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国际传播中，“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结构性困境依然突出。本文重返中央红军长征的舆论突围历史现场，聚焦其以非语言行动实践精准回应受众利益关切、依托去中心化传播网络重构受众认知框架、以制度闭环固化信任突破多重舆论封锁的历史经验，探讨行动传播的底层机理与运作逻辑，为提升我军国际传播质效提供历史镜鉴与学理支撑。

关键词：长征；行动传播；认知框架；国际传播

当前，在美西方主导的全球舆论体系中，我国际话语权建设虽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涉华议题依然存在“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结构性困境。“中国威胁论”等污名化叙事的持续蔓延，不仅源于意识形态对立，更折射出我国对外传播存在信源公信力不足、中外认知框架错位等方面的深层矛盾。回溯历史，长征初期中央红军身陷国民党全方位信息封锁与负面妖魔化宣传的重围，凭借“立信于行”的行动逻辑与以事实击破虚假宣传的策略，成功实现舆论突围，赢得民心与国际社会的初步理解认同。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统梳理、挖掘长征时期蕴含的行动传播经验，能够为革新对外叙事、提升我军国际传播质效提供历史镜鉴与学理支撑。

一、何以立信：以非语言符号重塑信源可信度

行动作为非语言符号，具有天然的“越过偏见、直击感知”优势，能够绕过话语防御机制，直接完成认知框架的重置。长征初期，面对国民党严密的舆论封锁与妖魔化宣传，红军将“行动”本身锻造为第一媒介，以不可否认的行为事实消解心理防御，重塑信源基石。

（一）强化高层信源符号，筑牢政治信任根基

传播者的权威性决定着受众对信息的信任阈值，是提升说服力的关键。长征初期，国民党通过保甲制度和谣言体系构筑“话语铁幕”，将中国共产党污名为“赤匪”，从报纸到偏远乡村的围墙，散布“共产共妻”“见人便杀”等荒诞谣言，语言辩白在此语境下几近失效。中央红军遂将“身体实践”锻造为高阶政治符号：毛泽东同志拒受特殊照顾，与战士同吃一锅饭；朱德翻越夹金山时拄棍步行，将马匹让给伤病员。此类行动有力印证红军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队伍，而非旧式军阀武装。随红军长征的瑞士籍英国传教士薄复礼在《神灵之手》中记录：“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这一第三方证言印证，高层“身体在场”与率先垂范有效穿透了国民党的认知封锁与舆论遮蔽。这对当下国际传播有着启示意义：要强化“在场式”信源供给，推动领导干部深入舆情发生场域，通过实地走访、直面质询等，将“和平发展”等宏观抽象主张具象为可感的人格化符号，在物理空间与心理空间的双重嵌入中，增强信源的可信度与感染力；要构建“层级式”信任传导，将领导干部的个体示范延伸为集体行动共识，形成自上而下的行动传导链条；要推动信任资本沉淀，实现从“人际信任向系统公信”的跃升。

（二）展示真实行动，击碎敌方污名建构

行为是无需翻译的强符号，“我看见的事实”胜于“你灌输的偏见”。长征中，国民党诬陷红军为劫掠匪类，而红军战士以行动回应：在广西全州，他们驻村不入户、帮耕不扰民；在甘肃武山，他们热情为群众收割、砍柴、挑水；在江西于都，红一军团官兵见村民用水困难，主动为村里打了一口水井。亲历者所见彻底瓦解了谣言。由此可见，传播中最具穿透力的信息载体不是精致的论述，而是不可否认的具体行动。国际传播中，要善于将行动转化为传播资源，将传播节点前置到现场，用大国担当的事实对冲“中国威胁论”；要构建“行动+传播”同步机制，促进行动与传播相辅相成；要善于以微观叙事承载宏大主题，在援外维和、抗疫合作等行动中突出呈现可感知细节，将国家战略具象为可触摸的场景。

（三）严明纪律取信于民，确立公正公信形象

国民党的宣传破产，根源在于其“言语许诺”与“抓壮丁、掠物资”的行为严重背离。相比之下，红军官兵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刚性规制与“打土豪、分田地”的阶级承诺，以高度的言行一致性，确立了不可撼动的公信力。1935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布告严正宣示：“红军是有严格的纪律性的军队，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买卖按照市价。”贵州黎平县高屯中黄小里的案例极具说服力：听说红军来了，一户村民恐慌逃离，归家后发现，虽然鼎罐里的稀饭没了，但多了二百文钱和一张字条：你们不在家，锅里稀饭我吃了！开你铜钱二百文，放在罐内，到屋请收下。这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自觉，赢得百姓对红军的深层政治认同。这启示我们，传播中话语权竞争的本质是公信力的竞争，“说了什么”最终要由“做了什么”来背书。国际传播中，要推动承诺从“原则宣示”向“标准治理”转型，将宏观倡议细化为可核查的时间表、数据指标与受益清单；要构建“第三方验证”机制，主动引入国际组织与在地媒体参与评估，打破“自说自话”的传播闭环；要建立承诺兑现常态化对照机制，定期发布落实情况报告，用可追溯、可审计的行动事实累积信用资本。

二、如何转化：以精准嵌入实现价值共鸣

行动传播成效能否落地，取决于能否深度嵌入受众固有认知框架。红军通过行动，将抽象的革命主张具象为差异化的利益关照，进而推动价值认同。

（一）坚持分众精准施策，有效设置传播议程

分众化是提升传播效能的重要抓手，行动传播亦然。长征中，中央红军依据受众差异定制实践叙事与沟通策略：面向爱国进步人士，以宣言、座谈形式宣讲抗日救国，倡导停止内战、共御外侮；面向城镇工商业者，入城张贴布告、召开商民大会，申明保护商贸、公买公卖政策；面向少数民族群众，恪守民族平等，尊重风俗信仰。特别是在彝海地区，红军通过释放被国民党军阀关押的彝族人质、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为盟等行动成功消弭了族群隔阂。由此可见，传播的有效性建立在对受众需求的深度把握之上。国际传播中，既要依托国别调研、受众画像厘清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文化特质与媒介偏好，摆脱粗放传播模式；也要坚持“一国一策、一群一策” 分层叙事，为不同传播对象匹配专属议题，让中国故事适配多样跨文化语境。

（二）保障群众实际获益，催化情感价值认同

利益赋能是筑牢传播认同的底层支撑。长征中，中央红军将抽象的革命主张与民众切身利益深度绑定，构建起从利益触达到价值认同的完整传导路径。针对广大贫苦农民最为迫切的土地与生存诉求，红军坚持“打土豪、分田地”，用实际行动回应群众期盼，赢得信任。这一历史经验揭示了“利益—价值传导”的内在逻辑，即行动带来获益，获益催生认同。国际传播中，要善于锚定利益联结，摒弃空泛的理念宣介，将中国话语深度嵌入对象国核心关切与发展议程，确立“利益共享”的底层逻辑；要积极强化实效验证，聚焦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给各国带来的实惠，完成从“触达”到“触动”的跨越；要努力构建共同体叙事，将双边关系建立在互利共赢的基石之上，通过实实在在的发展赋能，引导受众在获益中增进理解，在共治中深化认同，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心理根基。

（三）引入第三方见证叙事，突破圈层话语壁垒

中立旁观者证言因其信源可信度优势，成为突破舆论封锁的关键。面对国民党污名化围剿，中央红军采用“他者叙事”策略实现破局。1936年，陈云化名“廉臣”在巴黎《全民月刊》发表《随军西行见闻录》，假托被俘国民党军医视角，客观详述长征实况。这种去立场化的身份伪装，成功打破话语垄断，完成了红军形象的正向建构。其成功实践表明，国际传播中，要善于转换叙事主体，跳出官方单边发声窠臼，借力外国博主、汉学家及留学生等第三方，以多元视角稀释宣传色彩，破解“自说自话”困境；要主动填补信息真空，深度研判国际受众认知盲点与渴求，实施精准的内容供给侧改革，在“信息缺口”处率先发声，以事实增量回应质疑；要积极进行议程设置，通过预判关切并前置供给真相，在认知博弈中夺取定义权，实现从“他塑”到“自塑”的战略跨越。

三、如何延续：以制度闭环固化长效信任

行动传播的长效性，取决于其能否超越人际信任的局限，实现向制度信任的范式升级。红军通过纪律规制、反馈回路与网络扩散，完成从短期“破局”到长期“立信”的战略跨越。

（一）强化纪律刚性约束，推动个体对制度的心理认同与自觉遵从

纪律规训是行动传播从“策略性突围”走向“制度化立信”的关键中介。长征初期，红军通过秋毫无犯、公平买卖的具体行动建立了人际信任，但若无制度刚性约束，这一信任极易随军事波动而消解。1934年11月《红星》报发出号外，明确提出“不乱拿群众一点东西”“损坏了群众东西要赔偿，借群众东西要送还”等7项纪律要求。同时，中央红军从各军团到连队都设立了专门负责群众工作的部门，并在部队中组建“纪律检查队、收容队”等监督机构，对违反纪律的现象及时发现和纠正。这种“规范制定—组织下沉—监督纠偏”的制度化运作，确保了纪律执行的刚性和行动传播效果的固化。这启示我们，行动传播的有效性，取决于在反复践行中转化为受众的稳定预期。要统一对外行动准则，建立标准化传播规范，形成稳定的行动标尺，夯实海外受众信任基础；要统筹官方机构、民间团体等，细化各主体传播权责，保障对外实践举措有序落地、持续输出；要搭建全流程舆论监督反馈机制，实时追踪海外舆论反馈，及时修正传播偏差、化解舆论风险，以长期一致的实践塑造稳定预期，持续维系国家对外公信力。

（二）建立动态反馈机制，优化传播内容适配度

有效的行动传播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动态的闭环反馈。长征途中，红军总政治部明确要求各级宣传部门“根据群众反映随时调整宣传内容与方式”。在进入甘南藏民区时，为防止藏族群众看不懂宣传标语，红军因地制宜使用藏汉两种文字在沿途或驻地书写标语口号，如“红军不杀番民！”“彝、番、藏人一律平等！”等等；中央红军还大量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演出《打倒王家烈》《红军来了》《干人的心》《夫妻争当红军》等小话剧、活报剧、花灯剧等等；红军还向群众传唱《武装暴动歌》《共产兴中华》《妇女解放歌》等革命歌曲，很多群众在歌曲和戏剧中受到教育和感染，进而支持红军甚至参加红军。历史经验启示我们，国际传播中，应摒弃固定脚本思维，对受众信息接收习惯进行动态分析，对于文化水平较低群体，多运用图像、短视频、民间交流等直观形式降低认知门槛；对于异质文化群体，应深入研究其符号系统，在尊重当地表达习惯的前提下完成话语转化；同时，善用音乐、影视等跨文化通用媒介承载核心信息，将传播内容嵌入目标群体的既有文化场景中。

（三）激活节点去中心扩散，构建蜂巢式传播网络

面对封锁，红军创造了“人人执笔、处处阵地”的去中心化传播网络。1935年2月27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报告指出，“长征中每一个红军战士都随身带有一截粉笔，他每天至少要在走过的地方写三条标语”。红军使用笔墨、石灰、土红、烟墨等，在砖墙、门板、石壁甚至木片、竹片上书写绘就了大量简短有力的标语及漫画。中央红军还指示：“要随时随地利用各种机会……找群众谈话，举行连队与群众的茶话会等。”红军指战员在进入沿途村寨时都会以群众大会、座谈会等形式开展宣传，红军战士在与群众拉家常中传播红军革命观点，拉近与群众的距离。长征中“人人都是宣传员”的生动实践启示我们，传播的力量蕴藏于亿万民众之中，要扎根人民沃土，推动多元社会主体参与；要激发民间传播活力，鼓励民间企业、影视工作者、留学生、海外务工人员等群体，传播中国文化、分享中国故事；要推动官方与民间协同发力，官方媒体发挥议题设置、内容供给的引领作用，民间力量则以其灵活性、亲和力增强传播触达率，将理直气壮和以理服人、以情化人相结合，形成互补传播矩阵。

（作者单位：陆军边海防学院乌鲁木齐校区、武警工程大学乌鲁木齐校区）

责任编辑：张和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