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西方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对我国实施系统性的涉军有害信息渗透，威胁我国国家安全、损害军队形象。本文深入剖析其渗透手段及险恶企图，阐述此类渗透对我舆论环境造成的现实危害，探讨反制的基本原则及需把握的关键节点，旨在为我国社交媒体平台军事舆论环境建设提供切实有效的支持。

关键词：社交媒体平台；对华涉军信息；渗透传播；反制策略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6月，我国社交网络用户规模达11.07亿人，占网民整体的98.6%。社交媒体已成为受众信息获取的重要渠道，正在深刻重塑着舆论生成逻辑。社交媒体平台上，每个用户都有可能成为信息传播的节点，这一特性极大丰富了信息来源，也让网络舆论生态更加复杂难控。军事领域素来是新闻富矿、受众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伴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快速发展，大量对华涉军有害信息通过多种途径渗透入境并传播，对军事舆论环境造成了干扰。本文深入剖析美西方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对我实施系统性的涉军有害信息渗透的手段及险恶企图，阐述此类渗透现实危害，探讨反制涉军有害信息的基本原则及需要把握的关键节点，旨在为我国社交媒体平台军事舆论环境建设提供切实有效的支持。

一、美西方社交媒体对华涉军有害信息渗透的伎俩和险恶企图

在社交媒体上，对华涉军有害信息的传播呈现隐蔽性与圈层性特征，往往借助信息不对称以及公众认知的模糊地带开展误导性宣传。

（一）“贼喊捉贼”：掩盖事实真相、混淆公众视听

“贼喊捉贼”是舆论斗争中美西方的惯用伎俩，旨在转移矛盾焦点和公众注意力，抢占道德制高点和话语主导权。例如，2023年5月，美军RC-135电子侦察机逼近我国广东海岸线最近50公里处进行抵近侦察，我军派出歼-16进行警告驱离，这完全属于正当的自卫防御举措。然而，美军颠倒黑白，对自身蓄意闯入我军训练区域之事实含糊其辞，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美军“受害者”视角剪辑的现场视频，并指使部分社交媒体账号对相关内容进行渲染夸大，将讨论焦点从美军的挑衅行径，转移至我军的拦截方式，上演“恶人先告状”戏码，妄图混淆国际视听，这一事件一度成为热点话题。这警示我们，社交媒体传播速度快、信息海量，这使得虚假信息更易借助信息差迅速扩散。对此，我们要强化信息透明度与即时性，破除信息不对称；要注重圈层传播规律，精准触达目标受众；要增强内容互动性，提升公众参与度与认同感。

（二）“双重标准”：合则用不合则弃的极端实用主义

“双重标准”是指对同一性质的事物、事件等，根据自身的立场、利益或偏好，采用不同的评判标准或态度。国际舆论斗争中的双标，核心在于争夺规则的定义权和解释权。例如，2024年夏，在美西方的策划和主导下，两场性质类似的军事演习在社交媒体平台引发了截然不同的舆论态势。其中一场是由美军主导的第29届环太平洋系列军演，美方借助社交媒体大肆渲染联演的“合理性”，并剑指中国散布“多国联合针对中国”“中国海军防御存在短板”等虚假信息。另一场则是我军在台海周边开展“联合利剑-2024A”演习。在美西方的煽宣指使下，个别社交媒体账号肆意夸大美国介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甚至有言论暗示解放军环台岛演习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这种叙事上的巨大反差，刻意美化美军形象，同时恶意破坏我军声誉。这警示我们，社交媒体“情绪优先于事实”的传播倾向，使得美西方利用双标激发的极端情绪容易迅速扩散。我们一方面要强化事实传播，以权威、准确且全面的信息构筑理性舆论基础；另一方面要优化传播内容，平衡情感与理性表达，要在利用正面情感共鸣，激发受众对正义、公平等价值观认同的同时，运用幽默、讽刺等方式巧妙化解负面情绪，将受众注意力引导到对事实真相的关注上，削弱美西方利用情绪操控舆论的效果。

（三）“移花接木”:通过伪造篡改传播虚假信息

在舆论斗争中，“移花接木”是一种常见的手段，其通过篡改、拼接或歪曲信息，误导公众，达到操纵舆论的目的。例如，2022年3月，美国海军E-2D“鹰眼”预警机在大西洋坠海，现场留下了相关残骸照片。时间到了2025年9月，这些照片跟随着“福建舰电磁弹射失误，空警-600坠海”的谣言传入国内社交媒体平台。由于大众普遍存在 “有图有真相” 的认知惯性，不少受众受到这一谣言的蒙蔽，对我军的战斗技术能力产生了怀疑。这警示我们，社交媒体用户数量庞大且认知水平参差不齐，易受“移花接木”手段误导。为此，我们一方面要强化信息源头把控，对涉及敏感军事话题的信息严格把关，对未经证实的信息谨慎推送；另一方面要提高受众媒介素养，如通过发布科普文章、制作短视频等形式，引导用户增强信息辨别能力。

二、反制美西方社交媒体对华涉军有害信息要把握的原则

美西方社交媒体对华涉军有害信息的传播，形式隐蔽、用心险恶，威胁国家安全、损害军队形象。有效抵御信息攻击，要把握相关原则。

（一）主动出击，露头就打

兵贵神速。社交媒体信息传播即时性强、覆盖范围广的特点，让第一时间主动发声尤为重要。如前所述，当社交媒体账号炒作“福建舰电磁弹射故障”谣言出现后，军地相关单位迅速采取了一系列回应举措：新华社等中央媒体对试验结果展开报道；国防部发言人明确表态“试验训练正按计划顺利推进”、央视公开高清弹射视频、微博等平台对传播谣言的账号进行处置，有效遏制了不实信息的扩散。这启示我们，舆论场如战场，战机稍纵即逝。社交媒体的开放性和便捷性，让负面信息可能在短时间内呈几何级扩散。面对在社交媒体上出现的抹黑与攻击，我们必须秉持主动出击、露头就打的积极防御原则，将反制关口前移。主动出击本质是变被动防御为主动塑造，掌握认知博弈主动权。要善于运用社交媒体平台，以直观的影像资料呈现事实，让受众更清晰、直接地了解真相；要借助社交媒体平台的管理机制，从传播渠道上加以管控，对传播有害信息的账号进行及时处置，切断其传播链条；要发挥社交媒体的广泛影响力，通过主流媒体与军事专家共同解读等形式，有效引导舆情走向。

（二）权威发声，用事实批驳

权威发声，用事实批驳是公信力的保证，是戳穿谎言最有力的武器。例如，2024年，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在多个场合就中国军费问题大放厥词，无端指控中国军费不透明，相关不实言论传入我国内社交媒体平台，引起舆论争执。面对这一舆情，军地迅速在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展开有力斗争：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方荒谬论调进行批驳；我国军方在联合国军费透明度机制等多边平台上，详细说明国防预算的编制与使用情况；国防部通过社交媒体等多渠道发布《国防白皮书》，以直观的图表展示我国军费在GDP中占比远低于美国和世界平均水平的事实。系列驳斥借助社交媒体的传播，戳穿了美国的不实谎言，反驳其无端指控。由此可见，即便是在以情绪为主导的社交媒体环境中，基于事实的权威发声依然具有决定性作用。有关部门和主流媒体一方面要培养敏锐的洞察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及时权威回应，不给谣言和虚假信息扩散发酵的机会；另一方面要依据社交媒体环境和信息传播特点，合理运用图表、短视频等形式，将复杂的事实和专业内容转化为易为公众理解和接受的信息，使公众在碎片化浏览过程中能够快速获取关键信息，提高权威发声和事实批驳的效果。

（三）直击要害，蛇打七寸

“直击要害，蛇打七寸”指针对涉军有害信息，要聚焦其核心问题和传播机制进行精准打击。例如，2025 年 5 月 1 日，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 X平台发布信息，公然试图招募中国官员及军工科研人员。该信息渗透至国内社交媒体平台并引发讨论。5 月 6 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对美方这一行为予以严厉谴责，称其为“赤裸裸的政治挑衅”；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数据出镜安全评估申报指南（第三版）》，进一步强化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国家安全部借助全国统一的“12339”举报热线，鼓励公众参与反间谍活动等。通过从法律规范到机制建设等多层面的完善，提升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其实践表明，社交媒体受众的多样性、匿名性要求我们在反制美西方社交媒体对华涉军有害信息传播时需着力织密防控网络。要拥有强大的情报分析和溯源能力，穿透信息表象，精准洞察并及时向公众揭露其背后的操盘手和利益链；要完善法规制度、构建技术防控体系，对攻击者形成强有力威慑；要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的特性，动员各方力量，多管齐下，从多个层面共同发力打击，使有害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处处受限，难以扩散。

三、反制美西方社交媒体对华涉军有害信息要抓住的关键节点

社交媒体的泛在性、美西方对我舆论攻击的长期性，决定了反制美西方对华涉军有害信息的传播是一项长期、复杂且尖锐的任务，要抓住关键节点。

（一）强化斗争意识，敢于主动出击

反制涉军有害信息，是一场关乎国家安全的“没有硝烟的战争”，要增强主动性，坚定决心，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例如，2024 年，美国批准向台湾地区出售价值约 3.85 亿美元的武器以及 NASAMS 防空系统军售合同。这一信息传入国内社交媒体，激起民众强烈愤慨。军地有关部门及媒体在严厉批判美方危险行径的同时，及时广泛传播我国政府针对13家相关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反制措施的决定，呼应了民众情绪，有效引导舆论走向。其实践表明，面对社交媒体上涉军有害信息，我们要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的同时要善于斗争，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既要实现斗争目的，也要保持战略定力，不能随“美”起舞，陷入话题陷阱。

（二）强化协同意识，构建全民共治的“大协同”作战体系

协同意识的核心是破除部门壁垒，实现信息、资源和能力的共享与整合。例如，2024 年 7 月，一则“我舰艇击沉四艘日本军舰”的涉军谣言在社交媒体平台传播，造成不良影响。军地主动应对，海事局及时发布信息，说明所谓“沉船”是演习使用的靶船；军事部门发布演练通告，与海事局信息形成联动验证；军事专家通过直播，从专业角度指出“日本舰艇不可能在北部湾出现”；主流媒体推出系列报道，帮助公众快速辨别信息真伪，通过各部门的协同配合，这一网络谣言迅速得到遏制，热度大幅降温。这一案例表明，应对美西方涉军有害信息的传播，构建常态化、多部门协同的应对体系至关重要。要强化部门间信息沟通与联动，通过信息的相互验证，让公众快速获取真实且全面的信息；要发挥各部门专业优势，相互配合，形成强大合力；要建立常态化协同应对机制，确保各部门间协作默契、有条不紊、高效应对。

（三）强化法治意识，确保反制行为行稳致远

社交媒体舆论空间依然是法治空间，在反制涉军有害信息的过程中，用好法律武器，是确保舆论斗争实现规范化的根本保障。如前所述，我方针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公然招募中国官员及军工科研人员这一行为的反制即为范例。这启示我们，要完善涉军信息传播的法律法规体系，将反制行动从单纯的“舆论对攻”升级为基于规则的“法理博弈”。一方面，要依据社交媒体特性完善法治监管，明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涉军信息传播的边界，如对信息发布者的资质、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审核标准等作出详细规定，使监管能够精准覆盖社交媒体空间，让法律武器在应对涉军有害信息时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另一方面，要借助法治力量强化社交媒体舆论引导，如依据相关法律对恶意传播者进行惩处，向公众清晰传递正确的价值导向。利用法律的权威性，让公众认识到涉军有害信息的危害及传播此类信息的法律后果，同时彰显我国反制行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引导公众自觉抵制涉军有害信息，营造健康、法治的社交媒体舆论环境。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张和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