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史
1929年6月8日，中国共产党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白砂镇早康村召开，史称早康会议，又称白砂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红四军党内关于前委与军委之争加剧的特殊背景下召开的。最终，在时任前委书记毛泽东的强烈坚持下，会议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从组织上保证了前委对红四军具有全面、集中的领导权，避免了党的分裂，也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四军中的领导地位。由此，早康会议也被称作“古田会议前奏曲”。
早康会议旧址。作者提供
1 1929年5月中旬，红四军结束了在赣南地区分兵组织和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割据的工作，集中在瑞金待命。这时，江西国民党军纠集了3个旅的兵力，分路向赣南地区恶狠狠地扑来。刚刚得到短暂休整的红四军又面临着严峻的斗争形势。
恰在此时，中央闽西临时特委书记邓子恢送来一份重要情报——闽西地区国民党军防务十分空虚。原来，蒋桂战争虽已接近尾声，但拥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部与驻扎在粤东的桂系军阀徐景唐部激战正酣，驻守闽西龙岩的陈国辉旅追随福建军阀张贞入粤，参加粤桂战争，帮助陈济棠讨伐徐景唐。这样，除了退守上杭城的郭凤鸣残部卢新铭旅外，闽西地区没有国民党军正规部队。
红四军前委当即决定主动撤离瑞金，避敌锋芒，出击闽西，配合闽西地区的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创造公开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
20日，红四军二度入闽，于23日一打龙岩，歼灭守城的陈国辉部1个营。为诱使陈国辉主力回援，红四军于当日撤出龙岩城，转移到邻近的永定县一带乡村分兵发动群众，肃清反动民团势力。
逃到永福的龙岩溃军一面向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和远在广东的陈国辉告急，一面纠集漳平等地的散兵游勇和土劣民团组织的300余人回窜龙岩城。
6月3日，红四军二打龙岩，赶跑了守敌刘烈波部。正在广东参加军阀混战的陈国辉听说老巢不保，极为震惊，立即率主力日夜兼程回援龙岩。盘踞在上杭城内的卢新铭也闻讯派出钟铭清团进驻上杭东北的白砂镇，企图配合陈国辉部夹击红军。
5日，红四军侦得敌情，毛泽东、朱德立即命令第3纵队和红59团撤出龙岩城，会同第2纵队赶到大池集结，第1纵队撤至大洋坝。这样，红四军故意让开一条通路，诱敌进入龙岩空城后，准备第三次攻打龙岩，以彻底消灭陈国辉部主力。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大池召开了红四军干部会。鉴于白砂是通往龙岩的咽喉要冲，会议决定在陈国辉部主力未到龙岩之前先打白砂，吃掉钟铭清团，扫清进军龙岩的障碍。
6月7日正值农历五月初一，恰逢当地“扛菩萨”打蘸的民俗活动日，白砂守敌对红军的行动毫无知晓，疏于防备。
清晨，红四军第2、第3纵队和军部由大池出发，经吊钟岩、小禾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白砂正面发起进攻。与此同时，红59团为右翼，经蛟洋苏家坡迂回南进扑向白砂；红四军第1纵队为左翼，从溪口大洋坝出击白砂。三路大军对白砂形成了扇形包围态势，守敌措手不及，仓促应战，在红军雷霆万钧的进攻下，很快就溃不成军。
激战1个多小时，白砂守敌1个团除团长钟铭清率20余人逃跑外，其余被全歼。战后，当地群众传诵着一首民谣：“五月里来开禾花，红军开来打白砂；四周包围无处走，杀得匪军满地爬。”
2 就在红军攻下白砂镇的当天，距离白砂圩场10公里处的早康村群众也举行了暴动。红四军前委和军部机关随即进驻早康。
8日上午，前委扩大会议在早康村东头的严氏宗祠里召开，议题就是解决红四军党内特别是高级领导人之间日趋激烈的、关于前委与军委的争论。
前敌委员会是红军初创时期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其领导人和组织成员都是由中央指定的。红四军前委是1928年11月在井冈山根据地时按中共中央6月4日《中央对前委的指示信》的指示精神成立的，毛泽东任书记。而红四军军委早在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后就成立了，毛泽东、陈毅先后担任书记。前委成立后，朱德接替陈毅担任军委书记。作为红四军内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前委直接领导军委的工作，负责管辖红四军各级党组织兼及地方赤卫队，并负有指导地方党组织之责。
这一领导体制运行了两个多月后，1929年1月，为打破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的第三次“会剿”，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向赣南转移。由于每日都在行军作战，与尾追之敌苦苦周旋，“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前委与军委共存已属多余且不利于行动，因此在2月初罗福嶂前委会议上决定取消军委。于是，以朱德为书记的军委停止了活动。
事后，毛泽东向中央报告：“感觉军委之重叠，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当年9月1日，奉命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陈毅也在书面报告中称：“四军出发赣南，前委在事实上随军走，所以只能管军队，至多达到某地作一点巡视地方党的工作，同时军队每日行动均须决定，因此觉得军委前委发生重复，遂将军委停止职权，由前委直接指挥两个团委，及特务营委及军部特支，颇觉便利敏捷。”可见，红四军军委的取消是在特定环境中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军事行动，避免领导机构的重叠臃肿，保证作战指挥的快速高效，而采取的一种临时性的措施。
到了5月，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蓬勃发展，红四军人数迅速增加，革命形势也开始好转，前委既要管军队，又要管地方工作，一时兼顾不过来，于是“前委临时决定组织军的最高党委，成立了红四军临时军委”。也就是说，红四军军委这一级党的组织在停止活动3个多月后，又恢复了。前委同时还决定由前来向红四军传达中共六大文件和中央“二月来信”的中共中央巡视员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
然而，长期留学国外的刘安恭对红军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缺乏了解，对红四军的领导体制与战略战术带有明显的偏见，试图以苏联红军的模式来改造中国红军。他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甚至攻击前委，散布不利于党内团结的言论，削弱了军队中党的领导作用。当上临时军委书记后，刘安恭便雷厉风行地主持召开了军委会议，并做出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
(《解放军报》2014年10月15日 0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