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26年美伊冲突舆论斗争实践表明，在高透明度战场与社交媒体双重驱动下，博弈核心已由“如何讲好故事”转向“如何证明真相”。本文从技术赋能、平台变革、受众进化三个维度论证证据主导的必然性，并提炼实践中需统筹的“快与准”“软与硬”“内与外”三对矛盾及关键节点，旨在为提升我国军事舆论斗争能力提供策略参考。

关键词：舆论斗争；证据主导；混合战争；舆论韧性

混合战争的纵深发展，使得现代军事冲突的胜负评判不再局限于物理域的毁伤对抗，认知域叙事主导权已成为影响战局的核心因素。2026年初爆发的美伊军事冲突，既是常规火力与兵力的博弈，更是一场围绕战争真相定义权展开的认知舆论较量。美军依托全球媒介霸权开展“史诗之怒”行动，试图套用“先发制人合法自卫”的成熟叙事，并借助社交媒体打造美军速胜的舆论假象。然而，战场态势并未按照美方预设的舆论脚本发展。伊朗通过持续披露战场实况、公开自身反击战果，将国际舆论议程从美方单向叙事转向事实核查，阶段性夺回认知话语权，实现舆论博弈逆转。这一博弈变局印证了重要趋势：在开源情报普及、战场信息高度透明的双重背景下，传统依靠信息遮蔽、制造战场迷雾和话语垄断的舆论操控手段，已出现边际效用递减，甚至产生舆论反噬的结构性短板。本文以2026年美伊军事冲突为研究样本，系统探析舆论博弈从信息遮蔽向证据主导转型的内在逻辑、现实矛盾与建构路径，为认知域作战的理论创新与实战能力建设提供学理支撑。

一、证据主导的底层逻辑与生成条件

战争形态的演变，有其内在的技术动因与时代背景。2026年美伊军事冲突舆论博弈中，证据主导特征凸显，根植于技术赋能、平台变革与受众进化三重驱动力的协同作用。

开源情报对“信息迷雾”的祛魅。依托信源垄断、消息封锁与信号干扰进行“信息遮蔽”，建构单向叙事是传统舆论斗争中的惯用策略。然而，2026年美伊军事冲突表明，该策略正遭遇开源情报技术的系统性解构。以美方散布“伊朗导弹误击米纳卜女子小学”叙事为例，全球开源调查网络通过卫星影像解译、残骸制造商标识溯源、现场视频地理定位及社交媒体时序交叉验证，在极短时间内锁定袭击源自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并依据弹着点与毗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的空间关联，彻底瓦解了美方叙事的事实根基。这一案例揭示，技术赋权正在重塑舆论博弈的底层逻辑。一方面，开源工具与公开数据的普及显著降低了情报生产的准入门槛，信息优势不再为拥有强大传播机器的国家行为体所垄断，具备分析能力与验证逻辑的独立调查网络同样掌握了议程设置的实质权力；另一方面，叙事竞争正在转向证据刚性维度，舆论博弈的成败不仅取决于传播声量，更有赖于证据硬度，技术素养由此成为舆论博弈中的核心能力。

算法机制提供“抗反噬”结构性土壤。2026年美伊军事冲突中，Twitter、Telegram、Instagram等平台构成信息博弈的核心场域。冲突首日，一方发布“成功摧毁对方导弹阵地”渲染视频迅速扩散；另一方随即释出同址无人机画面，显示被毁目标实为充气假体，并附GPS坐标与拍摄时间戳以供核验。这一“回旋镖效应”在算法助推下形成裂变势能：平台推荐逻辑偏好高互动内容，而“证伪叙事”天然具备冲突性、戏剧性与信息增量，更易触发推荐阈值。此过程实质上是算法对传统单向叙事模式的结构性解构，信息流动从“发布—传播—接受”的线性链条，转向“多方发布—实时验证—公众裁决”的闭环系统，单一信源的垄断效力由此被釜底抽薪。

“数字原住民”的核查习惯与受众权力迁移。2026年全球社交媒体用户已突破56亿，以Z世代为主体的“数字原住民”已成为舆论场的主导力量。该群体成长于信息过载的媒介生态，天然具备质疑精神与事实核查的行为自觉。以美伊军事冲突为例，针对一方声称“己方未因导弹袭击出现伤亡”的官方叙事，TikTok平台在数小时内便涌现大量由另一方网民上传的基地爆炸烟柱视频，并辅以“在说谎”等标签进行反向证伪。这种“受众自发式事实核验”瓦解传统单向信息管控的逻辑警示我们，全媒体时代，证据链的可视性已取代权威性，成为舆论斗争的入场券。舆论斗争中，不仅要主动释放具备技术不可篡改性的可视化证据，更要预判对手如何利用或扭曲证据，并提前准备好证据的反向解读路径，防止客观证据被对手“借壳上市”，成为攻击我方的弹药。

二、证据主导实践中的三对核心矛盾

实践中，证据主导面临着三对深层次的、需要审慎处理的矛盾。

统筹时效与信度，平衡信息发布的“快”与“准”。传统舆论战强调先声夺人，以首发叙事争夺话语权，而证据主导则要求信息严守事实边界，二者在战时语境下冲突凸显。例如，2026年美伊军事冲突中，一方在核设施遭空袭后30分钟内即发布战报，宣称拦截九成来袭导弹并配发残骸影像；但开源情报交叉验证，所谓“敌弹残骸”实为某型防空系统部件，而非来袭巡航导弹残骸。此次仓促发声导致证据失真，严重侵蚀官方公信力，致使后续战场通报陷入持续性信任危机。反观另一方，面对误炸平民指控，采取延时审慎回应策略，在耗时6小时完成多源数据比对后，发布了包括作战记录、任务日志与目标坐标等在内的完整证据链。虽丧失首发优势，却修复了舆论信度。正反案例表明，在证据主导的舆论博弈中，“准”的优先级高于“快”。舆论斗争中要构建证据分级发布机制，对卫星影像、交战记录等“硬证据”即时发布；对尚待核实信息采用“阶段性表述”，预留修正空间；可前置设立战时急时快速核验小组，提升响应效率的同时确保信息合规发布。

调适情感与理性，融贯叙事建构的“软”与“硬”。证据主导的叙事天然偏向理性、客观与可核验，而舆论斗争的本质是争夺人心，让冰冷的证据承载温度，使“硬事实”获得“软共情”的转译能力，是赢得受众认同的关键。2026年美伊军事冲突中，美方依托中央司令部发布的战场评估，沿袭以军事术语为核心的“专业理性”叙事框架，试图确立信源权威；而伊方则针对美以空袭波及米纳卜女子小学（据伊方统计168名学童遇难），持续以“废墟中的书包”“议长卡利巴夫专机座位摆放遇难儿童照片与书包”等视觉符号进行情感与道德动员。社交媒体传播数据显示，后者引发了更为显著的共情效应与裂变式转发。这警示我们，全媒体时代，相较于信息的真伪，受众更关注其与自身的相关性。舆论斗争中，一方面，在发布硬核证据时，要同步嵌入可感知的具象载体，使事实兼具可核验性与可传播性，规避“有理无声”的叙事失效；另一方面，情感动员在借助视觉符号实现流量聚合的同时，必须依托多源交叉证据链锁定事实真相与反向解释权，防止“有情无据”导致的叙事合法性流失。

贯通内宣与外宣，适配话语体系的“内”与“外”。社交媒体打破了传统信息传播边界，舆论斗争的“内外有别”，正由场域上的相互区隔转向话语层面的动态调适。2026年美伊军事冲突中，伊方对内以“抵抗侵略的神圣防御战”为框架，高频使用“殉道者”“复仇”等情感动员词汇，强化民族牺牲叙事；对外切换至国际法话语，聚焦“违反国际法”“平民伤亡”等事实，运用“人道主义灾难”“战争罪”等国际通用规范概念争取外部理解。这种二元对立的传统叙事策略在信息壁垒逐步消解的全媒体时代意外催生“叙事内耗”：国内受众质疑对外立场偏软，国际舆论指责其对内煽动对立。这警示我们，全媒体环境下开展舆论叙事，要寻找能够兼容国内认同与国际认知的价值最大公约数；要将“维护国家主权”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并置，把“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与“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关联，构建兼具道义正当性与法律合规性的叙事逻辑；要坚持内宣外宣统一叙事内核、分层优化表达语态，打磨融通中外的传播表述，避免内外叙事相互对冲，持续提升舆论传播整体效能。

三、提升证据主导的舆论斗争能力的关节点

证据主导从理念转化为实战能力要从机制、技术与人才三个关键环节入手，构建系统性解决方案。

构建军地一体化证据链统筹机制。全媒体时代的舆论博弈，本质上是围绕证据链展开的叙事主导权争夺。在2026年美伊军事冲突舆论交锋过程中，军方、外交等相关主体信息发布缺乏统筹协同，不同渠道披露内容存在偏差乃至显著分歧，常被敌方捕捉放大，固化为对手 “系统性失信” 的舆论论据。这一现实教训表明，现代军事传播亟待完成证据生成逻辑的深层转型：由分散化、应激式的单向事实发布，转向一体化、全链条的证据链综合治理。要确立“大证据观”，将卫星遥感、战场日志、开源情报等均列为战略叙事资源；要推动叙事生产机制重构，打破军地、部门间壁垒，建立常态化的联合校验与信息发布机制；要将证据治理从战术层面的技术保障，升维为战略层面的信任构建工程，通过制度化的流程管控，将碎片化的“信息点”编织为结构化的“证据网”，依靠组织规范约束个体发布的随意性，在复杂多元的认知场域中夯实我军叙事的可验证性与可信度，为舆论斗争筑牢底层逻辑根基。

布局数智驱动的认知信任基础设施。2026年7月7日，《纽约时报》相关报道指出，在2026年美伊军事冲突中，已有110余条亲伊朗导向的AI深度伪造内容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全网累计浏览量突破1亿次，并认定这场冲突是人类首次大规模协同运用生成式深度伪造技术开展认知作战的实战案例。有学者提出，AI并未重塑舆论博弈底层逻辑，只是极大压缩信息流转周期，借助社交平台批量生成同质化言论，制造偏向性的虚假共识。这意味着认知舆论治理需要兼顾技术机理与传播行为规律，要将区块链与AI系统升维为“认知信任基础设施”。要搭建区块链战场证据存证体系，依托分布式不可篡改特征，同步留存无人机影像、卫星资料等一手素材原始凭证，嵌入时空、设备标识信息形成溯源链条，抵御恶意篡改与证据污名化；要搭建人机协同智能发布辅助体系，依托机器视觉与自然语言技术完成影像预检，甄别素材内在逻辑缺陷，评估公开环境下的可核验程度；要结合叙事目标与受众特征生成多渠道适配传播内容，在坚守事实底线基础上优化对外传播效能。

打造深谙传播规律的新型军事人才方阵。任何制度与技术手段的效能，最终都依托人才得以释放。2026 年美伊军事冲突呈现鲜明对比：伊朗舆论负责人兼具军事宣传素养与新媒体运营能力，梳理形成的敌方违反国际人道法证据链获得海外受众较高认同；而美方前线发言人欠缺数字技术与国际法知识，回应误炸相关指控时多次出现数据疏漏，舆论应对陷入被动。这一案例表明，新时代舆论斗争人才不仅需要过硬的文字能力，还要具备军事素养、现代传播、数字技术认知三位一体的复合型能力。要常态化开展骨干轮训，依托军兵种宣传部门、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等平台，开设开源情报研判、战场证据存证、AI虚假信息识别与反制等专题课程，融合理论教学、案例剖析与实操训练，夯实舆论骨干专业能力；要搭建舆情对抗模拟实验室，运用数字孪生技术复现复杂虚拟舆论场，设置不同烈度冲突场景，嵌入 AI 虚假信息作为干扰变量，组织学员开展证据采集、叙事建构、即时舆情回应等全流程实战演练；要完善跨界引才机制，参照文职人员招录体系，面向高校、科技企业、国际法领域吸纳传播学、计算机、国际关系等专业人才，充实舆论斗争人才梯队，拓宽我军认知博弈的智力支撑来源。

（作者单位：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宣传文化中心、96752部队）

责任编辑：张和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