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第一部向世界宣传红军和长征的纪实作品，《随军西行见闻录》借助叙事放权策略实现我军叙事在国际舆论场有效破圈。本文结合该作品的成功实践，从内容供给、形式包装、传播路径三个维度，探析其传播密码，以期为我军国际传播突破困境、放大声量提供历史镜鉴与路径参考。

关键词：长征传播；《随军西行见闻录》；叙事放权；军事国际传播

国际传播的实践反复证明，借助他者视角呈现的事实，尤能突破话语壁垒、赢得广泛信任。《随军西行见闻录》（以下简称《见闻录》）正是这一理念的经典实践—1935年秋，陈云在莫斯科完成一篇亲历记，假托被俘国民党军医“廉臣”之口，以旁观者身份记录红军在长征途中的行军作战、日常生活与精神风貌。该文1936年3月首发于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同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后在国际社会和国统区广泛流传，成为第一部向世界宣传红军和长征的纪实作品，有力击穿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与西方话语壁垒。

回望《见闻录》的传播实践，其成功并非偶然：一个假托的国民党军医替共产党说话，一本游记替政治宣言开路，一个海外平台替国内舆论破冰—叙事主体、表达形式、传播渠道，三层主导权全部策略性地让渡给第三方，收回的却是无可辩驳的影响力。这正是“叙事放权”的核心要义，不是放弃话语权，而是以退为进，使文本摆脱自我宣传的嫌疑，具备超越政治立场的客观性与可信度。

当下，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尚未根本扭转，西方主流媒体长期掌控国际舆论场，我军在国际传播中长期侧重以我为主的宏大叙事，这类叙事在跨文化传播中容易受到文化壁垒制约，存在叙事穿透力不足、有效触达难度大、海外受众刻板偏见不易消解等问题。在此背景下，《见闻录》的传播实践提供了极具现实意义的参照样本。本文结合该作品的成功实践，从内容供给、形式包装、传播路径三个维度，探讨如何有效运用叙事放权策略，让中国军队的真实形象跨越山海、深入人心。

一、叙事内容的重构：以他者视角还原历史真相

真实的史料是最硬核的传播力。事实本身具有不言自明的说服力，胜过一切主观申辩。《见闻录》以行军路线、将士言行、沿途民情等具体可证之细节，编织出一幅长征实景，消解了受众心中的污名印象。同时，军民鱼水、官兵同甘等反复出现的生活化场景，又在叙事逻辑中悄然传递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必然指向。

聚焦行军历程，于纪实中再现长征之艰与胜利逻辑。面对国民党严密的新闻封锁，抽象的政治宣示远不如一条行军路线更具说服力。《见闻录》以亲历者视角还原四渡赤水、勇夺泸定桥等关键战役，同时如实记录行军的苦难，“不分晴雨，终日行军”“历尽无数高山大川”。史实表明，此次传播是一次成功的真相突围：以行军路线替代政治论述，构筑起完整的长征地理图景；以不避困苦的坦率叙述，赋予文本以无可置疑的真实性；以密集的细节铺陈填充信息真空，使谣言失去附着之所。由此可见，我军国际传播要善于将宏大议题锚定在可查证、可追溯的物理坐标与时间序列之上，使事实本身的密度成为抵御谣言的第一道防线；要敢于在叙事中保留苦难与代价，增加传播内容整体的真实性；要及时以细节加固叙事链条，不给任何解构性叙事留下可乘之机。

刻画群像个体，于细节中塑造红军将士精神风貌。《见闻录》采用群像勾勒与个体特写相结合的笔法，使红军形象在受众心中从模糊走向清晰。作者记录了“被俘军医”与毛泽东、朱德等领袖的接触，呈现其从疑到信的认知转变过程，消解外界对中共领导人的妖魔化想象；着墨于“饮食一律平等”“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同甘共苦的日常细节，颠覆了国民党渲染的“赤匪”脸谱；透过俘虏政策、群众纪律等具体事例，将红军“文明之师”的形象具化为可触可感的行为和故事。这种多层次的人物刻画，使红军不再是抽象的政治符号，而是有血有肉的战斗集体。这启示我们，我军国际传播要善于在宏大叙事中嵌入个体面孔，以官兵具体而微的日常消解外界的敌意；要注重群像与个体的比例调配，既呈现同甘共苦的集体气质，也保留可辨识的个体棱角，使中国军人形象在文化差异中依然亲切可敬；要以行为写品质而非以形容词定品质，让人道救援、国际维和等具体行为自行生成“文明之师”的语义。

强化参照对比，于反差中彰显红军长征正义底色。《见闻录》并未直接言明红军的“好”，而是通过贯穿始终的红军与国军对比，在军民关系、政策执行、货币信用等多维度上建立参照框架，让受众自主形成价值判断。红军所到之处钞票按日兑现、买卖公平，湘南农民“烧茶送水，招待赤军”；而国军“中央银行钞票……无兑现机关”，国军守碉兵士“平日对居民不守纪律”“强赊硬买”，以致“赤军一至，居民亦起而拆毁碉堡”。这一对比策略将道义评判权完全让渡给读者，“判断权在我”的认知体验形成了一种难以逆转的说服效力。这启示我们，我军国际传播要善用对比策略，通过有效陈列事实，促使受众自行完成逻辑推理；要恰当选择具有普世关切的实践议题，让比较维度本身承载价值判断；要主动构建以我军实践为标准的新评价体系，让对手在我方设定的参照框架中接受检验，以此重新定义议题的讨论边界。

二、形式包装的置换：以贴近性表达重塑受众认知

合适的形式是让硬核内容跨越心理防线的桥梁。《见闻录》采用游记体例，以旁观者口吻，融入大量俗语、民谣、方言对话等叙述行军见闻，为这些史料找到了低心理门槛、高接受效度的表达载体，实现了从硬宣教到软传播的转换。

借他者之口，以“旁观叙事”消解防御心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统区民众受国民党反共宣传影响，对共产党的直接叙事心存戒备。《见闻录》巧借“廉臣”的国军身份，使读者卸下心理防线，跟随这位“自己人”的目光去观察红军。文中反复使用“以我之目光观之”“以我旁观者之地位观察”等表述，持续强化叙述者的外部观察者姿态。实践证明，“廉臣”的身份伪装和外部视角逐步瓦解受众的心理防御机制，传递的信息更容易被接纳。这启示我们，我军国际传播要善于“借嘴说话”，要建构可信的他者身份，淡化传播者的政治色彩，弱化受众的心理防御；要维持叙述者的局外人身份，避免在传播中暴露出宣传立场；要深刻理解“借嘴说话”的效力并非仅仅来自“嘴”的身份，更来自叙事中蓄积的不得不承认的心理张力，如文中当一个国民党军医都不得不承认“赤军及共党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国内的一个实力派”时，其说服力远胜于任何自我宣传。

借行者之足，以“游记体例”替代政治宣讲。《见闻录》以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到四川会师的真实行军路线为叙事脉络，每到一处，作者便记录当地的风土人情、民众反应、红军政策实施情况。红军进入遵义后“商店照常开门，毫无恐慌”，经过彝族地区时“夷民等数百人”随军入川—这些见闻看似随意，实则处处传递着红军纪律严明、民族团结的政治信息。实践证明，游记体例将政治结论转化为在地见闻，将叙事的推进权让位给行旅者的脚步，将宏大革命叙事转化为可触摸的感官经验，藏观点于事实之中，让读者在“重走长征路”的阅读体验中不知不觉接纳政治主张。这启示我们，我军国际传播要回归“行走新闻”的传统—派遣记者随舰远航、随队维和，以第一现场的纪实报道替代远程发布的新闻通稿；要以时空位移为线索叙事，将军事行动转化为带有发现感的“行进式”文本，使受众在跟随脚步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完成信息接收；要善用具体地方风物与普通面孔等素材，激发受众感官体验，跨越文化隔阂。

借乡土之音，以“本土话语”降低接受门槛。在文盲率极高的年代，《见闻录》之所以能广泛流传，关键在于用民众听得懂的语言讲述与他们相关的故事。其借用充满民间智慧的表达，称国军碉堡为“乌龟壳”；戏称蒋介石为“输送总指挥”。文中还穿插了大量方言对话和民间歌谣：彝族群众说“红军先生，我们白米好久没得吃了”，红军歌曲中唱脍炙人口的“同志们快起来拿刀枪，我们是人民的武装，要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这启示我们，我军国际传播要善用民间话语资源，用目标受众熟悉的话语体系、文化符号增强叙事的在地感和可信度；要善于解构对方的话语体系，避免直接移植国内宣传话语，缩小与受众的心理距离；要将政治主张融入易于传诵的表达形式，像红军歌曲那样把理念谱成朗朗上口的旋律，使传播内容可记忆、可复述、可扩散。

三、传播网络的嵌入：以多元路径拓展舆论疆域

有效的通路是传播的命脉。事实只有经由合理路径精准触达受众，传播活动才能形成完整闭环。《见闻录》借海外平台首发，以多版本适配多元受众，用第三方网络放大传播声量，在“脱离我方掌控”的表象之下实现了最大范围的国际覆盖。

以“出口转内销”突破国内封锁。《见闻录》是1935年秋陈云在莫斯科写成，1936年3月在巴黎《全民月刊》连载，同年7月于莫斯科出单行本，再经地下交通线和华侨网络传回国内，在国统区广泛流传。实践证明，海外首发既规避了国统区的出版禁令，又借助海外出版物的身份光环产生了回流效应。这一传播路径对当前我军国际传播打通内外舆论场，实现叙事跨场域双向流转具备借鉴意义。2025年11月13日，中国军号在海外社交平台X发布日语海报“如日方胆敢武力介入台海局势，中方必将迎头痛击”，首次使用对象国语言发出严厉警告，将信息精准投送至日本政界、媒体及民众，再被国内媒体援引“我方海外发声”进行二次传播，形成强大舆论声量。这启示我们，我军国际传播可优先选择具有国际公信力的城市或平台作为首发地，利用其品牌效应为内容赋予超越国界的可信度；要巩固和拓展海外发声阵地，借助国际主流媒体、社交平台等率先发布我方信息，形成“国际舆论场已认证”的背书效应；要建立海外内容向国内回流的转化机制，将海外平台的传播成果转化为国内受众可信赖的信源。

以多版本封装扩大传播覆盖范围。自1936年首次发表至1949年间，《见闻录》先后以《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八路军光荣的过去》《随军西征记》《长征两面写》等不同的版本面世，多个版本以不同书名、由不同出版社相继推出，形成了多点开花的传播态势。1985年，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红旗》杂志重新全文刊登该文，首揭作者“廉臣”即陈云。此后，红旗出版社又以陈云真名重版该书。这种跨越半个世纪的持续出版，使文本的生命力不断延续。这启示我们，我军国际传播要摒弃“一篇通稿打天下”的思维，要根据不同受众群体的阅读偏好设计差异化的书名、装帧和发行渠道，实现精准投送；要注重传播的长尾效应，通过持续再版和版本迭代，让同一故事在不同时期焕发新的传播活力；要建立版本矩阵，同一核心内容以多种形态、多种面孔出现在不同信息场域中，形成相互配合的传播格局。

嵌入第三方出版网络以扩声量。1937年，王福时等人在北平以“上海丁丑编译社”名义秘密出版《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该书收录了斯诺的《毛施会见记》和史沫特莱的《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等文章，《见闻录》以附录形式被收录其中。此书本身就是斯诺等西方记者访陕报道的中译结集，是当时最具市场号召力的“红区读物”，《见闻录》的加入实现了“嵌入式传播”。这启示我们，我军国际传播要善于借势发力，主动嵌入国际知名出版网络或权威传播平台，借助目标受众信任的传播渠道实现借梯登高；要善用“配角策略”，以附录、推荐、引用等形式依附于高公信力文本，打破独立传播的准入壁垒与防御心理；要善于选择具有市场号召力的传播载体，借助其读者基础与信用背书实现声量跃升，使传播内容自然获得可信度。

（作者单位：武警指挥学院）

责任编辑：唐晓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