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化传播场域中，中国军队声音一定程度上存在“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困境。抗战文学经典之作《八月的乡村》的叙事智慧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宝贵镜鉴。本文结合该作品的成功实践，从直面冲突、选好典型、多元表达三个维度，探讨如何运用有效的本土叙事策略，让中国军队的声音在世界传得更远更广。

关键词：抗战文学；《八月的乡村》；本土叙事；国际传播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传播中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深层关联。根植民族土壤、承载地域特色的内容，更能突破文化隔阂，获得更广泛的国际认同与关注。由此引申，本土叙事作为一种话语体系，以真实具象为载体，使情感流露本真贴切，价值呈现水到渠成，从而更易跨越文化壁垒，实现有效传播与影响。抗战文学经典之作、萧军所著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正是这一叙事的典范。作品出版于1935年，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间抗战为叙述对象，描写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中华人民革命军第九支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展现东北人民不甘当亡国奴、誓死保卫家乡的斗争精神。作品得到鲁迅先生的称赞并为其作序。从1935年8月到1939年1月，《八月的乡村》发行了10版，并先后出版日译本、英译本、俄译本等，放大了中国声音，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抗日战场的一个重要窗口。当前，面对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中国军队声音还一定程度上存在“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困境，《八月的乡村》的叙事智慧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宝贵镜鉴。本文结合该作品的成功实践，从直面冲突、选好典型、多元表达三个维度，探讨如何运用有效的本土叙事策略，让中国军队的声音在世界传得更远更广。

一、直面矛盾，通过呈现真实冲突确立可信度

卓越的叙事从不回避矛盾，而是通过真实呈现冲突的复杂性彰显选择的艰难和必然。《八月的乡村》聚焦东北黑土地的抗战现实，展现民族、社会、人性之间的冲突，揭示了侵略战争的残酷本质，提升叙事的深度与说服力。

直面民族矛盾冲突，凸显抗战的正义性。抗战时期，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在《八月的乡村》中，大量呈现日寇烧杀抢掠的暴行、东北人民流离失所的苦难。“日本兵……常常吓唬我，用刺刀在我的头上擦着玩！”“太阳能够从这样孔洞投射下，照到死在炕底下的尸骸。”萧军并未刻意淡化血腥与恐怖，而是通过触目惊心的场景呈现，将民族存亡的尖锐矛盾推到读者面前，以犀利的笔锋剖析日本侵华的罪恶本质，展现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正义性和必然性。历史早已证明，直面冲突才能赢得转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军队主流媒体要敢于在风高浪急中发出时代强音。要主动亮剑，坚决揭批美国及其盟友不断炮制的“中国威胁论”，揭露霸权主义的真实面目；要先声夺人，深度呈现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光荣传统和伟大成就，传播主流价值观；要强化思想引领，引导官兵和人民群众正确认识国际形势，深刻理解强军兴军的时代内涵，筑牢意识形态防线。

揭示社会内部冲突，展现变革的深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大地迅速沦陷。《八月的乡村》深刻触及社会内部矛盾，首次在文学作品中正面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斗争，在抗战“悲观论”“失败论”盛行的年代警醒无数国人—关内绝不能成为第二个东北，揭示出“不前进即死亡，不斗争即毁灭”的主题，在错综复杂的舆论环境中表明立场与方向，鲁迅先生称其“显示了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以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宏大主题的叙事策略，也是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的显著特点，其借用一场土味婚恋讲述了封建思想与解放区变革之间的冲突，歌颂了民主政权的力量，这对当今国际传播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军队主流媒体要突破西方主导的叙事框架，积极将中国议题转化为全球议题，凸显负责任的中国军队形象；要构建去中心化传播网络，通过开设海外平台垂类账号矩阵等，破除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要实现内容定制化推送，利用AR/VR等技术打造沉浸式叙事体验，打破地理隔阂，传播中国话语。

刻画人与人之间情感冲突，赋予宏大叙事人性温度。人是本土叙事的核心元素。《八月的乡村》中，最打动人心的是战火里觉醒的普通灵魂：陈柱司令不是天生英雄，妻儿被日寇杀害的血海深仇让他走上了革命道路；知识分子萧明一度沉湎于个人感情，在日军准备进犯的紧急情势下，他意识到自己肩负的革命责任……这些描写并未冲淡主题，反而以主人公的犹豫、痛苦与抉择，使得英雄主义不再是抽象符号，更显真实动人。实践证明，人性化叙事是国际传播中不可忽视的“柔性力量”，将中国的“大故事”转化为中国人的“小故事”，可以唤起世界民众的情感共振。军队主流媒体要注重以点面结合、宏观与微观并置的方式，把理念与故事充分融合；要以微观叙事承载宏大主题，以个体奋斗折射社会进步，以人类共通的情感消解中西方文化差异；要采用平视视角，直观展现中国军人的人格魅力，让传播内容更具人情味和亲和力。

二、以小博大，通过精选典型实现共鸣

一个好的叙事，必然存在着一个“支点”，是代表性的地域环境，也是个性化的典型人物，更是一个阶层一个时代的声音。《八月的乡村》从宏大的历史背景中精选典型，达成“以小博大”的效果。

突出具有地域特色的独特环境，借用意象强化主题。典型环境是叙事不可或缺的“角色”，赋予内容极强的故事性和象征性。《八月的乡村》通过对东北广袤的原野、茂密的高粱地、呼啸的寒风等自然环境的描写，突出东北地域特色与抗争底色。如标题“八月的乡村”，以“八月”这一东北乡村本该充满生机的收获时节为时间意象，与侵略者铁蹄下的荒芜形成强烈反差，具象化东北在侵略者铁蹄下的萧瑟，也隐喻生存危机下抗争的紧迫性。由此可见，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环境是构建“全球故事”的重要素材，能够增强国际传播的话语张力。军队主流媒体要善用带有国家标识的独特环境讲故事，如青藏高原的边防哨所、南海岛礁的建设守护等，烘托官兵的使命担当和奉献坚守；要通过环境变迁折射人民军队发展变化，如2023年9月9日《解放军报》刊发的稿件《雪山之巅暖意融 卫国戍边志更坚》，用高原雪花飞舞的自然大环境与连队营房内氧气充足、温暖如春的小环境对比，生动反映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成就；要运用具有象征意义的典型环境意象，提升叙事的深度与内涵。

选取鲜活的典型人物，以个体成长映射时代洪流。在人物形象塑造和艺术处理上，《八月的乡村》独具特色。作品中的人物来自贫苦农民、青年学生、土匪、知识分子等社会各个阶层，具有极强的代表性。他们的个体命运与民族命运紧密交织，让读者透过“小人物”看到“大时代”。萧军擅长使用神态、动作刻画人物，如战士小红脸有事没事咬上小烟袋的动作、郑七点麻点开花的面部特征等，增强了人物的辨识度。实践证明，在本土叙事中选取典型人物，凸显人物的命运感，是提高国际传播吸引力的关键。军队主流媒体要站在时代宏大坐标系中，以不同时代背景和重要事件为幕布，精心选择并定格典型人物；要体现典型人物的生命温度，以人物命运打动受众；要及时捕捉典型人物根植于日常的精神特质，避免“超人叙事”，突出“凡人英雄”的真实感。如《解放军报》2018年11月25日刊发的通讯《爆炸瞬间，他将战友护在身后》，“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那句“你退后，让我来”，尽显英雄本色，直抵人心。

回应时代最迫切的关切，彰显深刻的现实意义。《八月的乡村》创作于民族危亡之秋，其最大的典型性在于及时而深刻地回答了时代之问：“中国会不会亡？中国人民该如何抵抗？”它通过一支游击队的成长，给出了充满希望的答案，激发了无数国人的救亡斗志。正如作品中人物所说：“同志们，快了……炮台上面一定有红旗……”这样的本土叙事在歌剧《白毛女》中也有体现，其巧妙地将一个深植于中国民间的“白毛仙姑”传说与时代诉求相结合，提炼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深刻主题，强化了集体记忆和政治认同。这启示我们，军队主流媒体要敏锐把握时代脉搏，主动阐释“和平与发展”“全球安全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时代命题的中国方案，展现大国担当和军队形象；要主动设置议题，针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军力发展的某些误解，通过军营开放日、中外联演联训等活动予以正面回应；要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在强军实践中挖掘军事科技创新突破实例，全方位回应公众国防关切。

三、摒弃单一，通过多元表达增强认同感

面向多元化的国际受众，本土叙事必须摒弃单一刻板的表达方式，采用灵活精细的传播策略赢得人心。《八月的乡村》通过区分主次、采用共情视角、避免绝对化等方式，实现跨文化的高效沟通。

表达需区分主次，用主流价值引领多元声音。《八月的乡村》根据我党领导的东北磐石抗日游击队的斗争史实创作而成，抗日救国是其贯穿始终的主线。在此前提下，小说融入爱情、友情、亲情等多条副线，表达对侵略者的仇恨、对牺牲者的哀悼、对民族命运的忧思以及对胜利的渴望。这些副线使主题表达更立体、更可信，如士兵休整时看见村里的孩子趁大人睡下“偷摘黄瓜”的描写，展现乡村短暂的安宁；萧明、安娜教唱《国际歌》的片段，象征革命火种的传递。这启示我们，军队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中要坚持核心叙事的主导地位，始终围绕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与军队职能使命构建叙事主轴，确保方向不偏；要针对不同国家、地区的受众，从军事外交、人道救援等重要支点切入，形成立体化叙事矩阵；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特别是在报道国际军事演习等新闻时，要超越表层的规模与成果展示，深入剖析演习背后的战略考量、军事意图及国际影响，为公众构建一个全面、客观、深入的信息框架。

表达需具备共情视角，从人类共通情感与需求切入。《八月的乡村》中，萧军透过普通士兵、妇女儿童等视角观察战争，他们对家园的眷恋、失去亲人的悲痛，是任何国家民族的人们都能理解的情感。如战士唐老疙瘩为救李七嫂脱离集体而死、队长萧明和高丽姑娘安娜的感情纠葛、孙家兄弟参加革命的彷徨等情节，贴近底层人民生活和思想实际，真实反映了抗战背景下，底层人民所经历的灵与欲、公与私、生与死的抉择与考验。这种视角成功将读者代入其中，产生共情与共鸣。由此可见，跨文化共情的本质是突破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建构情感共同体。军队主流媒体要突破“自说自话”的单向表达，成为全球叙事的主动参与者，将中国军队故事转译为国际受众可理解、可共鸣的传播内容；要聚焦人类共性议题，展现中国军队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的突出贡献，彰显中国军队“命运与共”的价值理念；要转变叙事视角，借多元个体形成群体书写，用轻松有趣的柔性手法讲述硬核故事，唤起跨文化受众的身份与情感认同。

表达需避免绝对化，以开放辩证的姿态赢得受众。萧军在《八月的乡村》中的笔触冷峻而克制，超越了简单的英雄主义叙事。他歌颂抗日军民的英勇，也不讳言其内部的矛盾、思想的局限以及所承受的巨大苦难，对战斗场面、行军过程、伤病痛苦、物资匮乏等细节的描写都力求真实可信。这种不回避复杂性、不搞“非黑即白”的客观态度，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历史真实感和艺术感染力。当前国际传播中，个别媒体存在刻意淡化内部矛盾、塑造完美无瑕形象的倾向，这易被国际受众视为“宣传”而排斥。军队主流媒体要从“宣传腔”转变为“对话体”，避免使用绝对化表达，以自信、平和、开放的“对话”语调与世界沟通；要从“结论式”转向“过程式”，展示成就时坦陈面临的挑战，表达立场时阐述背后的历史文化逻辑，留出受众思考、讨论的空间；要开展“合作叙事”，邀请外国记者、专家、普通民众等第三方力量讲述中国军队故事，让国际社会更深刻理解中国军队的价值追求。

（作者单位：解放军报社）

责任编辑：张和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