将“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要求外化为每一个具象化的仪式细节；要延续“正义动员+利益共享”逻辑，让仪式成为凝聚军民共识的纽带。

结盟仪式，本土化政治表达构建双向互信。长征时期的红军结盟仪式，是我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处理民族关系、凝聚革命力量的创造性实践。1935年5月，中央红军面临在彝族聚居区通行的难题，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以实际行动展现尊重与诚意。刘伯承与小叶丹按彝族传统礼仪歃血为盟，不仅帮助红军突破了军事封锁，更建立了平等尊重、生死相托的信任关系。实践表明，当代军队仪式传播在涉及民族地区、海外行动时，要将“纪律示信”作为仪式的前置环节；要建立双向尊重的仪式规范，将政治主张转化为对方能感知和认同的仪式语言；要强化“仪式即承诺”的政治属性，把一时信任转化为长久认同。

三、塑造军队形象，发挥仪式传播的符号建构功能

长征时期，红军通过日常与特殊仪式的设计，构建与旧式军队截然不同的形象符号，塑造了纪律严明、官兵平等、英勇无畏的军队形象。

行为规范与纪律，日常行为的仪式化规范。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红军严明的行为规范本身就是最有力、最直观的仪式传播。1928年4月，毛泽东在湖南桂东沙田宣布和解释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又将“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红军“上门板”“捆铺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良好形象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成为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显著标志。这启示我们，当代军队仪式传播要将军队纪律转化为可视化的行为规范，通过官兵的一言一行展现军队形象；要将军队纪律融入便于记忆的口号、标识、歌曲之中，持续强化集体记忆；要主动挖掘感人故事，通过受众的口口相传产生破圈效应。

官兵平等与民主生活，内部关系的仪式化表达。平等互动可生成主体间的理解与信任，红军内部的“列宁室”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化、仪式化的空间。官兵共同唱歌、游戏、学习以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树立了“人人平等、团结友爱”的形象，极大增强红军的政治吸引力与道德感召力。由此可见，当代军队仪式传播要注重共享仪式的设计，如通过同桌就餐、统一着装等微小行为凸显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要强化平等符号的视觉呈现，如分饭时的一口锅、议事时的一张桌等，构建官兵的组织认同；要挖掘典型符号，如“同志”称谓的仪式性使用，成为军队内部关系平等的重要标识。

庆功与表彰仪式，英雄模范的符号化塑造。英雄事迹经仪式化表彰可升华为集体记忆中的恒久象征。红军通过全军通报表扬、大会点名嘉奖等形式，对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攻克腊子口等战斗中涌现的英雄单位与个人给予表彰，塑造了英勇善战、高度凝结的集体形象。实践表明，当代军队仪式传播要多维呈现庄重规范的荣誉仪式，将英雄壮举升华为承载核心价值的集体符号；要突出表彰仪式中的叙事环节，通过细节还原、情感抒发，使官兵在仪式中完成与英雄的对话；要强化仪式激励向行动转化的实践导向，使英雄精神转化为官兵投身强军实践的实际行动。

（作者单位：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

责任编辑：唐晓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