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下级怎么能决定上级的权力范围呢？显然，这是一个有悖于党的组织原则的错误决定，最终引发了一场前委与军委之争，并进而促发了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
5月底，毛泽东就曾在永定县湖雷镇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以厘清前委、军委的工作范围和职责。但由于当时战事紧急，湖雷会议并没有来得及解决问题。
6月1日，毛泽东在湖雷给中央发出了一封长信，除汇报军委撤销与恢复、刘安恭任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等情况外，还特意注明“党内现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之语。此时，毛泽东已更为清醒地意识到，这场关于前委与军委的争论，涉及红军党的领导方式、党在军队里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党的领导机关与军事机关的关系，其核心就是坚持个人领导还是党的领导的问题，事关这支革命军队的前途和命运。如果听任争论蔓延，只能加剧党内不同意见的对立，后果不堪设想，必须及早彻底澄清和解决。因此，白砂战斗刚刚结束，他便在早康村主持召开了红四军主要领导干部和部分地方代表共41人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着重解决湖雷会议争而未决的话题。
就在会议召开前的几个小时，林彪突然派人飞马给毛泽东送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对红四军党内争论发表了个人意见，表示支持毛泽东。同时他又用“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利用各种封建形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地攻击别的同志”等过激的语言，对朱德进行含沙射影、歪曲事实的攻击。
早康会议上，毛泽东公布了林彪的来信。信中那些“封建关系”“无形结合派”“政客的手段”“卑污的行为”“阴谋”等超出当时红四军党内领导集团政治生活常态的刺耳字眼，使大家感到无比震惊。随后，毛泽东提交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辞职书面意见，列举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指出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争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斠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对于党以什么方式领导红四军的问题，朱德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党应该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苏维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表示极端拥护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并认为红四军在原则上坚持得不够，成为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党部。
显然，朱德与毛泽东的意见都强调了党对军队的领导，表明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都有着共同的政治抱负和信念，为了共同的大目标而出生入死。因此发生在红四军内部的争论并不是权力之争，也不是路线之争，更不是分裂之争。但在具体的领导方式上，他们又的确存在分歧，甚至夹杂有个人意气。朱德更强调党支部的作用，坚持一切工作归党支部的原则，不赞同前委代替群众组织和各级党委的职权。
由于红四军的两位最高领导人意见发生分歧，加上林彪那封信的推波助澜、火上浇油，大家争论得更加激烈。林彪强调他的那封信所提出的问题“专指军委问题”，并指责朱德用手段拉拢部下，“希图成立军委以脱离前委之羁绊”。刘安恭也毫不示弱，继续坚持成立军委的主张，还以支持朱德的姿态，把红四军的党分成两派，甚至“提出完全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企图以轮流坐庄的形式夺取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一职。会议在这两人的激化下，陷入了僵局。
打破僵局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毛泽东辞职，前委瘫痪；要么撤销临时军委，刘安恭下台。最终，会议采取举手表决的形式做出裁决。结果是以36票赞同、5票反对的绝对优势，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一职自然被取消，并调任第2纵队司令员，军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亦改由前委委员李任予担任，随后又改由陈毅接任。
对早康会议的结果，毛泽东还是十分满意的。他在6月14日写给林彪的信中称：“只要看四十一个人会议中三十六票对五票取消那少数同志们硬要成立军委的一件事，就可知道大多数人一定不会拥护他们的‘不利于团结，不利于革命’的主张了。”
早康会议平息了关于临时军委存废问题的争论，贯彻了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从组织措施上使前委的领导重新得到加强。可以说，这是毛泽东为纠正红四军党内错误思想所作的一次努力和一次尝试，虽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错误倾向，却是毛泽东正确的建党建军思想同错误思想正面交锋后的一次胜利，在思想上、组织上和理论上为半年后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也为古田会议决议的最终形成提供了一定的实践依据。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副部长：李泉）
(《解放军报》2014年10月15日 0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