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成两大建设“互动”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互动”，就是在军民之间消除体系壁垒和封闭隔离，建立一个开放系统，跨越资源配置上“此多彼少”的博弈困境，最大限度地促使两大系统间的人才、资金、物资、技术、信息、管理等全要素的交流和融合。对此，《意见》围绕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这条主线，明确了总体目标、发展构想，并根据当前我国正处在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过渡的实际情况和战略需求，明确提出了八个领域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要求，确立了全要素、多领域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的战略框架。
从统筹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所需看，资源配置大致可分为三个环节：国家资源在经济和国防两大领域的初次分配；资源在国防系统内不同部门之间的再配置；资源在经济和国防领域之间跨领域的再配置。显然，没有初次分配环节的合理分配，国防建设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没有再分配环节的优化配置，国防资源就难以有效转化为国防能力；而资源的跨领域配置，对于促进两大系统要素的优化组合和融合创新、在全社会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意义重大。这正是推进军民深度融合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建设军民融合性国防体系的核心要义。
从机理上看，在军民二元分离结构下，两大体系之间要素相对凝固和隔离，本质上会形成一种“攫取性”国防建设体系。一方面，国家要用军民两大资源系统分别进行两大建设，结果肯定是成本高、效果差，军事体系作战能力会受到影响，国家综合国力和竞争力也将受到严重损害。另一方面，两大体系封闭隔离还会加剧国防资源配置的“虹吸效应”，即创新资源向国防产业过度配置、人才资源向国防领域过度配置、资本要素向国防领域过度配置。也就是说，一旦过量的资源配置到国防领域，整个经济系统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创新效率就会下降，经济增长的潜力就会受到侵蚀，进而会陷入并加剧“国防系统膨胀——实体经济衰落——经济增速减缓”的恶性循环。当年苏联的国防建设体系正是如此。
在“融合性”国防体系下，情况大不相同。由于要素可以流动互动，一旦国防资源初次分配不足，则可通过跨领域配置得到相当程度的缓解。即使初次分配环节配置过度，也可通过跨领域配置的“融合渗透效应”，将部分资源再配置于国民经济系统之中，进而缓解资源配置的失衡。
实践表明，只有实现两大建设融合发展，才能从总体上消除军事经济和民用经济分割的状态，使用一个军民相互兼容的经济技术基础，集中全民族的智慧建设国家和国防。对此，《意见》鲜明提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为实现这个目标，《意见》确立了2020年的发展目标，即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更加成熟定型，基本形成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基础领域资源共享体系、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体系、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军队保障社会化体系、国防动员体系。为达成这一目标，《意见》注重深化改革破除融合障碍，注重创新驱动增强融合动力，注重开放包容拓展融合空间，注重协同联动形成融合合力，注重共用共享释放融合红利，提出了全面的政策措施和要求，为实现两大建设融合互动指明了方向。
