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打赢涉军国际舆论战场的绝地反击战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本文从斗争勇气、智慧、韧性三个层面，梳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舆论战中绝地反击的关键举措和高超策略，探讨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旨在为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抗日战争；舆论战场；绝地反击；当代启示

绝地反击是指在完全没有退路的绝境中奋起反抗回击、在看似无法挽回的劣势中，通过坚定的决心和巧妙的策略，实现战局的反转，体现了一种不屈不挠、勇于斗争的精神和谋略。此概念除用于军事战场，还广泛应用于舆论斗争等领域。

抗日战争既是军事的较量，也是舆论的博弈。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非凡的斗争勇气、智慧、韧性，不仅打赢了一场场绝地反击的军事战，更书写了舆论战场一个个化危为机的经典战例。从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的舆论博弈到《论持久战》的广泛传播，再到通过红色报刊等自主平台打破舆论封锁、通过国际传播争取国际支持，我党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舆论斗争战略方针，有效瓦解了日伪的舆论攻势，批判了国内错误论调，树立了全民抗战信念，为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继承和发扬抗战时期舆论斗争的宝贵经验，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当前，世界变乱交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西方在南海、台海等问题上的无端指责和“中国军事威胁论”的恶意渲染警示我们，打赢涉军国际舆论场的绝地反击战，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等战略要求落到实处，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本文通过梳理我党在抗日舆论战中绝地反击的关键举措和高超策略，探讨舆论斗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旨在为抢占国际军事话语权提供历史借鉴。

一、斗争勇气：面对猝不及防的舆论遭遇战果断亮剑

在严峻的抗战形势下，我党直面各种突发舆论挑战，在关键时刻敢于发声、坚决反击，展现了非凡的斗争勇气。

（一）直面“速胜论”与“亡国论”，以科学论断驱散迷雾

科学理论是有效引导舆论的基础。1938年10月，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中国必败”等错误论调甚嚣尘上。与“亡国论”相反的是“速胜论”，称“国共两党合作后可以毫不费力地将日寇赶出国门”等等。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我党就一直向这两种论调亮剑。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演讲，系统批驳“亡国论”与“速胜论”，科学预见抗战将经历战略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延安解放社克服困难第一时间印制单行本，并通过秘密渠道向国统区和海外传播，引起强烈反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称赞其为“一本划时代的著作”。这启示我们，面对美西方丑化妖魔化我军的“中国军事威胁论”等论调，军队主流媒体要强化喉舌意识，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地位，传递权威声音，发挥思想引领作用；要强化超前意识，前瞻国际风云变化，以权威、准确、及时的信息发布，揭露霸权主义丑恶面目，抢占舆论先机；要强化全局意识，选择最有利的“出击”时机，把握好分寸和火候，让受众感到“这正是我最想知道的！”同时又不被对手牵着鼻子走。

（二）痛斥“曲线救国论”，揭露投降妥协真面目

舆论战场泾渭分明，决不能让谬误横行。1938年12月，国民党亲日派首领汪精卫公开投敌，国民党内的投降派称之为“曲线救国”，一些高级军政人员和部队纷纷投敌、联日反共。我党通过红色报刊构建“民族危机”符号体系，频繁使用“投降是全民族的死路”“反对分裂、反对倒退”等极具冲击力的表述，将国家命运与个体责任绑定，坚决痛斥投降主义立场，有效引导公众形成明确的政治判断。由此可见，舆论斗争必须旗帜鲜明反对错误思潮，面对美西方把我军塑造成“战争”和“威胁”的代名词等行径，军队主流媒体要把准斗争方向，在原则问题上毫不让步，针锋相对严正声明立场、明辨是非，发挥压舱石作用；要遵循斗争规律，精准施策、有的放矢、靶向发力，如通过国防部例行记者会、《解放军报》等发声，系统揭露美西方霸权本质，化被动为主动；要遵守宣传纪律，善用国际法规揭露敌人阴谋、破解对方设置的议题陷阱和话题围堵，赢得国际舆论支持。

（三）击破“游而不击”污蔑，用事实捍卫抗战功绩

事实胜于雄辩。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污蔑中国共产党武装“游而不击”。我党创办的报刊加强对敌后战场报道，及时反映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战绩。以《新华日报》为例，仅1939年就刊发敌后抗战消息、评论、人物专访和特写等文章100余篇。其中，1月8日发表的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撰写的《华北抗战概括与今后形势估计》，详细介绍了八路军在晋东南等多地反“扫荡”、收复50多个县域的情况，有效粉碎了不实指控。实践证明，用真相回击污蔑是最有力的斗争，针对某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无理主张、把狂妄挑衅中国军队说成“被挑衅”等行径，军队主流媒体要凸显斗争风格，既坚决反击讲“和平发展论”，也针锋相对讲“美国霸权论”，用事实和数据扭转局面；要善于借力打力，巧用“第三方渠道”发声，如专访对华友好的国外知名军事专家、媒体人或转载其文章等，壮大声势；要虚实结合，把讲道理和讲故事结合起来，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和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军队，压缩国际涉军舆论场黑色地带。

二、斗争智慧：面对错综复杂的舆论围堵战巧妙亮剑

面对复杂多变的舆论陷阱，我党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策略艺术，实现了舆论引导效果的最大化。

（一）创新“两分法”理论，精准瓦解日军士气

精准定位受众和策略区分传播对象是实现有效传播的关键。1939年9月17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与政治部主任舒同联名在《抗敌报》发表致日军公开信。信中创造性地运用“两分法”理论，将日本普通士兵与军国主义者区分开来，通过理性论辩与情感呼吁，瓦解日军士气，激发其思乡厌战情绪。此信是我军对敌政治宣传与心理战的典范，有投降日军甚至随身携带这篇文章，直言受其影响才决定投诚。这启示我们，当前国际涉军舆论交锋的实质是国家意志和战略利益的博弈，要巧设议题，针对国际社会不同群体，差异化设置传播内容，有效回应各方关切；要做足功课，知己知彼，找准对方破绽，剑指对方痛处，力争一招制胜；要主次分明，采取分化对手、团结多数的策略，有效反击美西方的舆论围堵，突出重围。

（二）构建多元化传播矩阵，突破舆论封锁

多路出击是抗战期间我军干扰敌军部署的常用战略战术，被成功应用于舆论战场。我党构建了涵盖报刊、广播、图书、宣传册等在内的多元化传播矩阵，实现了内容、平台与机制的多重突破。比如，194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创办的外文刊物《中国报道》，通过香港向海外发行，传播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红色报刊既在抗日根据地发行，也在国统区传播；《晋察冀日报》为适应战时办报需要，文章都限定在3000字以内（以减少字盘重量），全部设备用八匹骡子就可带走，创造了“八匹骡子办报纸，三千字内著文章”的游击办报奇迹。这启示我们，当前国际军事传播要借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东风，整合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形成立体化传播格局；要探索构建“中央—战区—基层”联动机制，形成与我军使命任务相适应的全媒体传播平台和运行机制等；要建立完善采编联动平台，统筹采访、编辑和技术力量，努力探索采集、生成、传播“一体化”路径等。

（三）创新大众化话语表达，增强主流舆论穿透力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我党在抗战时期采用通俗化、视觉化、本土化的传播，增强了主流舆论穿透力。比如，将抽象的土地革命理论转译为“打土豪分田地”，通俗易懂；周恩来同志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满含悲愤揭穿“皖南事变”的实质，被誉为“投向敌人的重磅炸弹”；《晋察冀日报》发表的《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通讯，以“五壮士跳崖”为核心场景，突出“宁死不屈”的符号意义，形成跨代际传播。 这启示我们，话语创新是增强国际传播效能的重要选择，要坚持刚柔并举，善于运用国际通行方式、模式和语言说话，震慑对手，激励民众；要区分对象，善用对象国民众熟悉的语言符号和文化元素，用其易于接受和理解的方式传播，增强传播亲和力；要注重议题牵引，依托受众普遍关注的事实，多在“为什么”“怎么办”上下功夫，把耳熟能详的话题讲出新意。

三、斗争韧性：面对旷日持久的舆论持久战持续亮剑

在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我党以顽强的斗争韧性，持续不断地开展舆论工作，最终赢得了舆论战的胜利。

（一）排除万难不断发声，构筑稳固舆论阵地

积跬步以至千里。排除万难不断发声是我党打赢抗日舆论战的关键一环。比如，为突破原料瓶颈，我党在延安组织攻坚克难，最终用陕北常见的马兰草生产出“马兰纸”，解决了报刊、图书等印刷用纸问题；为攻克技术难关，延安军工部门自行设计制造了简易印刷机、铸字炉等设备等；为了不中断《大众日报》出版发行，该报有223位工作人员和发行员壮烈牺牲在抗日战场。这启示我们，面对美西方的重重舆论围堵，军队主流媒体要直面严峻挑战，紧贴战场做好舆论斗争的思想和物资准备工作，确保随时能应急应战；要勇于创新，探索建立智能化军事新闻生产体系等，让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传播力，破解制约舆论斗争的重难点问题；要引导媒体人强化危机意识、牺牲奉献意识，锤炼过硬素质，筑牢胜战根基，提升舆论斗争水平。

（二）构建独特对外宣传体系，赢得国际舆论主动权

强舆论必须建体系。我党能在抗日舆论战场赢得主动得益于构建了独特的对外宣传体系。主要包括：形成“主动发声”“善用外媒”等对外宣传理念；建立系统的宣传机制，如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国际宣传组”、选拔外语能力强的青年组成“海外工作团”等；采取“请进来”与“走出去”等灵活多样的宣传策略，如邀请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等。由此可见，军事外宣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构建国际军事传播体系、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培养新型国际军事传播人才等，下好“先手棋”；要打破美西方军事话语霸权、突破技术代差冲击及制度性瓶颈等，有效塑造国家战略形象、维护安全利益；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转变传统军事外宣模式，画好国际国内、线上线下舆论斗争“同心圆”。

（三）开展持久舆论攻势，直至抗战全面胜利

舆论斗争需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我党抗战期间通过持续不断的舆论工作，最终赢得了民心。比如，红色报刊通过持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介绍战争局势、报道根据地建设成就和先进人物、揭露日军暴行、刊登文艺作品等方式，潜移默化地向民众宣扬党的抗日理念，如前所述的《大众日报》被称为“一张从未中断出版的党报”就是典型例证；典型宣传通过持续发酵，固化精神符号，如晋察冀军区宣传“狼牙山五壮士”时采取“报道－艺术－教育－纪念”的全链条宣传，使该典型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国共军事冲突期间，我党舆论宣传仍以国家、民族、人民利益为重，赢得广泛认同。这启示我们，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并非一朝一夕，军队主流媒体要始终以坚定的政治定力、鲜明的舆论导向、有力的新闻实践，发出属于新时代中国军队的强音；要针对信息多元化等问题，推动形成战时平时兼容、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新格局；要增强国际军事话语的适应性，构建对外宣传的“破圈层”传播生态，推动形成长期清朗的涉军网络空间，抢占舆论制高点。

（作者单位：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六支队）

责任编辑：张和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