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刘锡昌

昨夜，我又梦到了与战友们并肩作战的场景：我们背着步枪奔跑在乡间小路上，远处炮火连天，耳旁子弹呼啸。梦醒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思绪又回到了曾经的战斗岁月。

我出生于江苏省海门县（今南通市海门区）一个贫穷家庭，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度过的。那时，我常去城里集市卖年糕来贴补家用，而每次经过日军哨卡都要被百般刁难，有时甚至被强迫下跪磕头，而稍有不从就会遭到棍棒殴打，这样的遭遇也加深了我对侵略者的仇恨。

1943年，日军对苏中根据地发动血腥的“清乡”行动，对老百姓采取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年少的我难受欺辱，决心抗日报国，于是便参加了当地的民兵队伍。好心的乡邻劝我说：“孩子啊，你爹娘就你一个儿子，你要是打仗牺牲了，他们可怎么办啊！”我毫不犹豫地回答：“等打跑鬼子再回家！”次年，地方武装选派骨干补充新四军主力，我和其他33名同志一起被编入苏北新四军一师一旅二团侦通排。

我们排负责全团的通信联络工作。当时，部队都是昼伏夜出，白天隐蔽休息，晚上行军转移，而大家休息时我们就要出去送信，把当天的行军路线和作战计划传达到各部队。在日军的封锁下，这项工作的危险和难度不言而喻，幸运的是我和战友们都一次次化险为夷。

记得第一次独立执行任务，是团长安排我给一营送作战命令。一营离团部有60公里，路途远且不好走，团长嘱咐我天黑前一定要送到，我小心翼翼地把信塞进贴胸的口袋，领了枪便出发了。那个时候老百姓都不敢轻易出门，我背着枪刚转过一个路口就看到200米外有两个穿土黄色衣服的身影朝我走来，那一瞬间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是鬼子！我赶紧闪躲到路边一棵老柳树后面悄悄探头观察：他们戴着钢盔、挎着“三八大盖”，而我只有一把步枪，敌我实力悬殊，硬碰硬肯定不行，只能智取。

我仔细看了看周围环境，注意到左前方有个乱坟堆，便立马有了主意：利用地形优势诱敌深入，再想办法击毙他们。于是，我跑进乱坟堆，卧倒在一个大坟包后面。两个鬼子听到动静便分散开来，一左一右向我包抄，他们的皮靴踩在干草上沙沙作响，脚步声离我越来越近。我摘下头上的草帽，抓了一把草将帽子垫得鼓鼓的，慢慢推到坟包的右侧，让其暴露在敌人看得见的地方，小鬼子果然上当连开两枪，打得草帽直冒烟！当下草屑飞溅，扬起的土块打在我的脸上火辣辣地疼。我瞅准时机，迅速滚到左边坟包，端起枪对准目标“砰、砰、砰”连开五枪——两个日本兵应声倒地。

由于高度紧张，我的汗水湿透了贴身的衣服。我不敢掉以轻心，见两个鬼子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了，才端着枪慢慢上前察看情况。当看到两个鬼子彻底毙命后，我长长舒了一口气。我仔细检查了贴胸口袋里的信件并收缴了鬼子的装备和物资，转身继续向一营的方向奔去，这时胸前的信件似乎变得更加沉重了，但我的脚步却始终坚定。

完成任务回到团部后，我把这场遭遇战讲给其他战友听，他们都很为我高兴，觉得我已经蜕变成一名合格的新四军战士了。在战友们的鼓励下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那年年底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新四军进行了整编合并，我和一同入伍的33名同乡分到了不同连队，在战火硝烟中也慢慢断了联系，但他们对我的关心帮助却始终不敢忘，那份情谊一直在我心中。

抗战胜利后，我多次打听侦通排一起战斗过的33名战友的下落，在多方协助下得知：除了我，其他战友都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了。他们为国尽忠，我要替他们照顾好亲人。我委托家乡的亲人寻找战友的家人，机缘巧合下联系上几位战友的后人。自此，我便每年拿出一部分津贴寄给他们，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切实把他们父辈的崇高品质和风范传承好、发扬好，积极为国家、为社会作贡献。

（韩小晶、曹心怡整理）

刘锡昌（居中）受邀参加南通市崇川区人武部主题教育活动并分享自己曾经的参战经历。（摄影/袁文燕）

刘锡昌(右一)为江苏省军区南通离职干部休养所部分工作人员子女讲述抗战故事。（摄影/周万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