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石与星辰
■姚杜纯子
陈原道烈士肖像。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提供
2026年8月19日中午，我的手机收到一条消息，黑字白底，一则讣告猝然映入视线，让人心头一紧。我定睛看去：沉痛悼念刘纪原同志。
刘纪原，这个名字与中国航天事业紧密相连。他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之一，运载火箭与战略导弹控制技术专家、航天系统工程管理专家……星辰大海依旧浩瀚无垠，而他已悄然归去。忽然，我又想到，从未与父亲谋面的他，终于可以去见父亲了。
一年前，同样是在8月。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一位红领巾讲解员用稚嫩而深情的声音，向我讲述了一位革命烈士的故事。烈士名叫陈原道，早年投身革命，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中共河北临时省委组织部长、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上海革命工会党团书记等职务。1933年4月10日，这位年仅31岁的革命者昂首走向雨花台刑场，英勇就义。那时，他的妻子刘亚雄正怀有身孕。
这年的8月1日，他们的儿子出生了。这个新生儿就是刘纪原。
若不是那次寻访雨花英烈的经历，我或许永远不会知道，这位航天专家的背后，竟有着这样的血脉传承。
孩子出生后，刘亚雄为他取名“陈纪原”，以示永远铭记他的父亲陈原道。后来，为躲避敌人追查，孩子改随母姓，“刘纪原”就成了他此后的名字。
“亲爱的爸爸，当你被国民党的顽固分子杀害了的时候，我还在妈妈肚子里，已经是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了。”
“亲爱的爸爸，你死去12年了。你死以后，妈妈不知受了多少苦，流过多少眼泪！直到来到了延安，我们才过上幸福的日子。我长大了，一定要做革命工作，替爸爸报仇。”
陈原道读书时写的作文手稿（复制件）。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提供
这直白感人的字句，出自刘纪原儿时的一篇作文。那一年，延安中央党校筹备一个展览，向部分子弟学校的学生征集纪念亲人的文章。参加征文的刘纪原，以日记形式写下这些文字，纪念未曾谋面的父亲。
“没有爸爸的孩子”，读到这里，我的鼻子一酸。我仿佛看见那个瘦小的男孩，在昏黄的油灯下，伏在简陋的木桌前，一笔一划地含泪将这些话写在纸上。
时间的长河奔涌向前。长大成人的刘纪原没有走上拿枪“替爸爸报仇”的战场，而是选择了一个全新的战场。1954年，他像父母当年一样，背负着祖国的期望远赴苏联，进入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自动控制专业学习。学成归国后，他将全部心血投入祖国建设事业，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陈列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中的那张照片，是陈原道留下的唯一影像，拍摄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时期。起初，刘纪原只知道父亲是为革命牺牲的。直到来到北京后，通过父亲当年狱友的讲述和母亲平日的点滴回忆，他才逐渐拼凑出父亲陈原道立体而高大的形象。
一
陈原道故居。资料图片
1902年，陈原道出生在安徽巢县青岗乡（今巢湖市栏杆集镇）陈泗湾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到了该读书的年纪，可家中连温饱都成问题。“再苦也要让孩子去上学。”在母亲的坚持下，陈原道得以进入私塾读书。他天资聪颖，勤勉刻苦，深得先生喜爱。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当消息传到这个被河湾环绕的偏僻山村，9岁的陈原道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带着同学们一起把长辫子剪掉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他们的这一举动令私塾先生又气又急。作为这场“剪辫子风波”的带头人，陈原道不仅受到严厉责罚，还险些被逐出师门。
1919年夏，陈原道考入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来到芜湖求学，走进更为广阔的天地。他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还写了不少饱含家国情怀的文章。
时值新文化运动风潮正盛，身处时代洪流中的陈原道，在进步教师的引导支持下，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等。他还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以及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传播马克思主义、批判旧世界的文章。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陈原道结识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恽代英。这位年轻的革命者，以其儒雅从容的谈吐、平易近人的性格和朴实无华的作风，给陈原道留下了深刻印象。恽代英的演讲，仿佛一把火炬，照亮了无数青年彷徨的内心。凡是聆听过他演讲的人，无不为他那炽热的爱国情怀与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所感染。陈原道感到前所未有的热血沸腾，心中豁然开朗。那些关于国家前途、社会改造、阶级解放的论述，与他内心的呼唤产生了强烈共鸣，促使他更加坚定地走向革命道路。
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我看到陈原道的塑像与恽代英的塑像相距很近。令人惋惜的是，这个将陈原道领上寻求真理之路的良师益友，先于他两年在南京就义。
1923年，反帝爱国运动持续高涨。在芜湖，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运动风起云涌。特别是在聆听了恽代英、萧楚女等人充满爱国激情的演讲后，21岁的陈原道深受感召，执笔写下一篇名为《坚持抵制日货广告》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两句话，至今读来仍让人为之动容：“身可杀，而爱国热血不可消；头可断，而救国苦衷不可灭！”
陈原道不仅以文字呐喊，更以实际行动践行“救国苦衷”。在陈原道等人组织下，学生们涌向芜湖商会，据理力争，使芜湖商会会长签署了抵制日货的决定。芜湖学生“抵制日货”的行动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1924年春，陈原道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芜湖地委主要负责人。他与安徽早期党组织的重要创始人薛卓汉等人，积极投身工人教育事业，创办工人识字班、夜校及工人子弟小学。他们在普及文化知识的同时，还注重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民主革命思想，有效提升了工人的政治觉悟。
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反帝爱国运动浪潮汹涌，芜湖学生运动蓬勃兴起。陈原道因积极领导当地反帝斗争，被推举为代表，于1925年6月，赴上海参加第七届学生联合总会代表大会。如今，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中，珍藏着他当时使用的“12号”出席证原件。会议期间，他与任弼时、恽代英等人朝夕相处，共同探讨学生运动的发展方向与革命策略。这些宝贵的交流和指导，使他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更加系统、视野更为开阔。
同年9月，经恽代英介绍，陈原道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将个人命运与革命事业紧紧相连。
二
入党后不久，陈原道即迎来人生的重要转折。1925年10月，他被组织选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行者包括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选送至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首批学员。在那里，他们将系统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次年，刘亚雄也受组织派遣，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陈原道对这位名字酷似男性的女同学并不陌生。五四运动爆发后，刘亚雄曾是学生组织的重要骨干之一，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在莫斯科求学期间，两人相识相知，经常一起探讨革命理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29年春，陈原道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启程回国。中央任命他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长。接到命令后，他即刻动身，奔赴上海就职。报到当日，他惊喜地发现，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正是阔别多年的老朋友任弼时。让他同样感到欣喜的是，先期回国的刘亚雄，此时也在省委宣传部工作，担任干事一职。
陈原道与刘亚雄既是同窗，又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工作配合尤为默契。此后，刘亚雄不仅成为陈原道工作上的得力助手，更以踏实的作风和坚定的信念，与他并肩战斗在形势日渐严峻的上海。
由于环境险恶、工作繁忙，陈原道回国后一直未能回乡探亲。一日，弟弟陈元仓来到上海看望他。在陈家三兄弟中，陈原道排行老大，按族谱，兄弟3人本名分别为元道、元仓、元寿。学生时代的他，在读到韩愈的名篇《原道》后，便将名字改为“原道”。后来，陈原道用过“革新”笔名、别名，留苏之后又名“烈武”，谐音“列伍”，意为自己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考虑到保密和安全问题，陈原道特意化装成商人模样，来到陈元仓居住的旅馆。见面时，弟弟陈元仓不解地问：“你们这样偷偷摸摸的，将来能成大事吗？”时年28岁的陈原道满怀信心地回答：“等我38岁的时候，你再看看！”
谈话间，陈元仓无意中瞥见哥哥身边的箱子里装满了钱，便说道：“哥，你读书时，我们在家种田，赚钱供你念书。今年家乡干旱，家中生活实在困难。你看能不能筹措几个钱，帮助我们度过灾荒？”
陈原道斩钉截铁地说：“那可不行，这些钱都是公家的，是我们的活动经费，分文都不能动！”
“哥，我知道这些年你在外面做的都是大事，可是你也不能不顾爹娘，不管我们这个家啊？”陈元仓的声音里带着恳切。
这话让陈原道内心一阵酸楚，往事涌上心头。儿时家贫，弟弟早早辍学，家中靠做小生意赚来的钱供他上学。若不是家人多年默默支撑，又何来自己的今日？这份血浓于水的亲情，他从不敢忘。然而，纵使手中握有再多钱财，也无一分钱属于自己，那都是党的经费。身为党的干部，绝不能用一己之私来损害党的事业。沉默片刻，他开口道：“这样吧，等我抽时间翻译一本书，稿费拿到手，全部寄回家，帮你们渡过难关。”说着，他拉着弟弟蹲下身，随手拾起一块石子，在地上画了一大一小两个圈。“这大圈是‘国’，小圈是‘家’。”他指着地上画的圆圈，语气平静而坚定，“我现在是为党工作，为国家工作，为国就不能为家，两者不能兼顾啊。”陈元仓望着他，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正是受哥哥影响，陈原道的两个弟弟后来也都追随他的脚步来到上海，投身于党的地下革命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多地党组织接连被破坏，陈原道也更加忙碌。1930年2月，他北上河南，担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兼秘书长，担负起恢复与组建中共河南省委的重任。不到一年，他又奉命转战天津，任中共河北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实际主持省委工作。在河北工作期间，陈原道和刘亚雄再度相遇，而且在同一个机关工作。渐渐地，两颗心越走越近。他们心中都明白，对方已成为自己内心认定的爱人。后来，经组织批准，陈原道和刘亚雄结为了夫妻。
三
陈原道一生两次被捕入狱，第一次便发生在河北。
1931年4月，河北省委遭破坏，陈原道、刘亚雄、殷鉴等数十名共产党人被捕。作为“政治犯”，他们被押解至北平，集中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在这里，他们不仅遭受了身体虐待，更被迫进行所谓“反省”，遭受残酷的思想迫害。
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与折磨，同志们决定成立狱中秘密党支部，并推选陈原道担任第一任书记。在陈原道的带领下，大家同敌人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建立起一个富有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集体，为团结和保存党的有生力量、纯洁党的组织作出了贡献。
1932年秋天，经组织营救，陈原道与刘亚雄得以出狱。在前往上海继续革命工作的途中，他给家人寄去一封信。信中说：“希望家中的人，今后不要以我的生死为念。”可见，他已经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了。
来到上海后，陈原道担任江苏省委常委兼上海革命工会党团书记。当时的上海，特务横行、白色恐怖密布，他们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搬了十几次家。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坚持开展革命工作的。
不幸的是，就在陈原道脱险几个月后，因叛徒李兰平的出卖，他再次被捕，随即被转押至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这一次的牢狱之灾，形势更为险恶，考验更为严峻。
面对敌人的审讯，他化名陈伯康，试图以商人身份迷惑敌人。然而狡猾的敌人很快找来叛徒李兰平当面对质。面对叛徒的指认，陈原道的真实身份暴露。当时的报纸立刻发表消息：捕获共党重要人物。
抓到这样一位共产党的重要干部，敌人故伎重施，一面严刑逼供，一面以高官厚禄利诱，软硬兼施。他们多次派叛徒前来“劝降”，企图瓦解陈原道的意志。面对敌人的酷刑和利诱，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1933年4月10日，陈原道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当时和陈原道关押在一起的是进步青年马宾。起初，马宾见他一身商人打扮，心里有些看不惯。直到夜幕降临，两人蜷缩在单薄的被子里，陈原道竟然开始低声为他讲解革命道理。这让马宾渐渐消除了对他的偏见。马宾后来感慨道，陈原道把监狱变成了课堂，身陷囹圄的日子反而成为自己生命中一段珍贵的时光。
在阴暗的牢房里，陈原道教大家唱《囚徒歌》《上海工人们》等革命歌曲，还自编自演了一部揭露反动统治的短剧《审判蒋介石》。他耐心指导年轻人学习俄文，更引导他们思索革命的道路。他多么希望能在有限的时光里，把毕生所学、所知、所思毫无保留地传授给狱友们，只愿他们能够活下去，沿着他追寻的道路，勇敢走下去。面对死亡，他曾平静地对狱友说：“你将来如能出去，告诉我的爱人一声，只说我已牺牲了。”
陈原道被敌人杀害的消息，由狱中难友手写密信，通过刚出狱的革命青年马宾带出，辗转送到尚在上海的刘亚雄手中。怀有身孕的刘亚雄，得知噩耗，失声痛哭。
关于陈原道的故事，我还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细节。就义前夕，他将自己的大衣赠予了狱中的年轻人。那一刻，他眼中闪动的光芒里，蕴含的何止是同志之情，或许还有一丝未能成为父亲的遗憾。大概这些年轻人让他想起了自己尚未出生的孩子。
陈原道没能等到与孩子相见的那一天。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何尝不向往寻常人最朴素的温暖：当一个慈爱的父亲，享受寻常人家的天伦之乐；当一位负责任的丈夫，与妻子长相厮守，直至白头。然而，当革命理想与个人得失在命运的天平上同时摆放，他将自己生命的全部重量，义无反顾地加在了信仰的那一端。
四
为了照顾刘亚雄和未出世的孩子，党组织将刘亚雄调回她熟悉的北方。刘亚雄在生下孩子后，强忍失去丈夫的悲痛，继续为理想中的中国而奋斗。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回到北京工作，母子二人才真正开始共同生活。此前，刘纪原一直由外祖父刘少白悉心抚育。在动荡的岁月里，这位山西省的知名进步人士对外孙疼爱有加，视若珍宝。1942年5月，刘少白将外孙带至延安。不久后，刘纪原进入延安保育院小学读书。
长大后的刘纪原，投身中国的航天事业，以另一种方式在父亲和千千万万革命者用生命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他说：“父亲的初心，也是我一生奋斗的‘精神之根’。多少次，在看似‘不可能’的艰难险阻面前，父亲的精神意志支撑着我，迎难而上，永不言弃。”
2011年，在南非开普敦召开的第62届国际宇航联（IAF）大会上，中国航天专家刘纪原荣获国际宇航科学院（IAA）授予的冯·卡门奖。这是中国专家首次获此殊荣。
两代人，两种征程，却在精神深处激荡着同一种回响。那是对信仰的坚守，是对真理的求索，是将个人生命融入光辉事业的无悔抉择。父亲的热血，浸染了雨花台上殷红如血的雨花石；儿子的心血，铸就了长征火箭划破苍穹的烈焰。他们此生未能相见，却以各自的生命轨迹，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壮丽接力。
1934年初，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特别提到了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黄公略、恽代英、陈原道等烈士，提议与会者默哀3分钟，以示哀悼与敬仰。
刘纪原曾说：“父亲永远是宇宙中指引我的那颗灿烂星辰。值得告慰他的是，如今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没有白白牺牲。”
陈原道烈士雕像和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图片来源：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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