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印余生

“卖烧饼了，又脆又香的黄桥烧饼！”在抗日战争年代，我以卖烧饼为掩护绕着日军的碉堡来回叫卖并通过观察获取情报……回想起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至今仍然刻骨铭心。

1931年，我出生在江苏省靖江市一户贫苦农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地。那个时候经常吃不饱，为了生活我从7岁开始就给地主家放牛、割草。

1938年，我家所在村庄被日本鬼子“扫荡”，他们杀人放火、抓夫抢粮，乡亲们深受其害，对小鬼子恨之入骨。我两个姐姐就是在逃避鬼子的追击中掉进河里淹死的，这对我全家打击很大，父母都伤心欲绝。

这种血海深仇让年幼的我发誓早晚有一天要让鬼子血债血偿！1943年，靖江县独立团的官兵来到村里动员大家参军参战。听到消息时我激动不已，主动找到从事革命的姑父说：“我要上战场打鬼子！为我姐姐报仇！”

当时苏北的城镇公路上每隔三到五公里就有一个日军的碉堡，最高的有三层楼那么高，日本鬼子就站在楼上观察周边的动静。新四军为掌握敌军动态，在黄桥镇开了一家烧饼店用于获取日军的情报。

由于年纪小，12岁的我“从军第一站”就被组织安排去卖烧饼。后来，我才明白自己的任务不仅要卖烧饼，更要通过卖烧饼侦察日军碉堡内外的情况。

一天，我擓着一篮筐烧饼到黄桥镇南门日军驻扎的碉堡附近售卖，没想到小鬼子拿了烧饼不付钱，我不服气便上前理论要其付钱，小鬼子将我的烧饼篮打翻并用刺刀顶住了我的喉咙。虽然我听不懂小鬼子说的话，但他们对中国人的那种蔑视让我终生难忘，这更加坚定了我“打鬼子、驱豺狼”的决心！

靖江斜桥镇的日军碉堡也是我经常“光顾”的据点。从一开始的忐忑不安到后来的从容淡定，从离敌军据点100-200米远的地方叫卖到后来的30-40米处叫卖。我以“卖烧饼”为掩护穿梭于日伪据点之间，成为那时新四军年轻的“侦察员”。

有一段经历让我至今难忘。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在附近卖烧饼，日本鬼子突然冲过来用刺刀架在我脖子上，说我是探子。我很害怕，但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保持冷静不能暴露！我装成听不懂的样子四处张望，叫喊着：“我就是一个卖烧饼的，混口饭吃，你们要烧饼就给你们。”他们用刺刀挑翻烧饼篮，然后用枪托往我头上和身上打，把我打晕了过去……我醒来后天都要黑了，借着寻找篮子的机会偷偷往碉堡里观察，默默记下碉堡里的情况，回到店铺后组织上还表扬了我。

经过这次事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更加小心地打探每个日军碉堡的敌情，再想办法把情报送出去。送情报的方法有很多种，我将人数和碉堡准确地理位置等情况画在特定的薄纸上，卷成纸条塞进芦苇管中再放到烧饼里，借售卖烧饼的机会出城送至城外情报站。

送情报也不总是顺利的，有时城门查得严，看着前面的人带干粮都要被一一检查，我就会转头回去，或者将带有情报的烧饼吃掉等待下一次机会。我的烧饼篮成了传递情报的“秘密武器”，我在近3年间累计传递情报40余次，协助新四军拔除5处据点。

1944年冬天，部队准备攻打一处碉堡，因为我对周围的情况比较了解，组织上就让我负责带部队靠近岗哨放置炸药炸碉堡。那天晚上，我们仗打得很顺利，时间不长便干掉了碉堡内的所有敌人，还缴获了10余支枪。

抗战胜利后，我被正式编入部队成为了一名侦察兵，还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多场重要战役。新中国成立后，我又被选调到空军，成为了上世纪50年代华东军区首批飞行员。从陆军到空军、从拿枪到开战斗机、从侦察兵到空军作战参谋，我始终奋战在一线。

从离休至今，我的信念就是有一分光发一分热。我现在虽然已经90多岁了，但依旧觉得日子过得很充实，每年学生开学、新兵入伍的时候我就会深入学校、企事业单位讲述抗战故事，教育青年一代始终不忘抗战历史，赓续红色基因。我常跟孩子们讲：“烧饼里藏的不是情报，是中国人宁死不屈的骨气！”

（郭冬明、徐子怡整理）

印余生参加江西省军地联合组织的“学习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主题宣讲活动。

印余生走进校园为小学生讲述抗战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