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耿相柏

我今年105岁了，有些事情已经记不起来了，但与战友们在缝纫机前为前线战士缝制军装的场景至今难忘。

我出生于河北省阜平县，因家境贫寒7岁的时候就学会了纺线织布补贴家用。我纺的线又细又匀，乡亲们都说我有一双巧手。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河北很快沦陷，日本鬼子进村就杀人、抢东西。当时的氛围十分恐怖，日军的烧杀抢掠让百姓生活暗无天日，自此我心中便埋下了对侵略者的仇恨。

那年，八路军来到阜平县平阳镇王快村，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白天，战士们帮村民春耕播种发展农业生产；晚上，就在村口的祠堂里办夜校教村民们认字。我跟着村里的青年一起参加了青救会并担任队长，负责站岗、放哨、宣传抗日等。那时我了解到许多革命道理，参加八路军的念头也由此在心中悄然萌发。

1939年秋天，我接到一封信，信是早几年就加入共产党的嫂子写来的。信里说战士们还穿着单衣在前线打仗，急需有缝纫手艺的人制作军装。这封信让我做出了改变一生的决定：加入被服厂参加八路军！于是，我揣着两个窝头瞒着家人连夜赶路，经过3天艰苦跋涉终于找到了晋察冀军区供给部被服厂。当时有十几个人像我这样的来报名参军，被服厂把我们编成一个班。因此前参加青救会的经历，我被任命为这个班的班长。

那时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我们班是缝纫班，从天蒙蒙亮一直忙到晚上,平均每人每天缝制三到四件军装，我给自己的目标是每天要做五件军装，经常连续赶工近20个小时，累了就趴在机器上睡会儿，眼睛熬红了、手指也磨出了厚茧，战友们看到我这么拼，都开玩笑地叫我“一根筋”。

记得1940年秋天，上级指派我和被服厂的30名女兵一起到晋察冀军区二分区参与组建供给部缝纫队。缝纫队与制鞋队、修械队、被服队、运输队一起住在平山县桑岭沟，我担任了缝纫队队长，我们的任务是为全区部队缝制军装。那时，厂房前的操场上，即将出征的八路军官兵大声唱着军歌；厂房里，我们女工连夜赶制军服。

月色清朗，军歌嘹亮，年轻战士们迸发出的精力热情深深感染着我。那一刻我下定决心：不管未来多么难，都要跟着共产党走。

1942年残酷的“大扫荡”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日军调集数万兵力开展拉网式“清剿”，缝纫队被围困在密林里。我们接到上级通知，要求以队为单位就地隐蔽坚持斗争。

“机器是命根子，人在机器在！”我带着姐妹们把缝纫机拆开藏进山洞里，又将身体不好的同志送到供给部收容队，随后带领剩下的30多人趁着夜色，离开驻地向深山转移。

转移后不久，我们就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于是便千方百计寻找大部队。后来，我们遇到一名因打游击与队伍失散的战士，他告诉我们：人员不能过多聚集，要分散到老百姓家中。于是，我和几位班长组织分散队伍，我带着6个人在深山里找了个地方隐藏起来。为了不暴露目标，我们不能生火做饭，渴了就喝凉水，饿了就吃野果、嚼草根树皮来充饥，当时的信念就是活下去找到大部队、找到组织。

一天晚上，我和姐妹们在行进中遇到一处陡峭悬崖。一名战士脚下一滑失足坠崖，被挂在百米深崖的树枝上。我心急如焚迅速组织营救，当时没有工具，便解下腰带接成绳子绑上石头施救，最终把坠崖战士拉了上来。

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军民团结奋斗，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大扫荡”。敌人离开后，我们把分散隐蔽在各个山沟里的队员集合起来并找到了分区供给部。在随后的反“扫荡”总结中，缝纫队因为没有损失一人一物受到了表扬。

这些年，我收到上级颁发的多枚纪念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这些都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肯定，但在我心里那些在前方流血牺牲的战友们更值得被纪念。我常对晚辈说：“现在的好日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你们要倍加珍惜。”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虽然我现在已经老了，不能再为党做什么工作了，但是党培养了我，思想不能“掉队”。每年“七一”前夕，我都会提前准备好“特殊党费”，以此表达我对党无限的热爱。

（林 琳、孔庆珊整理）

山东省军区济南第一退休干部休养所领导为耿相柏（居中）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时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