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9月25日出版的2023年第39期《瞭望》新闻周刊在“专题”专栏中刊发报道《谁在塑造对手的认知》。全文如下：

认知战形态的确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它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及其组织数十年来影响大众心智、瓦解对手思想的长期实践的一次质变。

早在冷战时期，认知战的概念就开始显现，当时美国及其盟友致力于使用传统媒体、通过心理操纵来影响敌对国家的公众舆论。冷战结束后，随着互联网的崛起，信息传播变得更加迅速和广泛，美西方开始认识到在数字时代影响目标对象认知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并大力发展认知作战的平台、渠道、手段和技术。

2010年代后期，以美国空军参谋长大卫·古德芬正式提出认知战概念为标志，西方国家开始将认知战作为一个全面战略概念进行探讨和规划。进入2020年代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将认知战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强调在认知领域获得优势，力求通过技术创新、意识形态竞争、信息操纵等维护其霸权地位。

指挥、实施与支撑

在认知战实践中，西方国家已建立起一整套组织架构、协调机制和作战流程，按其分工可大体分为指挥体系、实施体系、支撑体系等。

其中，指挥体系由政府、军队、智库等机构组成，负责制定认知战的目标、策略和计划，并进行监督和评估；实施体系主要由媒体、网络、非政府组织等机构执行具体行动，并进行调整和优化；支撑体系主要由学术、法律、金融等机构组成，负责提供所需的信息资源、法律依据、资金支持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际操作中，有些机构会兼具指挥、实施或支撑功能。

具体来讲，主要参与机构分工如下：

政府机构：在西方国家，认知战的战略规划和指导通常由政府机构来负责。这些机构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外交部等政府部门，它们制定认知战的整体战略方向，协调各部门间的合作，确保信息战的一致性和协同性。

情报机构：负责搜集、分析和评估目标国家的信息，以制定有针对性的认知战策略。这些机构还负责对敌情进行研判，以预测目标国家的行动和意图。

军事部门：信息战和网络战的主角，尤其注重通过军事技术进行信息搜集、传播、干扰和攻击，以实现战略目标。

媒体和宣传机构：在认知战中扮演着桥梁角色，它们向受众发布指挥体系选定的信息和观点，影响国内外舆论，以形成认知战的多方合力。

私营部门和智库：主要负责提供战略性建议和研究成果，帮助政府部门更好地理解对手的认知和意图，制定更精准的认知战策略。私营部门还能参与技术研发，为认知战提供技术支持。

国际组织和合作平台：西方国家通过其主导的国际组织和合作平台，推动认知战的协调和合作。

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是西方认知战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们通过公开或隐蔽的渠道向非政府组织、智库、媒体等机构提供资金、技术、人才支持，对他国社会认知进行渗透、改造、操纵，并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搜集、分析各种信息，对他国情报进行监控、破译，必要时甚至直接操纵国际金融市场、汇率、信贷、债务等，是西方在全球实施金融霸权，传播其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模式的重要工具。

联合指挥中心和创新中心：这是近年来西方国家联合发动认知战的一种新形式。部分西方国家之间建立了联合指挥中心和创新中心，用于协调认知战的实施和研发。这些中心汇集了各个部门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以更好地规划和执行认知战策略。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建立了上述体系的协调机制，通过多种方式动员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非军事力量及网络等新兴力量，在全球、区域、国内等不同层面，针对目标对象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不同领域和部门，实现认知战的多元力量、多层次、多方位的协同和协作。

认知作战的多种打法

北约认为，认知战是以负面效应，在个体和集体层面上，改变敌人认知过程、利用心理偏见或反省性思考引发思维扭曲、影响决策并阻碍行为的一种非常规战争形式。由此可见，在美西方眼中，认知战的关键，是以扭曲、虚假的信息来塑造对手的认知。

那么，西方认知战的各种实施主体，是如何利用负面效应和扭曲的信息来进行认知作战的？

政府与政客——

西方政府和政客常通过发布声明、发表演讲等方式传播西方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立场。他们的言论不仅能引导国际舆论，还能在目标国家产生影响，塑造其社会认知。美国为撕毁伊朗核协议而对伊朗进行的抹黑，就是这种策略的典型例子。

伊朗核协议是2015年7月14日在奥地利维也纳达成的一项多边协议，旨在限制伊朗的核计划，以换取解除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协议由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签署，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和认可。

然而，2018年5月8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不顾其他签署国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和批评，宣布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并重启对伊朗的制裁，公然破坏多边外交努力和国际法治原则。

为达成这一目的，美国政府对伊朗进行了一系列的污名化、威胁和制裁，试图在全球范围内营造一种认知：伊朗支持恐怖主义，破坏稳定，是中东地区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美国政府撕毁协议是维护世界秩序和正义的必要之举，美国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保护者。美国还试图动员其他国家加入其对伊朗的“极限施压”，以迫使伊朗就其导弹计划、地区政策和人权问题重新谈判，此外还通过情报机构和网络技术，对伊朗进行各种形式的监控、干扰和破坏，试图摧毁伊朗的信心和意志。

名流、公知、“网红”和意见领袖——

一些知名学者、专家、博主和“网红”也在认知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通过撰写文章、发布观点和评论，传播西方规划好的观点，影响大众的意见和看法。

在网络上被称为“环保少女”的瑞典青年环保活动人士格蕾塔·通贝里因为发起“为气候罢课”运动而成为全球知名人物。她曾多次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等重要场合发表演讲，呼吁世界各国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然而，她在演讲中也经常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公平的指责，认为其没有承担足够的责任。她的一些表态，如在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的“你们怎么敢？”，在2020年达沃斯论坛上的“立即停止排放”，在西方世界广泛传播，也影响了发展中国家一小部分激进环保主义者。

事实上，已经被多方证实其生活方式并不环保的“环保少女”，是发达国家推出的一个认知战符号，用以影响全球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是西方国家在气候谈判中施加压力和转移责任的工具之一，其用意在于强行推销西方不公平的气候问题解决方案。

这是西方国家塑造并利用所谓“名人”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其观点，以加强其认知战实力的典型案例。

智库、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

西方国家惯于以发布报告、赞助研究、民意调查、举办活动等为包装，强行推行自身政策、传播西方思想观念，以影响目标国家的社会认知，在此过程中，西方智库、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等机构作为认知战工具不仅负责提供所谓“专业性”和“权威性”背书，推动特定议题的传播，还负责人员联络、发展内应、提供资金支持。

成立于1961年的哈德逊研究所是美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保守派智库，主要从事国防、外交、经济、社会等领域的研究和分析。伊拉克战争前后，哈德逊研究所不仅向美国政府提供了多份伊拉克战略、武器、情报、民主化等方面的报告，论证并支持美国对伊拉克采取强硬军事行动，还与伊拉克的一些反对派人士和学者建立密切联系，为他们提供学术交流机会和资金支持，鼓励他们支持美国在伊拉克推行的所谓民主化进程，成为美国军事入侵的内应。

2013年的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大量事先潜伏在乌克兰的西方基金会等机构，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欧洲议会研究中心及国际特赦组织等，通过多种手段介入，力求塑造国际社会和乌克兰民众对危机的认知。它们通过资助所谓“独立媒体”和研究机构传播特定观点，渲染俄乌并非同根同源、乌克兰“始终是受害者”等负面观念，极力升级乌克兰国内的不满情绪，并通过组织活动和培训，鼓动乌克兰社会进行“变革”。最终，乌克兰民众在这种认知战的影响下陷入思想混乱，社会斗争迅速白热化，国家政治格局发生剧变，内外政策随之大幅调整，加深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对立，对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

维基解密还曝光，美国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民主研究指南、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国际事务全国民主研究所等机构，通过资助非暴力行动与战略应用中心等发展中国家机构，在前南斯拉夫、格鲁吉亚、黎巴嫩、突尼斯、马尔代夫和埃及等50多个国家进行认知作战，开展所谓社会抗争活动，打着“非暴力”旗号蛊惑人心，力图推翻当地政府、扶持亲美政权。

高校和教育——

西方国家以教育和学术交流的形式向目标国家输出其政策、知识和价值观，努力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对目标国家精英人士的洗脑。

在委内瑞拉政治动荡中被美国政府先扶持后抛弃的瓜伊多就是此类案例的代表。2007年，24岁的瓜伊多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助下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参加“政治领导力项目”，该项目的目标是培训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如何进行非暴力抗争和颠覆政权。由于在校园政治运动中表现积极，瓜伊多被列为重点培养对象派回委内瑞拉，与从美国普林斯顿胡恩学校毕业的洛佩斯等政治人物共同创立人民意志党，在美国政府和相关机构配合下全面否定委内瑞拉建设成就，并以“言论自由、民主改革”等口号连续煽动青年学生上街游行，最终导致委内瑞拉陷入动乱。

媒体和出版社——

西方媒体和出版社等在认知战中是具有影响力的传播平台，它们通过报道、评论、专题节目、纪录片、杂志、图书等传播西方的观点和信息，影响目标国家的舆论和信息传播，以配合政府干涉别国内政的计划。

2017年8月8日，肯尼亚举行总统选举，时任总统肯雅塔与反对派领导人奥廷加展开激烈的竞争。8月11日，肯尼亚选举委员会宣布肯雅塔以54.27%的得票率击败奥廷加的44.74%而获胜。然而，奥廷加拒绝承认选举结果，指责选举委员会存在舞弊行为，要求重新计票或重新选举，并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最终导致该国政局连续动荡，流血冲突不断。

在此过程中，以BBC、《卫报》为代表的英国媒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频繁发表带有倾向性的报道，其中大部分掺杂着支持或同情奥廷加的立场，质疑或否定肯雅塔的合法性和公信力。这些报道经常以不实或具有误导性的信息，夸大或捏造肯雅塔阵营和选举委员会存在的不正当行为，忽视或贬低其他国际观察员和机构对选举过程和结果的评价，抹黑或攻击支持肯雅塔或反对奥廷加的人士或组织。同时，英国媒体还通过其评论员、专栏作家、客座撰稿人等发表了多篇评论文章，从不同角度为奥廷加提供理由或借口，如认为奥廷加是民主和变革的象征等，批评肯雅塔是英国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权贵代表，甚至通过所谓纪录片“揭露”肯雅塔阵营和选举委员会如何操纵选举结果，试图证明奥廷加是被剥夺了胜利的受害者。

影视公司和娱乐产品——

西方影视公司通过制作电影、电视剧等作品，在“寓教于乐”中塑造了特定国家的形象，影响了公众的认知。

冷战期间，好莱坞在制作电影时经常对苏联阵营进行刻板塑造和诋毁，将其描绘为邪恶、残暴、落后、失败的代表。例如，电影《洛基4》将苏联拳击手达拉格塑造为一个冷酷无情、靠药物进行身体增强的怪物，而将美国拳击手洛基塑造为勇敢、正义的英雄。《红色黎明》讲述的是朝鲜人民军入侵美国小镇，几个美国青少年凭借一己之力击败“敌人”的故事。电影将朝鲜士兵描绘为残忍无情的杀人机器，而将美国青少年描绘为自由民主的捍卫者。这些电影不仅反映了美国对苏联阵营的敌意，也试图向全世界传播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深刻影响了美国民众和其他国家民众的认知，造成延续至今的偏见和刻板印象。

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

当下，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在认知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西方国家尤其注重利用社交媒体定向传播信息、引导话题、组织串联，影响目标国家的社会舆论和行动。

2011年席卷阿拉伯世界的“颜色革命”，就是由社交媒体完成组织串联的一场穿透式认知战。例如，在埃及的抗议示威中，毕业于开罗美国学校的谷歌公司中东北非地区营销经理高尼姆利用网络技能和资源，创建了一个名为“我们都是哈立德·赛义德”的脸书页面，将埃及警察系统塑造为“腐败、专制”的统治工具，呼吁民众发动全国性抗议。该页面很快成为组织埃及社会运动的重要平台，吸引了将近400万名关注者。随后，高尼姆和其他网络活动人士利用脸书、推特（现更名为X）、优兔等社交平台传播信息、组织人群、制定策略，使抗议活动迅速扩大。同时，组织者还利用此类社交媒体向国际社会输出其遭遇埃及政府施加压力和“虐待”，全力争取国际同情和物质支持，成为埃及社会动荡的一大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